多发性骨髓瘤（MM）作为一种克隆浆细胞异常增殖的血液系统恶性肿瘤，其生物学与临床异质性始终是临床诊疗的核心挑战——部分患者可长期稳定生存，而高危人群却面临早期复发、耐药等困境，疗效与预后差异显著。随着细胞分子遗传学技术的突破、新型药物的迭代及免疫治疗的兴起，MM诊疗已从传统的ISS/R-ISS分期，逐步迈向整合基因组、肿瘤微环境、MRD等多维度的精准治疗阶段。2025年国际骨髓瘤学会（IMS）大会更是涌现出诸多突破性研究，为预后分层优化、新型药物应用及治疗策略迭代提供了关键证据，也为我们探索“个体化诊疗”新路径提供了重要方向。为了深入解读这些前沿进展，助力临床实践转化，【肿瘤资讯】特别邀请到多位在MM领域深耕多年的权威专家——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傅琤琤教授、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王巍教授、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黄蓓晖教授担任主讲嘉宾，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刘俊茹教授作为特邀主持，围绕“预后分层”“新药探索”“治疗优化” 三大核心议题，结合2025 IMS最新数据与临床实践经验展开深度对话。本文特将专家们的精彩观点整理呈现，以飨读者。
MM精准治疗的前提之要
不断优化的预后评估与危险分层体系
Q1. 随着医学技术的发展，MM的预后评估已从传统的ISS/R-ISS分期发展到整合基因组、微环境、免疫特征等多维度的综合体系。在本次IMS大会上，多项研究提出了基于ctDNA、单细胞测序的新型分层工具。您认为这些新体系在临床实践中将如何与传统分层系统互补？尤其对于高危MM患者，该如何进行精准的风险分层管理与治疗策略选择？
今年的IMS大会让整个MM领域的同仁都倍感振奋，诸多突破性研究的涌现，让我们真切感受到治愈MM的曙光就在前方。当前MM预后评估体系的更新核心，在于“传统国际预后分期框架与新型评估维度的深度融合”，这种融合让风险分层更立体、更精准，绝非对传统体系的替代。
今年IMS大会上一项欧洲汇总分析（摘要号：OA-23）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该研究纳入2432例新诊断多发性骨髓瘤（NDMM）和浆细胞白血病（PCL）患者，发现循环肿瘤细胞（CTCs）按对数增量可分为5个预后截然不同的亚组，其中≥1% CTCs的NDMM患者生存期与PCL相当，这一发现为高危人群的早期识别提供了重要依据。以往我们依靠ISS/R-ISS分期，很难精准区分部分“看似标危实则高危”的患者，而现在发现，标危细胞遗传学患者若CTCs偏高，其预后与低CTCs的高危患者相近，这正是新型标志物填补传统分期空白的关键价值。
除了CTCs，2025 EHA大会的相关验证研究（摘要号：S199）也极具说服力，该研究对2446例患者进行分析，进一步确认了在真实世界与临床试验中，CTCs均为NDMM的独立危险因素，且0.01%~0.1%的CTCs阈值可对所有临床相关亚组患者进行风险二分法，而1%的阈值更能精准识别出约9%的超高危患者，这为临床风险分层提供了明确的量化标准，让分层从“定性” 向“定量”迈进。
在基因组层面，本次IMS大会上一项基于二代测序的大型队列研究（摘要号：OA-33），在6735例患者中验证了IMS/IMWG高危基因组共识模型，明确del (17p)、TP53突变等为主要生物标志物，识别出23.9%的初治高危患者，且多因素累积者预后更差。而2025 EHA大会的一项研究（摘要号：PB2914）还发现，NRAS/ATM突变及高肿瘤突变负荷（TMB）是独立不良因素，这些进展让传统分期中的“高危”定义有了更坚实的基因组支撑，不再局限于临床表象。
值得强调的是，随着新型药物的不断涌现，预后分层体系已具备动态调整的特性。部分传统意义上的高危患者，在接受含卡非佐米等新型药物的精准治疗后，预后可得到显著改善，这也让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通过更精准的分层与治疗匹配，未来有望让90%以上的患者实现长期生存，真正迈向MM的治愈时代。
在我看来，预后分层的核心价值始终是指导临床治疗决策，尤其是高危患者的精准管理，而2025 IMS及EHA大会的研究成果，正为临床实践提供了可落地的工具与策略。2025 IMS大会的一项重要研究（摘要号：OA-24）给了我们明确的实践指引，该研究对829例患者进行分析，评估循环浆细胞（cPCs）对NDMM患者R2-ISS分期的增强作用，结果发现将三个梯度的cPCs分层纳入R2-ISS分期后，预后评估的C统计量提升至0.655（OS）和0.687（PFS），显著优于单独使用传统分期。这提示我们在临床中可建立“传统分期+新型生物标志物”的双轨评估模式：先用ISS/R-ISS做初步分层，快速筛选出基础风险人群，再通过CTCs（0.01-0.1% 阈值）、cPCs（0.02%/0.3% 阈值）等指标进一步细化风险等级，让评估更精准。
