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戴戴
来源：默沙东中国
【遇见·肿瘤大咖】本期让我们走近消化系统肿瘤大咖——解放军南京八一医院副院长 秦叔逵教授
这一年里，在对数位肿瘤大咖的采访中，他们都常常提到一个名字—秦叔逵教授。
他是中国最大的肿瘤医生学术组织——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是世界最顶级的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有史以来，第一位在大会上作专题报告的中国肿瘤医生；二十多年来在中国肝癌领域的新药临床研究，几乎都由他领衔牵头和支持参与。
秦叔逵教授，现任解放军八一医院副院长、全军肿瘤中心主任兼国家药物临床试验机构主任，同时担任国家卫计委肿瘤规范化诊治专家委员会委员、肝癌专家组组长和癌痛专家组组长。
“要永远谅解病人。” 在医患矛盾激化到如此境地，杀医、伤医事件频发的当下，作为医生，还能如此说如此行的，需要怎样的医者之爱！
谁是“癌中之王”？
谁是“癌中之王”？有人说是胰腺癌，有人说是黑色素瘤，其实，癌症都不好治，而原发性肝癌是真正的“癌中之王”。
由于乙型肝炎高发,还有黄曲霉素、蓝绿藻类毒素和酗酒等原因，中国是全世界肝癌发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的国家，年发病人数高达全球总数的55%，而死亡人数也超过了50%。
肝癌之难，一在起病隐匿，症状不典型, 早期诊断困难，一经发现，多数病人已经达到中晚期,只有15%〜20%的病人有机会能够进行手术治疗。
二在生存期短，晚期肝癌的自然生存期是以天计算，一般不超过100天，而如今肝癌的5年生存率在发展中国家也不到5%，我国约在10%左右。
三在治疗困难，肝脏是人体的“化工厂”,化疗药物的毒性与肝脏解毒本身就是一对矛盾体，当肝脏被肿瘤侵袭，功能减弱，传统的化疗药物的获益往往被其毒性所掩盖或者抵消 ,变成了“高毒低效”。
四在研究艰辛，当肺癌、乳腺癌和结肠癌等已经走进“精准治疗”的新时代，而在肝癌领域自第一个分子靶向药物问世10年来， 开展了几十项新药临床研究，前扑后继接连失败，直到最近才略现新转机。
“十年来肝癌的研究走了那么多的弯路, 吸取了那么多的教训，也积累了一些经验，现在才开始走上正轨。”从2000年开始，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孙燕院士带领下，秦叔逵教授的团队参与了第一个肝癌的国际多中心临床研究，十六年来，已经完成了210项国际、国内的临床研究，包括肝癌相关研究30多项,其中秦叔逵教授牵头的大型临床研究达40多项。
从九十年代初的晚期肝癌无药可治，生命以天计数；到如今，通过控制基础肝病（抗病毒、保肝利胆）、化疗、分子靶向药物、免疫治疗以及中医药等有计划、合理的综合治疗，患者的生活质量不断改善, 生存时间逐渐延长。这期间，秦叔逵教授见证了肝癌诊断、治疗不断规范提高的进程，也遭遇了一系列研究中的失败彷徨。
他说：“肝癌的恶性程度极高，预后很差，我们需要百倍更加努力，而每一点微小的进步都值得庆幸。”
没有伞的孩子，必须努力奔跑
与名院名校毕业留在大医院的年轻医生不同的是，秦叔逵是灌木丛中长出的大树，无名“小”医院里出来的大专家。
1990年秦叔逵调入解放军八一医院肿瘤中心时，这里常常被戏称为“八字没有一撇”的小医院小科室。
“单位小、没名气，我们更要加倍努力。” 1992年，秦叔逵通过“打擂台”，以全军区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脱颖而出，第二年初即临危受命，从普通医生被直接提拔任命为肿瘤内科主任，时年35岁。
人生的高度，需要天时、地利、人和，而起决定作用的，还有自己本人的志向、胸怀和格局。
秦叔逵一接任主任，就决定主攻消化系统肿瘤，尤其是肝癌，制订了科室发展的“三个三年，九年计划”。科室三年一个台阶，从江苏省走向全国，再迈出国门，向国际进军。这些目标都一一以实现。
然而，对于自己的个人成长，这个科室几乎是贫瘠的土地，必须走出去，请进来，才可以吸收营养成长。
1992年5月，秦叔逵跟随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的孙燕、上海胸科医院的廖美琳、广东中山大学肿瘤医院的管忠震、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张嘉庆以及北京协和医院的李龙芸教授等老前辈一行六人，第一次组团去美国，参加全球最顶级的ASCO（美国临床肿瘤学会）学术年会。
会议期间，不断有各国的代表问道“你们是日本医生吗？”“我们要不断地加以纠正：不, 我们来自中国。”会上，欧美和日本学者报告了许多多中心临床研究结成果，而中国医生只能坐在台下听，因为拿不出任何研究来，差距十分巨大。
从美国回来后，好长一段时间里，秦叔逵都在深刻思考，如何改变这种局面，实现零的突破。
1992年-1998年，他每年都利用参加ASCO年会的机会，去美国不同的国家癌症中心参观、学习3个月。1999年，他又作为军队公派高级访问学者到美国MD Anderson癌症中心工作学习了近一年，主要是学习如何开展多中心的临床研究，包括试验的设计、程序、质量控制和总结等等。
