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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浦江肾脏肿瘤高峰论坛丨张海梁教授专访:分子标志物在肾脏肿瘤领域的应用

2022年07月22日
整理:肿瘤资讯
来源:肿瘤资讯

2022年7月1日-2日,由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泌尿外科专委会、北京健康促进会、北京科创医学发展基金会、上海市泌尿肿瘤研究所、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联合主办,CACA-GU、CSCO-RCC、上海市抗癌协会共同协办的2022年浦江肾脏肿瘤高峰论坛在上海盛大开展。会议荟萃了全国各地的肾脏肿瘤专家,分享肾脏诊疗的临床经验,以及领域内的最新研究和前沿进展。【肿瘤资讯】特邀采访了张海梁教授,分享肾脏肿瘤领域生物标志物应用的临床经验与研究进展。

     

               
张海梁
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 博士研究生导师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泌尿外科行政副主任

现任中国抗癌协会泌尿微创学组副组长、上海抗癌协会理事、中国抗癌协会遗传肿瘤协作组委员、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委员,JCO中文版泌尿分册编委。

以第一或通讯作者发表SCI期刊论文41篇,单篇最高被其他研究引用高达150次,国内权威核心期刊论文发表10余篇。

作为课题负责人主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专项子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项、上海市自然基金项目2项,作为学术骨干参与上海市科委基础研究重点项目1项和上海市卫生系统重要疾病联合攻关项目1项。

以第二完成人获上海市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中华医学科技奖二等奖1项,参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已获国家专利局批准授权软件著作权专利4项、实用新型专利5项。                  

生物标志物的开发与转化研究在临床诊疗和新药研发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能否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关于肾癌生物标志物有哪些研究?

张海梁教授:全世界范围内,很多科学家都在做肾脏肿瘤生物标志物方面的工作,但是真正能够应用到临床的生物标志物目前还没有。很多标志物虽然在研究中被发现了,但是真正到了临床实践中,检测效率并不高,或者假阴性、假阳性率太高。因此,暂时还没有能够全面应用于临床实践的肾脏肿瘤生物标志物。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可能跟肾癌的生物学特征有关。作为一种以血管新生为主的肿瘤,肾癌的基因突变非常广泛,缺乏特征性的突变。因此,肾癌分子标志物的开发相较于肺癌、肠癌等瘤种依然比较滞后,尚无类似胰腺癌的 CA 199之类能够通过体液检测得到的生物标志物。在临床中,肾癌目前主要依赖影像学诊断,而非血液生物标志物。

我认为,未来针对生物标志物的开发非常必要。在肾癌领域,需要开发明确诊断或用于鉴别诊断的标志物,以及影响治疗决策或作为治疗靶点的标志物。既往TKI药物、PD-1药物针对的靶点大多都是泛癌种的,并非肾癌特异性表达的。此外,对于疗效评判也需要相应的分子标志物,以实现预测疗效、筛选患者、改善预后的效果。

因此,尽管生物标志物目前在肾癌领域的开发与应用并不成熟,但是我觉得其发展空间非常广阔,我们需要去做更加全面的基因组、蛋白组分析,筛选出具有潜力的敏感指标,作为未来的候选标志物。

今年ASCO大会,虽然也提到了基于肿瘤内在特征差异发现的肾细胞癌预测生物标志物,可能能够用于晚期肾癌免疫治疗或靶向治疗的疗效预测,但是目前临床上还未有公认的肾癌生物标志物,您如何看待肾癌标记物的应用前景?         

张海梁教授:本次大会公布了很多针对肾癌的研究,包括Checkmate 214研究、Checkmate  9ER研究,还有JAVELIN RENAL研究、IMmotion 151研究等。这些研究也进行了相应的分子标志物检测,比如CD8阳性细胞的浸润情况,PBRM1、PD-L1突变情况,

这些标志物在若干个研究中显示出了预测疗效或预测预后的效果,但并非所有研究都体现了其预测效力。因此,也许通过更加精准的综合分析最大化这些标志物的价值、提高预测效率,比如将这些指标整合成一个量表,而非依赖单一的检测。

另外,我们还需要做更加深入的创新性探索。我们现在开展的研究中,包含靶向治疗队列和免疫治疗队列的蛋白质组分析;目前已经获得了接近200例晚期肾癌靶向治疗队列的样本,和接近90例免疫治疗队列的数据。完成分析后,我们发现了一些新的对于靶向或免疫治疗疗效及患者预后有预测价值的标志物,有望在今年或明年报道相关研究结果。希望这些指标能够实现更广泛的应用。

最后,目前肾癌患者的治疗选择比较多。一种生物标志物可能只适用于某一种治疗的预测,而不是适合所有治疗的预测。因此,在不同的病人的治疗方案选择上,可能需要不同的指标来进行疗效预测。未来可能需要根据病人的分子特征,进行治疗方案的决策和治疗顺序的安排,助力患者实现最大获益。

能否请张教授谈一谈,分子标志物在应用中的假阳性和假阴性问题,这可能影响预后的判定及用药方案的制定,那么如何规避或减小这类负面影响?

张海梁教授:分子标志物检测其实很难避免假阳性或假阴性的问题,其准确性不像病理诊断那么高,临床对于二者检测效率的要求标准也不同。出现假阴性或假阳性的原因很多,首先可能是检测过程的问题,还有就是试剂的检测效率问题,此外还可能有报告解读的问题等。要想提高检测的准确率,不能仅仅依赖于单一指标,需要整合不同的检测指标;这一点在国际上也是获得认可的,整合多个指标后,可通过计算AUC曲线下的面积确定检测的准确性。至于分子标志物在诊断中的应用,我认为现在仍不成熟。

目前临床对于肿瘤的诊断还是以病理诊断为金标准,未来的几十年之内可能依然没有任何其他方式能够替代病理诊断,除非分子检测已经进入非常精准的时代、实现了人工智能的学习、达到了接近病理医生诊断的水平。当然,病理诊断也存在一定的误诊率,这一点随着未来机器学习的进步,或许可以通过分子标志物检测进行辅助与完善。

此外,分子标志物对于治疗决策而言也非常重要。提倡精准治疗、将病人分型都很依赖于分子检测,譬如筛选免疫治疗的最佳受益人群、靶向治疗的有效人群等;通过分子标志物将患者区分开后,能够提升疾病的控制率、实现治疗获益的最大化。


责任编辑:肿瘤资讯-Mikey

排版编辑:肿瘤资讯-安安


   


   


评论
2022年07月24日
李占林
河北北方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 中医科
通过分子标志物将患者区分开后,能够提升疾病的控制率、实现治疗获益的最大化
2022年07月23日
刘海燕
丹东市人民医院 | 肿瘤内科
要想提高检测的准确率,不能仅仅依赖于单一指标,需要整合不同的检测指标;这一点在国际上也是获得认可的,整合多个指标后,可通过计算AUC曲线下的面积确定检测的准确性
2022年07月22日
张英卫
邢台市第九医院 | 肿瘤内科
展。会议荟萃了全国各地的肾脏肿瘤专家,分享肾脏诊疗的临床经验,以及领域内的最新研究和前沿进展。【肿瘤资讯】特邀采访了张海梁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