2025 EHA大会的相关研究则进一步丰富了这一评估路径——一项摘要号为PB3007的研究发现，CTCs与骨髓浸润、临床分期高度相关，能实时反映疾病负荷，可作为传统骨髓活检的有效补充，解决了部分患者不耐受骨髓穿刺、需频繁监测的临床痛点；而另一项研究（摘要号：PB2914）通过分子突变数据，帮助我们识别出“传统分期低危但分子高危”的隐匿人群，避免了这部分患者因分层不足导致的治疗不足，真正实现“不漏诊、不错判”。
针对高危患者的管理策略，2025 IMS大会的两项关键研究极具临床价值。其中一项研究（摘要号：PA-391）采用IMS/IMWG新型高危标准（含del (17p)/TP53 突变、特定易位合并1q gain 等），在332例患者中识别出18%的高危人群，其PFS仅25.5个月，OS为30.0个月，进展及死亡风险分别是标危患者的2.15倍和2.5倍。更重要的是，该标准能从传统分期的中低危人群中，额外识别出80%此前被遗漏的高危患者，填补了“分子高危但临床分期模糊”的空白。
另一项真实世界研究（IMS大会摘要号：PA-403）基于2649例数据，明确年龄>70岁、ECOG体能状态差、ISS Ⅲ期及≥2个高危细胞遗传学异常（HRCA）是高危/超高危（UHRMM）的核心预测因素，其中UHRMM占比24%，这类患者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ASCT）率低、原发难治及早期复发率高。这两项研究共同提示，高危管理需从“单一分期依赖”转向“传统分期+新型基因组标准+临床特征”的多维度评估。例如，对于年龄大、体能状态差且合并多个高危细胞遗传学异常的超高危患者，应优先选择强化诱导治疗方案，并密切监测微小残留病（MRD），根据MRD状态及时调整治疗策略，实现精准干预，从而改善患者预后。
在临床实践中，我们经常遇到这样的困惑：部分患者基于传统细胞遗传学特征评估为标危，但疾病进展却异常迅速，这正是MM异质性的典型表现，也暴露了传统分层体系的局限性。而新型标志物与多组学分析的出现，恰好为我们破解这一难题提供了有力工具。
正如傅教授提到的，CTCs这类标志物能精准反映疾病活性，无论是IMS大会提到的按对数增量分层，还是EHA摘要号PB3007的研究发现的CTCs与骨髓浸润、临床分期的强相关性，都说明它能为传统分期提供重要补充，帮助我们识别出那些“临床标危、分子高危”的隐匿人群。在我看来，这些新型标志物的价值不仅在于“补充”，更在于能动态反映疾病变化，比如治疗过程中CTCs的下降幅度、是否持续处于低水平，都能为疗效评估提供实时依据，这是传统分期难以实现的。
除了单一标志物，多组学分析的价值同样不容忽视。2025 EHA大会上一项MM综合多组学分析研究（摘要号：S185）给我带来了很多启发，该研究整合了基因组、转录组和表观遗传数据，在接受Isa-KRD治疗的患者中明确了MRD的分子预测因素，还细分出不同分子亚型的预后差异——例如t (11;14)亚型MRD阴性率较低，而HP2亚型则更高。这提示我们，MM的异质性不仅体现在临床特征上，更深植于分子层面，传统分期难以覆盖这些精细差异，而多组学分析能帮助我们从“基因-转录-表观”全维度解析患者的疾病特征，让分层更具科学性。
在高危患者管理方面，这种“多维度定位”的价值更为突出。IMS OA-53研究提出的功能性高危复发（FHR）表型，提示“早期复发”这一临床特征的重要预后意义。结合EHA S185研究的多组学发现，我们在临床中可建立更精准的评估逻辑：对于传统分期高危的患者，不仅要通过CTCs监测疾病负荷，还可借助多组学分析明确分子亚型与突变特征；若患者同时存在FHR表型、ATM突变且属于t (11;14)等MRD缓解不佳的亚型，一线就应采用含新型药物的强化方案；而对于传统中危但存在高TMB或属于低缓解分子亚型的患者，也需上调干预等级。
这种基于“临床特征+分子标志物+多组学亚型”的分层模式，比单纯依赖传统分期更能实现个体化管理。未来，随着多组学技术的不断成熟，以及单细胞测序等新技术的应用，我们有望更精准地解析每一位患者的疾病特征，实现“一人一策”的风险分层与治疗匹配，让更多高危患者摆脱不良预后的困境，真正推动MM精准治疗迈向新高度。
MM精准治疗的创新之路
新型药物探索与治疗方案迭代
Q2. 随着对药物作用机制的深入理解，以新一代蛋白酶体抑制剂卡非佐米为基础的精准联合治疗有望成为NDMM个体化治疗的重要策略，为改善患者预后开辟新路径。2025 IMS数据显示，卡非佐米联合方案在高危、适合/不适合移植的NDMM患者中均展现出突破性疗效。您认为卡非佐米联合方案如何在现有的治疗策略中发挥独特作用？特别是在高危患者中，该方案为个体化治疗策略的制定提供了哪些关键依据？
