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欧洲血液学协会(EHA)年会公布了多项多发性骨髓瘤(MM)免疫治疗领域的重要研究。会后,【肿瘤资讯】特别邀请到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阎骅教授与美国威斯康星医学院Binod Dhakal教授,围绕MM免疫治疗前沿展开一场中外1v1对话。两位专家从CAR-T与双特异性抗体(双抗)的临床抉择与排序谈起,重点解读了通用型(异基因/现货型)CAR-T新药CB-011(CaMMouflage研究)的最新数据,并展望了双靶点、体内(in vivo)CAR-T等未来方向。现整理访谈精要,以飨读者。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血液科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副教授、国际医疗部副主任、全科医学科执行主任
主攻血液肿瘤机制和临床研究,作为主要负责人搭建骨髓瘤研究平台
先后赴美国M.D.Anderson Cancer Center、麻省总医院做访问学者
省部级课题8项(第一负责人),科技部863计划1项(副组长),在Blood, Leukemia, Hematologica等国际重要核心期刊发表30余篇SCI文章
中国老年医学学会理事会常务理事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执行委员会委员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骨髓瘤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血液肿瘤委员会委员
中华医学会血液学分会浆细胞学组委员/中国医师学会浆细胞学组委员
中国女医师协会血液专委会委员
上海女医师协会医学科普专委会副主任委员
亚洲骨髓瘤网(AMN)委员
中国卫健委高层次人才计划评审专家
美国威斯康星医学院(Medical College of Wisconsin)医学系副教授
血液学部,专注于多发性骨髓瘤及浆细胞疾病的诊治
主要研究方向为多发性骨髓瘤的新型药物治疗与早期临床试验设计,长期开展BCMA、GPRC5D等靶点的细胞免疫治疗研究
CARTITUDE-4研究主要研究者之一
近年来,以CAR-T和双特异性抗体(双抗)为代表的T细胞重定向治疗,正在重塑复发/难治性多发性骨髓瘤(RRMM)的治疗格局;治疗靶点也从B细胞成熟抗原(BCMA)拓展至GPRC5D等,异基因(现货型)CAR-T、体内CAR-T等新方向不断涌现。本次对话中,Dhakal教授结合本届EHA公布的CB-011等数据,与阎骅教授就骨髓瘤免疫治疗的选择、创新与未来展开了深入交流。
Q1丨CAR-T 与双特异性抗体:如何抉择、如何排序
阎骅教授:复发/难治性多发性骨髓瘤(RRMM)仍是重要的临床难题,尤其在高危细胞遗传学或髓外病变(EMD)患者中。近年来,BCMA靶向CAR-T显著改善了多线经治患者的结局,BCMA靶向双抗也成为一种变革性的治疗策略。在您看来,与双抗相比,CAR-T治疗MM的优势与不足是什么?
Binod Dhakal教授:这是一个很好、也很有现实意义的问题。目前针对BCMA的治疗手段众多——无论是CAR-T、T细胞衔接器(即双抗),还是抗体偶联药物(ADC),在1—3线的较早治疗人群中都显示出优于标准治疗的获益。因此,当面对具体患者时,权衡各类方案的利弊、做出恰当的治疗选择就非常重要。这些药物在毒性谱、治疗周期、操作复杂度以及对后续治疗的影响上各不相同,治疗选择应当个体化,需要综合患者特征与意愿、疾病生物学特征,以及真实世界中的可及性等因素。
从总体疗效来看,CAR-T在无进展生存(PFS)和总生存(OS)方面较(非免疫的)标准治疗显示出显著优势;双抗亦然——例如MajesTEC-3研究[1]显示,特立妥单抗(teclistamab)联合达雷妥尤单抗(daratumumab)显著优于非细胞治疗方案,而在达雷妥尤单抗经治/难治人群中,特立妥单抗单药也显示出良好活性。
