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文章详情

沈琳副院长：抚今追昔——CGOG成立10周年，为健康中国贡献力量

2020年11月08日

整理：肿瘤资讯

来源：肿瘤资讯

2020年是中国胃肠肿瘤临床研究协作组（CGOG）成立的第10周年。CGOG创始人、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沈琳副院长分享10年征程的亮眼成果，传授研究型医院建设、多学科（MDT）诊疗的先进经验。

沈琳

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 2019年北京学者

北京肿瘤医院副院长、北京市肿瘤防治研究所副所长、消化肿瘤内科主任、I期临床试验病房主任
亚洲胃癌诊疗指南及GIST诊疗指南中国起草者、国家卫健委胃癌/结直肠癌诊疗规范的执笔人与组长
中国抗癌协会胃癌专业委员会秘书长
中国医师协会外科医师分会MDT专委会主任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药物临床研究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等多个职务
担任科技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胃癌靶向治疗新技术研究”项目首席专家，承担国家或省部级课题近10项，国际合作及横向课题30余项，发表SCI论文120余篇
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华夏医学科技奖一等/二等奖等奖项，2016年被誉为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

从无到有，十年征程路不忘初心

“十余年前，国内肿瘤新药研究极少，如果没有跨国企业研发新的药物，几乎没有可进行的临床新药研究，但是临床上的各种问题却很多，单个中心没有足够的资源进行相关研究。基于这种情况，我们就有了想成立一个基于临床问题进行临床研究的协作组的愿望，这也是我们组建中国胃肠肿瘤临床研究协作组的初心。”沈琳院长最先介绍道。

从协作组建设之初到整整十年的发展之路，沈琳院长及其组内成员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最初进行临床研究是非常困难的，但在这种举步维艰的情况下，我们仍然每年聚在一起进行学术交流，逐步开始一些大样本的随机对照研究以及小样本量的探索性研究。”沈琳院长如是说。在2019年欧洲肿瘤内科学会（ESMO）年会上，由CGOG与中国抗癌协会胃癌专业委员会共同牵头进行的RESOLVE研究公布了研究结果。沈琳院长强调，“这是一项非常有名的临床研究，从立项开始，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目前全国共有34家大型胃癌临床研究中心参与此次研究。迄今为止，受试患者的五年生存率仍在随访当中，这项临床研究有望改写胃癌围手术期临床实践。”

除此之外，CGOG也牵头进行了许多小样本量的探索性研究，包括曲妥珠单抗联合化疗临床研究等，经RESOLVE研究发现，奥沙利铂联合S-1（SOX）化疗后有效率更高，无进展生存时间（PFS）有显著改善；同时，CGOG致力于传播学术前沿知识，促进学术交流，并且针对整个消化系统肿瘤治疗的新进展、新理念形成了相关共识，进而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推广、传播。“在CGOG的发展过程当中，我们也培养了一大批青年专家，回首过去的十年，尽管协作组的队伍并不庞大，但所有成员在这十年中一直致力于消化系统肿瘤临床研究、新药研发以及传播综合治疗理念。通过CGOG这个组织，我们贡献了个人的智慧与汗水，这不仅是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同时也是一种幸运。”沈琳院长说道。

回望最近五年，沈琳院长更是感受到了国家新药研发的快速发展，沈院长正色道：“我们无疑是赶上了好时代，所以直至现在，我们仍然不忘初心，秉承‘以临床问题为导向’的理念砥砺前行。”

灵活创新，I期临床病区助力研究型医院建设

2019年11月5日，北京大学肿瘤医院I期临床病区新病房正式启用，新病房的启用标志着医院在临床试验和研究型医院建设上取得了阶段性成果。I期临床病区自2014年成立以来，迅速发展成管理体系先进、国内领先的早期研发中心。沈琳院长同时也是I期临床病区主任，谈及临床病区建设的初衷，她介绍道：“肿瘤治疗方法在临床中得以实践之前，必须经过临床研究检验，而其中的第一步就是I期临床研究。”