当前国际上已形成共识：在DRd（达雷妥尤单抗、来那度胺、地塞米松）等三药联合方案基础上加入蛋白酶体抑制剂，能显著提升疗效与患者生存获益；同理，在VRd（硼替佐米、来那度胺、地塞米松）或KRd（卡非佐米、来那度胺、地塞米松）方案中纳入CD38 单抗，疗效也优于原三药方案。其中，卡非佐米作为新一代蛋白酶体抑制剂，正从“疗效补充”向“治疗核心”转变，其独特价值在临床实践中日益凸显。
众所周知，硼替佐米的临床应用通常控制在8个疗程左右，但从现有数据来看，要让适合移植与不适合移植人群均达到高MRD转阴率，需要1~1.5年左右的治疗周期才能实现深度缓解。显然，8个疗程的VRd方案难以覆盖“中位至最深MRD时间”，这也成为卡非佐米联合方案的重要应用契机——卡非佐米的安全性数据支持长期治疗，能为患者争取更持久的深度缓解。
2025 IMS大会上，Ⅲ期ATLAS研究以口头报告（摘要号：OA-51）的形式发表了高危组分析的关键证据：移植后采用KRd维持治疗的高危患者，尽管4年PFS率尚未达到传统标危水平，但HR=0.52的获益趋势非常显著，且MRD阴性率从筛查到第6周期持续升高，8例患者实现MRD转阴后无1例丢失，这对比传统来那度胺单药维持有明显优势。我们中心正在开展的“巩固治疗必要性”研究也显示，在诱导治疗后追加巩固治疗，能显著提高MRD转阴率及持续MRD阴性率，进一步证实了卡非佐米联合方案在“深度缓解维持”中的关键作用。
针对高危患者一线治疗，2025 EHA大会公布的GMMG-CONCEPT研究（摘要号：S209）数据更具说服力。该研究中，高危患者一线接受Isa-KRd方案治疗，中位随访42个月，预估中位PFS达69.7个月，1年、2年持续MRD阴性率分别达64.8%和40.6%，证实了该方案疗效的长期稳定性。而2025 IMS大会补充的细胞遗传学亚组分析（摘要号：OA-49）进一步显示，在245例含del(17p)、t(4;14)等高危细胞学异常的患者中，适合移植者MRD阴性率达74.8%，不适合移植者也达69.2%，其中t(4;14)阳性患者MRD阴性率更是高达82.8%。
这些数据清晰证明，在当前四药联合方案中，含卡非佐米的方案在高危患者中展现的MRD阴性率明显高于硼替佐米方案。在我看来，无论是标危还是高危患者，当前治疗的核心目标都是“将短期缓解转化为长期生存”。尽管“最优四药组合”仍在探索中，但现有数据已明确：卡非佐米至少在高危患者中是更优选择，且在整体人群中也能带来显著生存获益，为个体化方案制定提供了坚实的疗效依据。
我从临床实际应用场景补充几点见解。2025 IMS大会一项真实世界研究（摘要号：PA-447）对1129例接受ASCT的NDMM患者进行分析，对比了KRd与VRd诱导治疗的效果——结果显示，KRd组预处理前≥完全缓解（CR）率（23% vs 16%）、MRD阴性率（49% vs 42%）均显著更高，中位PFS也延长了13.5个月（62.2个月 vs 48.7个月）；多变量分析中HR=0.76，提示即便调整其他因素，KRd仍能带来独立生存获益。
这一结果对临床选择的指导意义尤为明确：对于适合移植的患者，尤其是传统VRd方案效果可能有限的标危人群（如年龄<65岁、男性患者），KRd可作为优先诱导方案；而对于高危患者，尽管该研究中未显示出显著PFS差异，但“更深缓解”本身已为后续ASCT和维持治疗打下更好基础——毕竟ASCT前的缓解深度直接影响移植后的长期疗效，这也是卡非佐米联合方案在移植相关场景中的独特价值。
这一真实世界结论也得到了同期临床试验数据的印证。2025 EHA大会公布的FORTE试验长期随访结果（摘要号：S194）显示，采用“KRd诱导-ASCT-KRd维持”模式的患者，中位PFS长达99个月，即便高危患者中位PFS也达93个月。这些数据不仅夯实了卡非佐米联合方案在适合移植NDMM患者诱导治疗中的核心地位，也为“从临床试验证据向真实诊疗场景转化”提供了可靠依据。
从联合药物的选择来看，2025 IMS大会一项随机对照研究（摘要号：PA-404）对比了KRd与Elotuzumab联合KRd治疗适合移植NDMM患者的效果，尽管3年PFS率无统计学差异，但Elotuzumab-KRd组诱导后MRD阴性率更高，提示卡非佐米与不同机制抗体联合的潜力。而2025 EHA大会ADVANCE试验（摘要号：S207）则给出了更明确的联合路径——CD38单抗联合KRd方案，将MRD阴性率从36%提升至59%，且无新增安全性信号。这意味着，卡非佐米联合抗CD38单抗有望进一步提升疗效，尤其适合需要快速降低肿瘤负荷的高危患者，为联合方案的个体化选择提供了明确方向。
前面两位教授已从疗效数据与临床应用场景做了深入分析，我想从“MRD指导治疗策略”和“特殊高危人群管理”两个维度，补充卡非佐米联合方案的个体化价值。
