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血病，这一让生命（尤其是韩剧女主们的生命）蒙受阴霾的疾病，从发现至今的一百七十年中，曾经，人类面对它时，大部分时间是绝对的弱者；但，如果遇到困难就放弃，人类，恐怕就没有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白血病的历史吧！
1845年，约翰•贝内特的首例报道
苏格兰医生约翰•贝内特，1845年3月19日在一篇病例报道中首次报道了白血病的病程，并发现病人的血液中充满了白细胞。然而，他无论如何也找不到除血液之外的其他病灶，血液看上去像是自己败坏化脓的，他最终还是将这个病例确定为“血液化脓”，就此与“白血病”这一新病种的命名擦肩而过。
1847年，鲁道夫•魏尔肖与白血病的命名
然后，刚过了四个月，另一位年仅24岁的德国研究者鲁道夫•魏尔肖也发表了一个与贝内特相似的病例。鲁道夫•魏尔肖不同意贝内特的说法，他认为血液不会无缘无故的突然转变成另外一个东西，应该是血液本身有问题，于是就想出了一个高大上的名字“Weissesblut”（德语，直译为白血），1847年又改为更为学术化的“leukemia”，也就是现在人们所知道的白血病。而这也对人类史上关于疾病名称及分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鲁道夫•魏尔肖
1946年，白血病第一次得到缓解
科学家们经过不断研究，推测到白血病是从骨髓内起源的，并开始尝试各种治疗。但直到1946年6月，全球才有第一例患者经化学药物治疗使白血病获得缓解，开辟了白血病治疗的新纪元。1947年，波士顿儿童医院的病理学家Sidney Farber采用叶酸类似物氨喋呤治疗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治疗使得儿童白血病第一次获得缓解，如今，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治愈率已经高达90%以上。1958年，联合化疗显著延长白血病患者的生存。从此，白血病的诊断和治疗，进入了飞速发展的时代。
1956年，第一例人类骨髓移植手术获得成功
说到韩剧中著名的骨髓移植桥段，就不得不提到爱德华·唐纳尔·托马斯（EdwardDonnall Thomas）。1956年，由他首次完成的骨髓移植，给白血病患者带来了希望。 1957年，托马斯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发表了关于人造血干细胞移植的一篇论文，从而开启了造血干细胞移植的先河。1990年，托马斯也因此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爱德华·唐纳尔·托马斯（EdwardDonnall Thomas）
1965年，白血病治疗基石药物阿糖胞苷上市
1965年，阿糖胞苷上市，急性髓系白血病（AML）1年总生存率从26%提高到41%；整个二十世纪60年代，大量研究证实阿糖胞苷对AML具有高度疗效，直到1994年，新英格兰医学杂志连续报道了CALGB8525系列研究，奠定了阿糖胞苷在AML缓解后治疗中的基石地位。
1976年，FAB协作组提出急性白血病形态学分型
1976年法国(Franch)、美国(American)和英国(Britain)等三国血细胞形态学专家讨论、制定了关于急性白血病的分型诊断标准，简称"FAB"分型，标志着急性白血病现代诊断与分型的开端。白血病精确的诊断分型是正确选用化疗方案的前提。目前国际上通用的是细胞形态学（Morphology）、免疫学（Immunology）、细胞遗传学（Cytogenetics）和分子生物学（Molecular biology）分型，即我们常说的MICM分型。至此，人们对急性白血病病因、分型和治疗方法的认识不断深入，使它从不明原因的“不治之症”，逐步成为目前公认的由综合因素导致基因突变、骨髓干祖细胞异常克隆而发生的造血系统恶性肿瘤。
1973~1980年，蒽环类药物柔红霉素上市，3+7方案成为首选
柔红霉素是第一代蒽环类抗肿瘤抗生素，作为一种细胞周期非特异性化疗药，柔红霉素的抗瘤谱远较阿霉素为窄，对实体瘤疗效大不如阿霉素和表阿霉素。至1982年，科研证实了柔红霉素对于AML的疗效优于阿霉素，在AML中显示了卓越的疗效。从此，柔红霉素开辟了AML治疗的新的里程碑。1991年，去甲氧柔红霉素上市，急性髓系白血病（AML）1年总生存率再次上升至50%以上。去甲氧柔红霉素被称为“超级蒽环”，是因为柔红霉素蒽环结构4位的甲氧基被移除，具有独特的抗肿瘤活性和高亲脂性，超越经典。 从2007年起，以柔红霉素/去甲氧柔红霉素+阿糖胞苷为主的标准“3+7”方案，使AML的诱导缓解率达到80%以上，历年NCCN指南和中国指南始终如一地推荐，至今二十年，仍然是“急性髓系白血病诱导治疗的一线首选“。
1980~1992年，维甲酸治疗APL，第一次颠覆