众所周知，进行I期临床研究的前提是拥有专业的团队以及特殊的SOP管理模式，而国内拥有I期临床研究病房的医疗单位屈指可数，近年来由于临床研究需求的激增，据调研，I期临床研究现状呈金字塔结构，例如在全国范围内的一百多个I期临床研究中，近56%都是在同样五家大型肿瘤专科医院进行的。为了适应时代发展和临床研究需求，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决定全力建设I期临床病区新病房，同时组建专业的转化平台及团队，包括医生、护士、药代动力学研究者等。

“医院床位数极其紧张，在最初只有三张床、一间病房的条件下，通过六年时间，我们建成了共18张床位的I期临床病区，收治各科患者，并且组建了一支以六位专业医生领导的研究团队。为缓解床位紧张的压力，我们采取灵活诊疗机制，例如乳腺肿瘤、淋巴瘤等患者可以入住对应科室病房，研究人员跟随患者入驻病房，以便进行后续的研究。当然，病区建设依旧要加强，特别是完善环境、空间建设等。”沈琳院长如是说。

紧抓防治“三早”，为健康中国贡献力量

《“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中强调，要针对高发地区重点癌症开展早诊早治工作，推动癌症等慢性病的机会筛查，2030年肿瘤患者的五年生存率需提高15个百分点。对此，沈琳院长分析了达成该目标的两大策略：“第一，紧抓早诊早治，切实提高肿瘤治愈率，减少死亡率，从而增加患者的五年生存率；第二，紧抓规范治疗和综合治疗，进一步提高淋巴瘤、乳腺癌等肿瘤治愈率，其次利用创新手段提高难治性肿瘤的整体治疗有效率，从而改善晚期患者治愈率。这其中的创新手段不仅包括药物治疗，更包括综合治疗手段，如细胞免疫治疗等。不同于我们以往认为的‘新药研发’，创新更源自于这样一种‘临床转化’途径——从临床发现问题，经过研究再回到临床，最终解决临床问题。”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既是肿瘤领域标杆的肿瘤专科医院，也是北京市肿瘤防治研究所。“我院在肿瘤早诊早治方面有着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过去在院长带领下，我们从80、90年代开始就着手于胃癌、食管癌的早诊早治布局，包括对高危人群进行胃肠镜筛查、进行科普宣传、进行寻找病因的临床研究等。对此，我们系统建立了相关SOP。” 沈琳院长介绍道。

携手并进， MDT 团队建设独具特色

规范化治疗对患者的治疗效果有重要的影响，MDT是规范化诊疗要求下的最佳诊疗模式之一。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的 MDT 团队建设独具特色，据沈琳院长介绍，北京大学肿瘤医院MDT团队建设最早可以追溯至2004年的会诊制度，即按照患者需求安排多学科会诊，MDT在固定地点进行跨学科、跨专业的病情讨论，以及治疗方案的制定。

“我院刚从国外引进该制度时也遭遇了一些困难，但随着志同道合医生的不断加入，MDT的团结氛围愈加浓厚，之后不仅在院内形成了规模，也与其他医院的大咖们形成了MDT专家团队。通过多学科的交流，可以让各科医生实时了解了其它学科的优势和发展，拓展视野，这样对于患者的病情判断和治疗决策更容易达成共识，讨论时更有思维的碰撞。经过15年的实践，事实证明这样的医政管理模式改革可以最大程度地发挥团队力量，提高医疗团队的医疗水平，从而使更多的患者受益。此外，我院MDT团队几乎涵盖所有的肿瘤种类，除了临床治疗科室之外，我们也与心理科、营养科等辅助科室进行了MDT合作，并进行了相关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 沈琳院长说道。

谈及如何解决人力资源缺乏与工作量加大的矛盾时，沈琳院长给出了不俗见解：“短时间内这样的矛盾比较突出，参与诊治患者的医生人数增加了，但是从患者的角度来看，这样的效率无疑大大提高，比起过去‘流水线’诊疗模式更加节省医疗资源；根据MDT讨论可以形成诸多共识，进而可用于其他相同类型的患者，这也是效率增加的一种体现。所以MDT的效率放大效应是无形的，并且通过经常参与MDT讨论，医生对于新治疗理念的接受程度更快更高，对于患者整体治疗方案的把控能力更强，患者对于医疗团队的信任度也就随之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