首先是MRD驱动的治疗调整——2025 EHA大会公布的MIDAS试验最新数据（摘要号：S205）为这一领域提供了重要参考。该研究在Isa-KRd诱导后，根据患者MRD状态分组：MRD阴性（10-5）者随机接受Isa-KRd巩固或ASCT，结果显示两组维持治疗前10-6水平MRD阴性率无显著差异（84% vs 86%）；而MRD阳性者随机接受单次或双次ASCT，两组MRD改善效果也相近。这一结果的临床意义重大：对于卡非佐米联合治疗后已获得一定MRD缓解的患者，无需强求ASCT，可根据患者移植意愿、身体状况灵活选择后续方案；即便对高危患者，“是否必须移植”也有了更多个体化调整空间，打破了“高危必移植”的传统认知，为移植适合性存在争议的高危患者提供了新的治疗路径。
其次是高危患者的强化治疗策略。2025 IMS大会更新的IFM 2018-04试验数据（摘要号：PA-424）很有代表性——该研究入组的均为del(17p)、t(4;14)等高危患者，采用“Dara-KRd 诱导-双次ASCT-Dara-R维持”全程策略，中位随访49个月，4年PFS率达72%、OS率达81%，即使是5例进展患者中曾有4例为MRD阴性，仍能通过持续维持治疗延缓进展。这提示，以卡非佐米为核心的诱导方案能为后续强化治疗奠定良好基础，进而实现长期生存获益，尤其适合需要多线强化的高危人群。
还有ISKIA试验（摘要号：S208），它进一步细化了卡非佐米联合方案的获益人群。该试验对比了Isa-KRd与KRd在ASCT患者中的疗效，其中Isa-KRd组在4疗程巩固后追加12疗程 “轻巩固治疗”，结果显示其10-6水平1年持续MRD阴性率达52%，显著高于KRd组的38%（OR 1.82）；尤其在≥2个高危细胞遗传学异常的超高危人群中，Isa-KRd组持续MRD阴性率（62%）远高于KRd组（20%）。这说明，对于高危尤其是超高危患者，在卡非佐米联合方案基础上延长“轻巩固治疗”，能进一步提升MRD缓解的持续性，为个体化治疗时长的设定提供了重要依据。
Q3. 双特异性抗体和CAR-T细胞疗法均通过激活T细胞杀伤骨髓瘤细胞，但作用机制、疗效及安全性存在差异。2025年IMS大会上，多项研究评估了两者在RRMM中的疗效及安全性。结合临床实践经验，您认为该如何根据患者特征选择合适的免疫治疗方案？以及对于MM免疫治疗顺序有哪些临床建议？
双特异性抗体与CAR-T细胞疗法的选择及序贯顺序，确实是当前MM临床诊疗中备受关注的热点问题。在我看来，两者并非相互替代，而是需根据患者个体特征精准匹配，2025 IMS大会公布的多项研究数据，为这种“个体化匹配”提供了坚实的循证医学依据。
从CAR-T疗法来看，中国首款上市的BCMA CAR-T药物伊基奥仑赛注射液（Eque-cel）在本次IMS大会上公布的3年随访数据（摘要号：OA-08）令人振奋。该研究纳入109例多线治疗后的RRMM患者，结果显示客观缓解率（ORR）高达96.3%，完全缓解/严格意义完全缓解（CR/sCR）率达83.2%，中位PFS更是长达30.5个月；尤其在未接受过CAR-T治疗的患者中，中位PFS延长至35.9个月，且MRD阴性率高达95.3%，持续阴性时长超3年。这一数据与欧美主流BCMA CAR-T药物的疗效媲美，充分证明了中国自主研发CAR-T疗法的卓越水平。在安全性方面，该疗法同样表现出色：93.6%的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CRS）均为1~2级，仅2例出现轻度免疫效应细胞相关神经毒性综合征（ICANS），且未观察到迟发性神经毒性，整体安全性可控。基于这些数据，对于身体基础状况较好、无严重合并症、能够耐受淋巴细胞清除预处理，且追求深度、持久缓解的患者，尤其是未接受过BCMA靶向治疗的群体，CAR-T疗法应作为优先选择。这类患者通过CAR-T治疗有望获得长期无治疗缓解，甚至实现临床治愈的目标。
而双特异性抗体在临床应用中则展现出独特的优势。本次IMS大会上一项针对双特异性抗体停药后疗效维持的研究（摘要号：OA-02）颇具启发意义：该研究纳入78例因感染、皮肤毒性等原因停用双特异性抗体的RRMM患者，停药后中位随访16个月，2 年无复发生存（RFS）率达67%，其中1~5线治疗患者的2年RFS率更是接近80%。这一结果表明，双特异性抗体即使采用有限疗程治疗，仍能维持较长时间的疾病缓解，且停药后感染风险随时间逐渐降低，避免了长期用药带来的免疫耗竭及靶点突变风险。
因此，对于年龄较大、合并症较多（如慢性感染、肝肾功能不全）、无法耐受CAR-T预处理的患者，或疾病进展迅速、需要快速控制病情以降低肿瘤负荷的患者，双特异性抗体的“灵活给药、安全性高”特性更具临床价值。此外，本次IMS大会上公布的三特异性抗体ISB 2001的探索性研究（摘要号：OA-35）也值得关注，该药物针对BCMA×CD38×CD3靶点，在71%为CD38难治、46%接受过BCMA治疗的多线耐药患者中，ORR仍达74%，且半衰期长达17天，支持每月给药一次，为多线耐药患者提供了新的治疗选择。
前面傅教授已从疗效与患者基础特征的匹配角度做了全面分析，我想进一步聚焦特殊人群管理与免疫治疗序贯策略的细节补充几点见解。
