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届IMS年会定于2026年9月23—26日在英国格拉斯哥召开。本文综合摘要：OA-02、OA-41、OA-50。
B细胞成熟抗原（BCMA）靶向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CAR-T）治疗后的安全性评估，正在延伸至运动及认知异常、迟发神经毒性和持续肠道炎症。2026年国际骨髓瘤学会（IMS）年会三项研究分别从治疗前T细胞构成、淋巴细胞扩增期预防干预及肠道组织机制切入。它们共同提示，识别风险与证明某种干预能够降低风险，是需要分别验证的两个问题。
本期速览
- 治疗前指标：单采时CD4/CD8比值与后续运动及认知毒性相关，仍需独立验证[1]。
- 预防研究：淋巴细胞明显扩增后给予单次环磷酰胺，未降低迟发神经毒性发生率[2]。
- 肠炎机制：持续黏膜CAR-T细胞及干扰素相关炎症，为生物标志物和治疗研究提供方向[3]。
单采时T细胞构成：候选预测指标与生物学解释相互印证
摘要号：OA-02
一项回顾性研究纳入105例复发或难治性多发性骨髓瘤（MM）患者，其中87例接受西达基奥仑赛（ciltacabtagene autoleucel），18例接受idecabtagene vicleucel（ide-cel）。13例发生运动和神经认知毒性（MNT），占12.4%。研究同时分析单采时CD4/CD8比值，并对部分患者开展单细胞测序等检测[1]。
单采时CD4/CD8＞1.6对MNT的预测曲线下面积为0.80。校正年龄、既往治疗线数、髓外病变、回输后淋巴细胞峰值及桥接治疗缓解后，该指标仍与MNT相关，优势比为12.7（P＝0.02）。发生MNT者还显示更明显的CAR-T扩增，以及以CD4细胞为主的脑脊液T细胞浸润和辅助性T细胞相关特征[1]。
这一观察把可在回输前获得的指标与后续生物学变化联系起来，可能有助于开展风险分层研究。但105例患者中仅13例发生MNT，且两种CAR-T产品人数差异明显；阈值尚需独立队列验证。其目前更适合作为候选生物标志物，尚不能单独决定患者是否接受CAR-T治疗。
预防性环磷酰胺：出现高淋巴细胞峰值后干预，发生率未降低
摘要号：OA-41
一项前瞻性观察研究在西达基奥仑赛治疗后，针对外周血绝对淋巴细胞计数峰值≥3×10⁹/L的患者，给予单次500 mg环磷酰胺（cyclophosphamide）作为预防干预。101例患者中39例达到这一扩增标准并接受用药，比较对象为未预防的历史队列及既往接受预防性地塞米松（dexamethasone）的队列[2]。
高淋巴细胞扩增患者中，环磷酰胺、历史对照和地塞米松队列的迟发神经毒性（DNT）发生率分别为26%、22%和23%；帕金森综合征发生率分别为8%、9%和8%，差异均未达统计学显著性。环磷酰胺也未明显改变淋巴细胞扩增动力学[2]。
研究观察到环磷酰胺队列部分帕金森综合征事件较轻，截止分析时未发生相关死亡，但事件数少、随访较短，尚不足以确认降低严重程度或死亡的作用。这项结果的意义在于：即使能够识别淋巴细胞明显扩增的高风险人群，针对扩增后某一时间点的单次干预也未必降低DNT发生率。下一步仍需更充分的机制依据与干预时机研究。
CAR-T相关肠炎：无症状对照帮助区分共同变化与致病相关特征
摘要号：OA-50
另一项研究分析10例CAR-T相关肠炎患者、7例接受BCMA CAR-T后无肠炎症状者及11名健康志愿者的肠道活检。研究整合单细胞转录组、流式细胞术、组织染色及外周血和粪便标志物，并通过包含CAR构建序列的参考基因组识别组织中的CAR-T细胞[3]。
肠炎患者及部分无症状治疗后对照均存在黏膜浆细胞和B细胞耗竭，说明这一共同变化本身尚不足以解释肠炎。肠炎组则同时出现更明显的细胞毒性T细胞扩增、持续黏膜CAR-T细胞，以及干扰素和Janus激酶／信号转导与转录激活因子（JAK／STAT）相关炎症特征。持续低免疫球蛋白A、低可溶性BCMA与粪钙卫蛋白升高构成了候选炎症标志物组合[3]。
两例难治性肠炎患者接受JAK抑制剂乌帕替尼（upadacitinib）后，观察到症状改善、粪钙卫蛋白下降及部分组织炎症变化。两例观察的价值在于提出可检验的治疗假设，尚不能形成常规治疗建议。研究也未以足够规模检验这些标志物对后续肠炎的预测性能[3]。
综合解读
如表1所示，迟发毒性研究正在从事件描述进一步走向风险及机制分析。治疗前细胞构成、回输后扩增和组织内免疫状态，可能提供不同时间阶段的信息。现阶段较明确的结果是单次预防性环磷酰胺未降低DNT发生率；预测阈值与肠炎靶向干预仍处于探索阶段。对持续或新出现的神经、消化道症状，临床评价仍需结合感染、原发病及其他治疗相关原因进行鉴别。
表1 迟发毒性研究的证据类型与当前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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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问题 | 研究类型 | 可支持的结论 |
|---|---|---|
| MNT风险预测[1] | 105例回顾性队列及机制分析 | CD4/CD8比值具有候选预测价值 |
| DNT预防[2] | 前瞻性单臂观察，采用历史比较 | 单次环磷酰胺未降低发生率 |
| CAR-T相关肠炎[3] | 病例、无症状对照和健康对照的组织研究 | 提出机制、标志物及治疗假设 |
本文依据大会摘要书编译，数据以最终会议报告为准。
1. Akhlaghi T, Mejia Saldarriaga M, Jayabalan D, et al. A CD4-Dominant, T-Helper-Skewed T Cell State Underlies Movement and Neurocognitive Toxicity After BCMA-Directed CAR-T Therapy in Multiple Myeloma Clinical Lymphoma, Myeloma & Leukemia. 2026;26(Suppl 2):S2. Abstract OA-02.
2. Schaefers C, Tan M, Lim K, et al. Mitigating Cilta-cel-Associated Delayed Neurotoxicity in Patients with High Lymphocyte Expansion: A Prospective Observational Comparative Study of Prophylactic Cyclophosphamide Clinical Lymphoma, Myeloma & Leukemia. 2026;26(Suppl 2):S27. Abstract OA-41.
3. Aleman A, Kethidi N, Pothukuchi S, et al. Persistent Mucosal CAR-T Cells and Interferon-Driven Inflammation Drive BCMA-Targeted CAR-T Therapy–Associated Enterocolitis Clinical Lymphoma, Myeloma & Leukemia. 2026;26(Suppl 2):S33. Abstract OA-50.
排版编辑：Ashel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