谈到白血病的治疗，1980~1992年间，中国上海，是一面旗帜。要想理解“上海方案”在白血病领域的地位，首先要认识这种叫做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APL）的疾病。APL其实是前面提到FAB对急性白血病分型中的一个亚型，却曾经是急性白血病中，最凶险的一型。死亡率非常高，医院收进的病人，可能抢救几个小时就死亡了。但，维甲酸的再认识和在APL中应用，彻底改变了这一疾病。1909年，人们就已经发现了维生素A类，维生素A1氧化成视黄酸，即维甲酸。1983年，国外Flynn等首先将B-顺式维甲酸施用于APL复发患者并初步取得疗效。与此同时，国内上海瑞金医院，首先用全反式维甲酸治疗APL患者，缓解率高达90%以上，完全颠覆了人们对这种白血病的认识和治疗。1991年，瑞金医院和其他三个中心，共同发现了APL的核心发病原理和全反式维甲酸的药物机制，在世界范围内，第一次让外国同行听到了来自中国的声音。
1992~2000年，砷剂治疗APL，第二次颠覆
砷剂，三氧化二砷，这是砒霜啊！“以毒攻毒“，中医早有这一理论。哈尔滨血研所的张亭栋医生，从1970年代开始使用静脉注射砷剂的方法治疗白血病，获得了很好的疗效。如果把全反式维甲酸和砷剂结合起来，会不会带来更好的疗效呢？中国科研工作者，继续向第二次颠覆攀登。日复一复地探索、研究，到2000年，两药联合治疗APL，取得了优异的效果，使得APL成为了第一个可以基本治愈的白血病！
1997~2011年，利妥昔单抗开启血液肿瘤单克隆抗体治疗时代
1997年，FDA批准利妥昔单抗用于治疗非霍奇金氏淋巴瘤。在白血病领域，2011年 利妥昔单抗用于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CLL），显著延缓CLL患者疾病进展并改善生存。2013年 FDA 又批准奥法木单抗与苯丁酸氮芥联合用于CLL患者，在CLL领域，也获得了众多的进展。
2001年，伊马替尼掀起肿瘤治疗的第二次革命
化疗在杀死癌细胞的同时会杀死大量正常细胞。如何只杀癌细胞呢？从1990年代开始，科学家们开始研究靶向治疗，2000年后在临床开始使用。第一个真正意义的特异靶向药物，是2001年上市的用于治疗BCR-ABL融合基因突变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的甲磺酸伊马替尼。 靶向药物甲磺酸伊马替尼的横空出世，让该疾病患者5年存活率从30%一跃到了89%，慢粒，成为了又一种可以被临床治愈的白血病。显然，这是肿瘤治疗的第二次革命：只杀癌细胞！
2001年，第一例单倍型造血干细胞移植成功
21世纪，来自中国的方案再次登上世界舞台，这一次，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黄晓军团队带来的”北京方案“。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是治愈恶性血液病最有效的方法之一，但多年来仅限于白细胞分化抗原相合同胞或骨髓库无关供者。而我国独生子女的特殊国情，使找到供者的概率大幅降低。如何解决这一难题？黄晓军教授带领他的团队，在艰难探索十多年后，终于获得成果。在他的医院里，单倍体移植患者的治疗效果与全相合移植患者的疗效几乎一样。2016年，黄晓军教授引领的单倍型造血干细胞移植技术被世界骨髓移植协会正式命名为“北京方案”！在白血病领域，来自中国的治疗方案让国际同行看到了中国人的智慧、中国科学家的努力！
2013年，CAR-T和PD1-PDL1抑制剂掀起肿瘤治疗的第三次革命
CAR-T, 嵌合抗原受体修饰的T淋巴细胞，一句话解释便是： 通过niubility (牛逼) 的技术重新设计T细胞，使其表达某种抗原分子从而靶向杀伤肿瘤细胞。相对于传统化疗或靶向治疗，CAR-T和PD1-PDL1抑制剂，共同掀起了肿瘤治疗的第三次革命：免疫疗法。免疫疗法的本质是针对免疫细胞，是动员患者自身天然的抗癌免疫功能。2013年，6岁的美国女孩Emily在美国接受了一次特殊的手术：通过CAR-T的细胞免疫治疗技术来抗击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当时，她是全球第一名试用这项新技术的儿童。庆幸的是，8年后，14岁的Emily依然健康地生活着。CAR-T技术，也因此一度爆红。然而，风险与机遇如影随形。如今，CAR-T已拥有四代技术，其疗效与安全性尽管仍存在众多的不确定性，但暴风雨中前行的勇气，再次体现了人类在白血病面前永不退缩的精神。CAR-T或许不能治愈所有癌症，但很可能是未来免疫治疗的重要开端。祝愿CAR-T能给患者带来更多希望！
总结
走过白血病从发现至今的一百七十年，几代人，科学家，医者，患者，用信念支撑，一步步接近梦想。锲而不舍，必将创造奇迹。一座又一座里程碑，铺平了白血病治疗从绝望到希望的光明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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