在特殊人群管理方面，原发性浆细胞白血病（pPCL）和髓外疾病（EMD）患者的治疗一直是临床难点，而本次IMS大会公布的研究数据为这些患者带来了新的希望。针对移植不耐受的初诊pPCL患者，CAREMM-002研究（摘要号：OA-16）采用BCMA CAR-T治疗，仅纳入8例患者，但ORR达100%，87.5%实现sCR，且所有患者均维持MRD阴性，中位随访15.4个月无复发。这一结果有望打破pPCL传统治疗生存期不足2年的困境，提示对于这类高侵袭性、无标准治疗方案的特殊亚型患者，CAR-T可作为一线突破选择。
对于EMD患者，既往单靶点CAR-T治疗效果往往不佳，而双靶点CAR-T疗法展现出显著优势。Ⅰ期TANDEMM研究（摘要号：OA-71）采用BCMA/GPRC5D双靶点CAR-T治疗15例EMD患者，ORR达87%，中位PFS超18个月；2025 EHA大会上一项类似研究（摘要号：PS2147）更是实现了100% ORR和94% MRD阴性率。这些数据充分说明，双靶点免疫治疗能有效覆盖EMD患者的治疗需求，这类患者可优先考虑双靶点方案。
在序贯治疗策略上，我认为应遵循“靶点优先级+疗法特性”双重原则。首先，在靶点选择上，应从“单一靶点优先”向“多靶点覆盖”过渡：未暴露过BCMA靶点的患者，优先使用BCMA靶向治疗（CAR-T或双特异性抗体），若疾病进展再换用GPRC5D靶向药物或双靶点方案；对于已接受过BCMA治疗的患者，三特异性抗体ISB 2001（IMS摘要号：OA-35）或BCMA/GPRC5D 双靶点CAR-T（IMS摘要号：OA-71）可作为后续选择，这类多靶点方案能有效克服单一靶点耐药。
其次，在疗法顺序上，可参考“深度缓解优先，安全兜底”的原则：身体条件允许的患者，可先采用CAR-T疗法追求长期缓解，疾病进展后再用双特异性抗体维持或控制病情；而身体虚弱、合并症多的患者，可先以双特异性抗体控制病情、改善身体状态，待条件允许后再考虑更强化的免疫治疗。此外，IMS摘要号OA-02的研究提示，双特异性抗体的有限疗程策略可行，临床中可根据患者耐受情况调整给药时长，在保证疗效的同时降低长期毒性，为后续治疗保留更多空间。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免疫治疗的选择与序贯并非一成不变，需结合患者的动态病情变化、治疗应答情况及靶点演变及时调整，真正实现“一人一策”的个体化治疗。
MM精准治疗的持续探索
治疗策略优化与未来发展展望
Q4. MRD是评估MM治疗深度和预后的关键指标，其阴性状态与长期生存显著相关。近年来，基于MRD的动态监测已逐步纳入临床实践，用于指导治疗降阶（如减少化疗周期）或停药决策。根据最新研究数据，您认为目前以MRD为指导的治疗策略取得了哪些突出进展？未来该如何进一步优化MRD驱动的个体化治疗?
MRD确实是当前MM治疗领域的核心热点，相较于传统依赖M蛋白评估疗效的模式，MRD的独特价值在于——它已被多项大三期临床研究证实，患者更早获得MRD阴性、且持续维持阴性状态，其疾病控制持续时间会显著延长。这也意味着，以MRD为指导的治疗策略，不仅是实现患者长期疾病控制乃至早期安全停药的关键，更能帮助我们减少患者长期用药带来的毒副作用与耐药风险，是MM精准治疗的核心抓手。
2025 IMS大会上，MRD相关研究的突破主要集中在检测技术标准化与治疗决策精准化两大方面。在检测技术层面，一项口头报告（摘要号：OA-22）对比了4种NGS方案（包括美国的clonoSEQ、欧洲的EuroClonality等）在骨髓与ctDNA样本中的MRD评估效果，结果显示IgH重排序列的检测一致性高达90%，且ctDNA与骨髓样本的基因组图谱高度可比，63%的ctDNA MRD结果与骨髓评估一致。这一发现意义重大，意味着我们在特定时间点可采用ctDNA液体活检替代骨髓穿刺这种创伤性操作，尤其适合需要频繁监测但不耐受骨穿的患者。不过我们团队的先行研究也发现，ctDNA与骨髓MRD在敏感性上仍存在一定差异，在疾病早期阶段，ctDNA液体活检的应用效果更为理想。
另一项口头报告则解决了临床中“检测方法选择难”的问题。该研究在Isa-KRd方案相关的IsKia试验中（IMS摘要号：OA-25），前瞻性对比了NGF与NGS在10-6灵敏度下的检测效果，发现两者一致性达90%（κ=0.80），NGF预测NGS MRD状态的阴性预测值（NPV）高达86%，且不受抗CD38单抗治疗的影响——这就避免了抗CD38单抗对荧光染色的干扰，证明NGF可作为NGS的可靠替代方案。当然需要注意的是，NGF对样本量要求更高，比如NGS仅需5ml骨髓即可检测，而NGF可能需要20ml甚至更多样本以保证有效细胞数量，这在临床应用中需结合患者情况灵活选择。
在治疗指导价值方面，此前提到的ATLAS试验（IMS摘要号：OA-51）与MRD指导策略形成了很好的呼应：对于标危且MRD阴性的患者，可安全地从KRd方案降阶为来那度胺单药维持，其4年PFS率仍能达到67.5%，在保证疗效的同时减少了药物暴露与多药耐药的产生。而2025 EHA大会的一项延伸研究（摘要号：S193）进一步显示，无论患者初始MRD状态如何，KRd维持治疗均优于来那度胺单药，且MRD阴性患者的PFS获益更为显著（HR=0.50）。这提示我们，MRD可作为“治疗强度调整”的核心依据——对深度MRD缓解者可考虑降阶，对MRD持续阳性者则需适度升阶，实现个体化治疗强度匹配。我们中心也在开展相关探索，后续会有更多数据分享。