不过,CAR-T在操作上相对复杂,仅能在具备相应经验的中心开展,且制备流程较为繁琐。此外,已有单臂或晚线研究提示,若在ADC或T细胞衔接器之后再给予CAR-T,可能削弱CAR-T的疗效;因此,对于适合的患者,宜将CAR-T作为较早的选择。当然,对于疾病进展迅速、或有症状性器官受累、难以等待CAR-T制备的患者,双抗可即刻起始、快速控制疾病,可能更为合适;而疾病相对惰性、生化复发或在桥接期间保持稳定的患者,则更适合CAR-T。至于玛贝兰妥单抗(belantamab mafodotin)为基础的联合方案,可用于那些难以获得CAR-T或双抗、或缺乏就医资源的患者。
从疾病生物学看,高危、三类耐药(triple-class refractory)患者,CAR-T或双抗往往是更优选择,我个人倾向优先考虑CAR-T。同时也要考虑到,MM患者多为高龄、体弱,未必能耐受CAR-T的强度或不良反应,这类人群CAR-T未必适用。总体而言,在CAR-T、双抗与ADC之间选择时,需综合患者、治疗与疾病三方面因素;对于适合且能够接受CAR-T的患者,我们通常的策略是“先CAR-T、后双抗”。但需要强调的是,早线双抗的疗效同样出色,甚至可能不逊于CAR-T,因此仍需与患者充分沟通、共同决策。
阎骅教授:我完全认同。在中国,我们同样看到CAR-T在RRMM中的良好疗效——更高的总缓解率(ORR)、完全缓解(CR)率与持续的微小残留病(MRD)阴性,真实世界中位PFS约为36个月。目前国内正在开展多项临床研究,例如CAR-T用于高危新诊断MM,以及CAR-T联合自体移植用于超高危MM等。当然,挑战依然存在:自体CAR-T受制于单采、制备周期、桥接治疗需求及较高成本,还有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CRS)、免疫效应细胞相关神经毒性综合征(ICANS)等毒性;此外,患者自身T细胞在经历多线化疗后,往往分化程度更高、更易耗竭或衰老。
Q2丨通用型(异基因/现货型)CAR-T:CB-011 的探索
阎骅教授:这正是异基因、现货型CAR-T成为重要方向的原因——CB-011便是其中之一。能否请您介绍这项研究,以及更重要的——现货型CAR-T目前的机遇与挑战?
Binod Dhakal教授:这是一个很自然的话题延伸。正如刚才所说,这些T细胞治疗在缓解率乃至安全性方面都展现出很高的前景,并不断向更早线推进。当治疗前移时,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在不损害后续治疗(保持T细胞健康)的前提下,快速为有需要的患者提供治疗、并扩大可及性。异基因/现货型治疗正是我们努力的方向之一——它有望像双抗那样“现成可用”,同时又具备CAR-T“一次给药”的特性。
既往已有多项异基因MM治疗的探索,但遗憾的是,此前尚无产品能显示出优于或等效于自体CAR-T/双抗的获益,直到CB-011[2]。这是一款异基因抗BCMA CAR-T,我有幸在本届EHA年会上报告了该研究的长期随访结果。异基因CAR-T能够克服自体CAR-T与双抗的部分局限:不同于双抗需要每周/隔周、且目前需持续给药,CB-011这类异基因CAR-T可“一次性”给药;也不同于自体CAR-T需在确定治疗与清淋之间等待,异基因CAR-T在决定治疗后即可给药;更重要的是,自体CAR-T为“一人一批”的个体化制备,而CB-011这类异基因产品可规模化制备、单批有望达到50—100剂,从而显著改善成本与可及性。
CB-011采用了差异化的“免疫隐身”(immune cloaking)设计,包含两处关键基因编辑:敲除β2微球蛋白(B2M)以减少T细胞介导的排斥,并插入B2M-HLA-E融合以抑制NK细胞介导的排斥,从而在保证抗肿瘤活性的同时实现功能性持续存在。该研究为Ⅰ期3+3剂量递增与扩展设计,入组≥3线经治、且经历过蛋白酶体抑制剂(PI)、免疫调节剂(IMiD)与抗CD38抗体三类药物的患者,并允许既往BCMA暴露(需90天洗脱)。研究比较了两种清淋方案:标准清淋(环磷酰胺300 mg/m²+氟达拉滨30 mg/m²×3天)与强化清淋(环磷酰胺500 mg/m²+氟达拉滨30 mg/m²×3天),CAR-T剂量范围为50万—8亿。最终确定的推荐扩展剂量(RDE)为强化清淋联合4.5亿CAR-T细胞,也是本届EHA报告的重点。
研究共入组约48例患者,为多线重度经治人群:中位既往治疗线数为4线(最多11线),中位年龄69岁,56%为高危细胞遗传学,33%伴髓外病变。在接受RDE的BCMA初治患者中,ORR达92%,≥CR率约83%,MRD阴性率约91%,与自体CAR-T产品的疗效一致。在缓解持久性方面,中位随访15个月时,该队列中超过50%的患者仍维持CR及以上;随着随访延长,我们将进一步观察其持久性,目前结果颇具前景。