我非常认同MRD在MM治疗路径优化中的核心作用。2025 IMS大会上的多项研究，进一步明确了MRD在临床实践中的可操作性，为其广泛应用提供了关键支撑。
其中一项针对149例患者的对比分析研究（IMS摘要号：OA-26）显示，ctDNA MRD阳性的特异性达90.1%、阳性预测值94.9%，且完全缓解（CR）患者中89.3%为ctDNA MRD阴性，复发患者则全部为ctDNA MRD阳性。这一数据充分证明，液体活检可作为“疗效确认”的快速工具，尤其对于非分泌型MM这类传统M蛋白监测失效的亚型，ctDNA MRD能有效填补监测空白，解决了临床长期以来的一大难题。
2025 EHA大会公布的MIDAS试验（摘要号：S205）则打破了“移植必优于药物巩固”的传统认知。该研究在Isa-KRd诱导后，对MRD阴性（10-5）患者随机分配至Isa-KRd巩固或ASCT组，结果显示两组预处理前10-6 MRD阴性率无显著差异（84% vs 86%）；而对于MRD阳性患者，单次ASCT与双次ASCT的MRD改善效果也相近。这一发现为治疗方案的个体化选择提供了重要依据：对于MRD已达深度缓解的患者，无需强求ASCT，可根据患者的移植意愿、身体状况灵活选择后续方案，既能保证疗效，又能避免过度治疗带来的风险与负担。
另一项ISKIA试验（摘要号：S208）则聚焦高危患者的MRD指导策略，证实Isa-KRd联合轻巩固治疗能显著提升10-6水平的持续MRD阴性率（52% vs 38%），尤其是在≥2个高危细胞遗传学异常的患者中，获益更为显著（62% vs 20%）。这一结果提示，对于“MRD状态+高危因素”双阳性的患者，可通过延长治疗时长进一步强化MRD缓解的持续性，为双维度指导治疗时长提供了坚实的循证医学依据。
在临床实践中，我们已开始将这些研究成果落地应用：对于MRD深度缓解的标危患者，适当降低治疗强度；对于MRD阳性且合并高危因素的患者，则采取强化治疗或延长巩固治疗时长，通过这种“量体裁衣”的方式，最大化患者获益。
我想从“MRD动态监测”与“未来优化方向”两个维度补充几点见解。当前MRD指导策略的重要进展，已从“单次评估”转向“动态监测指导干预时机”，这一点在我们中心的临床实践与最新研究中均得到了印证。
我们中心近期的回顾性数据显示，在42例MRD阴转阳的患者中，我们将其分为三组：9例在MRD复阳时启动早期干预，12例在生化复发时干预，13例在临床复发时干预。结果发现，MRD复阳后早期干预的患者，其疾病进展时间（TTP）与OS均显著更长，且重新获得MRD阴性的比例也明显高于临床复发时才干预的患者。这一数据充分说明，基于MRD动态监测的早期干预，能为患者争取更优预后。
2025 EHA大会上的REMNANT研究（摘要号：PF795）也探索了类似方向，该研究纳入182例MRD阴性的CR患者，结果显示MRD指导组有21%因MRD复阳启动治疗，而疾病进展（PD）指导组仅5%启动治疗。尽管目前长期OS数据尚未成熟，但已证实MRD可早期预警复发，为“提前干预、延缓PD”提供了可能，这种前瞻性监测模式比传统依赖影像学或M蛋白的监测更具临床价值。
对于MRD驱动的个体化治疗，未来仍有两大优化方向需要重点关注。第一个方向是解决“MRD 阴性仍复发”的难题。MIDAS试验的多组学分析（摘要号：S185）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通常被认为预后相对良好的t(11;14)亚型、CCND1突变患者，其MRD阴性率反而更低；而分子层面高危的MYC、BRAF突变患者，MRD阴性率却更高。这提示我们，单纯依赖MRD状态不足以全面评估患者复发风险，需结合分子亚型进行综合解读。比如t(11;14)亚型患者大多CD20阳性，生物学特征更惰性，治疗反应相对较慢，虽难获MRD阴性但预后并不差；而MYC、BRAF突变患者虽易获MRD阴性，但复发风险仍高。因此，对于这类高复发风险分子特征的MRD阴性患者，需延长监测周期或强化维持治疗，避免因“MRD阴性”而忽视潜在风险。我们中心也在开展相关探索，希望能为这类患者的个体化管理提供更精准的依据。
第二个方向是推动MRD检测的标准化。目前MRD检测方法多样，不同中心采用的技术平台、阈值定义各不相同，导致检测结果缺乏可比性，影响了其临床指导价值。这就需要MM领域的各位专家共同协作，进一步统一MRD阳性的识别标准、阈值定义及检测技术规范，让MRD数据在不同中心、不同研究中具备互认性，真正成为全球通用的精准治疗“标尺”，最终让每一位患者都能从个体化治疗中最大获益。
Q5. 从今年国际大会的研究来看，双靶点CAR-T细胞疗法、三特异性抗体等新型免疫治疗显示出令人振奋的疗效，而针对表观遗传调控和肿瘤代谢的靶向药物也展现出独特优势。随着治疗选择的丰富，我们又该如何设计合理的序贯治疗方案，使患者获得最大生存获益？展望未来，MM精准治疗领域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研究方向？
今年的国际学术大会上，MM治疗领域的新药、新疗法层出不穷，就像一桌“满汉全席”，既让我们感受到治疗选择丰富带来的“幸福”，也让“如何合理布局序贯治疗”成为临床必须面对的核心课题。在我看来，序贯方案的设计需围绕“疗效最大化、毒性最小化、耐药延缓化”三大核心原则，结合患者分子特征与疗法特性精准匹配，2025 IMS大会的研究数据为这一思路提供了关键依据。
从新型免疫治疗的序贯逻辑来看，应遵循“好钢用在刀刃上”的原则——将深度缓解能力强的疗法前置。比如BCMA CAR-T伊基奥仑赛注射液，在本次IMS大会上公布的3年随访数据显示，未接受过CAR-T治疗的复发难治患者中位PFS接近3年，MRD阴性率超95%，这类能实现长期缓解的疗法，适合用于身体条件较好、无严重合并症的患者早线治疗，为后续治疗争取“无治疗缓解期”。我们中心目前正在开展相关三期随机对照研究，就是为了进一步证实这类强效疗法前置的临床价值。
而当患者出现BCMA靶向治疗复发耐药时，我们如今也有了更多应对方案。今年IMS大会上，BCMA×CD38×CD3三特异性抗体ISB 2001在46%接受过BCMA治疗的患者中仍取得74%的ORR，且支持每月给药，为耐药患者提供了有效的衔接方案。此外，双靶点CAR-T、新型小分子靶向药物、ADC药物等也在陆续涌现，未来耐药后的治疗选择将更加多元化。
对于传统基石方案与新型疗法的组合序贯，需重点关注“机制互补性”。比如MIDAS试验的多组学分析发现，MYC、BRAF突变患者对Isa-KRd方案的MRD缓解更好，这类患者在接受卡非佐米联合方案诱导后，若 MRD未达深度缓解，可引入表观遗传调控药物（如HDAC抑制剂）进一步增强疗效；而肿瘤代谢抑制剂（如谷氨酰胺酶抑制剂）可改善肿瘤微环境的免疫抑制状态，为后续再次启用免疫治疗创造条件，有望解决免疫治疗耐药难题。
整体而言，序贯设计需先通过多组学检测明确患者分子特征，再按“强效诱导→深度巩固→精准维持→耐药挽救”的路径，匹配不同机制疗法。避免过早使用多靶点药物导致后续治疗无药可用，同时也要根据患者治疗应答动态调整方案。我坚信，在这样的精准布局下，我们有望迎来MM患者普遍生存期超十年的新时代。
我非常认同“个体化序贯+机制互补”的核心逻辑。在多元化治疗新时代，不同人群的序贯方案需体现差异化，尤其要关注高危患者与老年患者的特殊需求。
对于高危患者，序贯方案需强调“早期强化、持续控制”。GMMG-CONCEPT试验显示，Isa-KRd方案能为del(17p)、t(4;14)等高危患者带来69%~75%的MRD阴性率，这类患者可采用“Isa-KRd诱导→移植→KRd维持” 的基础策略，若出现MRD复阳，再启动双靶点CAR-T（如BCMA+GPRC5D CAR-T）挽救治疗，形成“全程强化、动态调整”的治疗链条。
而对于不适合移植的老年患者，序贯重点在于“安全性优先、疗效可控”。可先以KRd方案诱导，再用双特异性抗体维持，2025 EHA大会摘要号为PS1721的研究证实，这类方案在老年患者中CRS发生率仅50%且均为1~2级，能在保证疗效的同时降低毒性，显著提升老年患者的治疗耐受性与生活质量。
展望未来，有三个研究方向值得重点关注。第一是动态疗效预测工具的开发——当前MRD监测虽能指导治疗调整，但仍有部分患者 MRD阴性后复发，需结合ctDNA动态突变、T细胞受体克隆多样性等指标，建立更精准的复发预警模型，实现“提前干预、延缓进展”。第二是跨机制联合疗法的探索，比如双靶点CAR-T与肿瘤代谢药物的联合，已有早期研究显示两者可协同增强T细胞杀伤活性，减少免疫逃逸，未来需更多临床试验验证其疗效与安全性。第三是真实世界证据的积累，目前多数研究基于临床试验人群，而临床中合并症多、高龄的患者占比不低，未来需要更多真实世界数据，优化不同人群的序贯方案细节，让精准治疗惠及更多患者。
我想从“技术创新应用”“动态治疗优化”“特殊人群精准化”三个维度，补充未来MM精准治疗的核心方向。
第一个方向是单细胞测序在临床中的转化应用。目前单细胞测序已用于解析MM 免疫微环境的细胞互作网络，未来有望成为临床常规评估工具。通过单细胞测序，我们可以精准识别免疫微环境类型——比如“免疫沙漠型”患者体内T细胞浸润极少，直接使用CAR-T等免疫治疗效果不佳，这类患者可先采用免疫调节剂改善微环境，再启动免疫治疗，能显著提升应答率；而“免疫富集型”患者则可优先选择免疫治疗，最大化疗效。这种基于微环境特征的治疗匹配，将是精准治疗的重要突破点。
第二个方向是多指标整合的动态治疗策略。当前MRD 指导的治疗已取得显著进展，但未来还需结合ctDNA动态监测、CTCs计数、分子突变演变等多维度指标，建立“全景式监测体系”。比如患者在治疗过程中，若MRD持续阴性但ctDNA出现特定突变，可提前调整维持治疗方案；若MRD阳性但伴随免疫微环境改善，可继续当前方案并密切监测，实现“疗效达标则降阶、出现耐药信号则升阶”的动态管理，避免过度治疗或治疗不足。