安全性方面,CRS与ICANS均为低级别——在RDE队列中,CRS仅见于4例(其中1例3级),ICANS见于3例(均非3级);未见帕金森样表现、颅神经麻痹等迟发性神经毒性,亦未见免疫效应细胞相关肠炎,≥3级感染仅3例。此外,我们发现强化清淋组的CAR-T扩增更高,且CAR-T扩增与临床缓解相关——缓解者的CAR-T峰值扩增与总暴露量显著高于无缓解者。CB-011扩增时优先富集于CD8亚群,且在CAR阳性CD8 T细胞中呈现效应记忆与中枢记忆的平衡表型,这种平衡或有助于兼顾疗效与持久性。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清淋剂量较高,患者的T细胞与NK细胞恢复很快,这可能也是其良好安全性(尤其在感染方面)的原因之一。目前研究仍在BCMA初治与经治人群中进行剂量扩展,我们已在既往CAR-T治疗(BCMA经治)人群中观察到活性,令人期待。
阎骅教授:这是非常好的消息,我们都很期待异基因CAR-T的更多临床数据。
Q3丨免疫治疗的未来:双靶点、in vivo CAR-T 与治疗时机
阎骅教授:展望未来,我们该如何进一步优化这些强效的免疫治疗?例如探索新靶点、发展双靶点或体内CAR-T、设计更优的联合方案,或优化治疗时机。您认为哪个方向最具潜力?
Binod Dhakal教授:这是一个不断演进的领域,当前已有许多方法从单靶点走向双靶点,且数据看起来很有前景。大家想必已看到强生(J&J)近期发布的MonumenTAL-6随机研究新闻稿[3]:该研究联合特立妥单抗(teclistamab)与talquetamab两款双抗,与标准治疗方案相比,PFS获益十分显著(风险比HR约0.11)。而且这些患者均为CD38与来那度胺(lenalidomide)经治、较MajesTEC-3甚至CARTITUDE-4更为重度经治的人群——能取得如此获益,提示“双靶点”很可能是未来方向。CAR-T方面,目前也有多款双靶点在研,例如正在开展的BCMA-GPRC5D双靶CAR-T;本届EHA还有一项来自中国、由阿斯利康推进的BCMA-CD19双靶CAR-T数据,同样颇具前景。
您提到的体内CAR-T尚处很早期阶段——我们看到了一些初步数据(如Kelonia,以及来自中国的少数患者数据),看起来也很有希望;它有望克服自体CAR-T的诸多难题,更重要的是无需清淋,可避免氟达拉滨的长期不良反应。当然,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仍需更长随访,尤其关注持久性与安全性。
总体而言,这些方向都具有重要的价值与应用潜力。至于“何时用”的最佳时机也在不断演进,但越来越多的早期数据提示:在T细胞更健康、疾病负荷更低、经治更少的阶段尽早使用,似乎能带来更持久的获益,并有望让相当一部分患者获得治愈的机会。
1. Teclistamab plus daratumumab (Tec-Dara) in relapsed/refractory multiple myeloma (MajesTEC-3). EHA 2026 Congress.
2. Dhakal B, et al. CB-011, an allogeneic anti-BCMA CAR-T cell therapy with immune cloaking, for patients with relapsed/refractory multiple myeloma (CaMMouflage phase 1 trial). EHA 2026 Congress. Abstract S201.
3. Johnson & Johnson. Press release on MonumenTAL-6 (teclistamab plus talquetamab). 2026.
注:文中数据来源于EHA 2026现场报告,最终数据以正式发表为准;文中提及的CB-011等产品尚未在中国获批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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