第三个方向是罕见亚型的专属序贯方案开发。目前pPCL、EMD等特殊亚型的治疗方案，多参考典型MM患者，疗效有限。而2025 IMS大会CAREMM-002研究显示，BCMA CAR-T可让pPCL患者实现长期缓解，TANDEMM研究证实双靶点CAR-T对EMD患者疗效显著。未来需通过更多机制研究，明确这些特殊亚型的分子特征与发病机制，开发专属的序贯治疗方案——比如pPCL患者可采用“CAR-T诱导→双特异性抗体维持”，EMD患者优先选择双靶点免疫治疗，避免同质化治疗，让特殊人群也能获得理想疗效。
总之，MM精准治疗的未来将是“分子特征+动态监测+机制匹配”的深度融合。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与研究的持续深入，我们终将实现“一人一策”的全程管理，让更多MM患者走向长期生存。
总结
本次“2025 IMS 国际会看多发性骨髓瘤研究进展：迈向精准治疗新时代”专题研讨会，几位专家围绕MM预后分层、新药探索、治疗优化三大核心议题，结合2025 IMS及EHA大会最新研究数据与临床实践经验，展开了深入且富有洞见的分享。从“传统分期+新型标志物”的多维度预后分层体系，到以卡非佐米为核心的联合方案突破，再到双特异性抗体与CAR-T的个体化选择、MRD驱动的治疗调整，以及未来序贯治疗的优化方向，专家们的观点既立足当下临床实践，又展望未来发展趋势，为广大临床医师提供了兼具学术深度与实操价值的诊疗思路。
随着多组学技术的深入应用、新型疗法的持续迭代及动态监测策略的完善，MM诊疗已从“经验治疗”全面迈入“精准个体化治疗”新时代。未来，随着更多前沿研究的落地与真实世界证据的积累，MM的治愈曙光将愈发清晰，终将实现“一人一策”的全程管理，让更多患者获益。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华医学会血液分会浆细胞学组副组长
中国医师协会血液分会骨髓瘤专家委员会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血液肿瘤分会委员
CSCO骨髓瘤专家委员会常务委员
中国医药教育协会血液学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亚太骨髓瘤网成员，国际骨髓瘤协会成员
第五届人民名医优秀典范，作为项目负责人先后获江苏省卫生厅科教兴卫重点人才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获得中华医学科技二等奖，华夏奖三等奖，教育部、科技部科技进步二等奖，江苏省科学技术一等奖，江苏省新技术引进奖等。
黑龙江省专业技术梯队（血液病学）领军人才 带头人
黑龙江省医师协会血液学分会 主任委员
黑龙江省医促会血液学分会 主任委员
中国医师协会血液科医师分会第六届委员会 常务委员
中华医学会血液学分会浆细胞疾病学组 成员
亚洲骨髓瘤专家委员会 委员
CSCO骨髓瘤专家委员会 委员
获得教育部霍英东全国高等院校青年教师奖、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主要参加者），主持国家自然基金等国家和省部级基金项目10余项；发表科研论文60余篇，其中SCI论文30余篇，作为主要参加者获得省部级科技成果奖10余项，申请并获得国家专利10余项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血液科
主要社会兼职：
广东省健康管理学会血液病学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秘书
广东省医师协会血液科医师分会委员
中华医学会血液学分会实验诊断学组组员
中国老年医学会血液学分会委员
中华血液学杂志第十一届青年编委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广东省健康管理学会血液病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
广东省医师协会血液科医师分会常委
广东省医学会血液病学分会委员
中国医师协会多发性骨髓瘤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华医学会血液学分会浆细胞疾病学组委员
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血液学分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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