这样的学习，不仅让他迅速接轨了国际最前沿的思维和理念，也让自己每年都有一段时间，停下来回看自己走过的路，这对于擅长全面布局的人十分重要。
上世纪90年代，国际肿瘤医学发展日新月异，彼此间的协作越来越融合，而中国的肿瘤界却因历史原因依然各自为政，工作、学术和政治关系搅和在一起，极不团结，严重影响学术发展。
秦叔逵等一批年轻学者很想改变这样的局面，想团结起来搞学术、搞协作、搞研究。年轻人的想法得到德高望众的吴孟超院士、廖美琳和孙燕教授等的强有力支持。
1997年1月，在北京龙潭饭店举行了一次小型的筹备会，参加人员不到20人，除了吴孟超院士、孙燕和廖美琳教授等，主要是中青年的核心成员，包括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的储大同、王金万、南京的秦叔逵、哈尔滨的马军、湖北的于丁、广东的吴一龙、上海的王杰军、山东的宋恕平、安徽的刘爱国和大连的王怀瑾等。
同年4月30日，以200多名中青年医生为主的中国抗癌协会临床肿瘤学协作中心（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的前身），作为二级学会正式成立了，吴孟超院士担任名誉主任委员，孙燕和廖美琳分别担任指导委员会正副主任委员，储大同教授执行委员会主任委员，秦叔逵教授担任秘书长持续了12年，直到2009年后的4年，担任学会的主任委员。
CSCO一成立，年轻肿瘤医生的活力急速迸发，推动着中国的临床肿瘤研究快速与国际接轨，用循证医学和多中心研究的思维，中国的肿瘤诊治水平快速提高。7年后，CSCO年会的参会人数超过万人，到2015年，CSCO已成为全球第二大肿瘤学术组织。
秦叔逵教授很推崇一句名言 “不谋全局，则不足以谋一役;不谋万世，则不足以谋一时。” 他说：“个人的职业生涯和学科的发展进步，都必须有一个全局观和目光长远。”
临床医生迈出的每一小步，都是患者生命走出的一大步
15年前，对于晚期肝癌，临床上几乎束手无策，没有任何有效的药物，只能采取支持对症治疗，病人的生活质量很差，生存期很短。这对于肿瘤医生来说，既是严峻的挑战和难关，也蕴存着机会，临床需求巨大而迫切，秦叔逵决定以此作为科室和个人的主攻方向。
肝癌是全世界常见的恶性肿瘤，但是由于发病原因不同，各国肝癌的异质性很强，尤其是在亚洲和中国，因此，西方发达国家的治疗方案，对于中国患者并不完全适用。
秦叔逵必须为中国的患者闯出一条路来。
虽然是西医，但从小就受到祖国医学的熏陶，他对中医药很感兴趣，希望从中获得突破。“以毒攻毒”是中医药治疗肿瘤的一个重要法则，即以药物的毒性来攻克癌毒，他与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合作，开展 “有毒中药治疗肝癌的实验和临床研究”，包括砒霜、莪术、蟾蜍以及藤黄酸制剂等一系列研究，希望采用现代化的思维和手段研究中药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自古以来，砒霜被认为是巨毒之药，武大郎就是潘金莲用砒霜毒死的。在中国很早就被用于治疗白血病，曾经是血液肿瘤医生秦叔逵就用过。他向马军教授请教，想移植到肝癌上试试。马军教授，现为哈尔滨血液病肿瘤研究所所长， 1982年从国外回来后就一直在这方面做深入研究。
1997年，秦叔逵教授把砒霜先在小白鼠身上试用，1999年开始用于人体，做了30多例，效果很好。为此，孙燕院士牵头做了全国多中心研究，把秦叔逵的单中心研究结果重复出来了。2004年，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CFDA）正式批准砒霜增加了晚期肝癌这个适应症。
“在当年没有任何有效药物的时候，它是一个不错的药物。”秦叔逵教授还清楚地记得,当他第一次把砒霜制剂静脉注射到人体的情景，“真是很害怕出事情，头两天我都是亲自在床边盯着静滴，确保病人的安全。”他说，结果一个疗程以后，病人的疼痛就消失了，两个疗程以后，达到PR(肿瘤缩小了一半)，第一例患者存活了5年多。
如今，砒霜成为我国肝癌一线治疗用药的三种方案之一。但是，由于该药物的特殊性，直到现在，医生使用都需要特别谨慎。
中国医生每迈出一小步，中国医学便向世界走出一大步
2010年6月7日，秦叔逵站在了世界最顶级的肿瘤学术大会上，让世界聆听中国的声音——ASCO成立46年来，中国医生第一次应邀进行专题学术报告。ASCO年会，是全世界肿瘤医生的“朝圣”大会，汇集了数万名来自世界各地的肿瘤专家。
这是中国肿瘤界的里程碑，也是肝癌治疗的新篇章。
化疗，一直是肿瘤内科医生对抗癌症的常规“武器”，尤其铂类药物发明以来，肿瘤患者的生存期大大延长。然而，这个常规“武器”，肝癌医生却一直用不了，第一代顺铂本来是最好的治疗肝癌的一个药物，但毒性大，它一方面控制肿瘤，另一方面又造成肝功能严重损害，疗效和毒性互相抵消，甚至还出现“负数”，所以肝癌化疗的研究一直做不下去。
2002年，南京某大学校长找到了秦叔逵教授，他曾经在吴孟超院士那里做了手术，不久，肝脏部位复发且肺部转移，吴孟超院士建议他去南京找秦叔逵试试砒霜、蟾蜍等中药。
这位校长找来时，秦叔逵手里，除了还是“院内制剂”的砒霜针剂外，还有一个正在做实验研究的第三代铂类化疗药奥沙利铂。奥沙利铂是治疗结肠癌的药物，但是秦叔逵课题组发现它对肝癌细胞很有效，建议这位校长决定试一试。经过慎重考虑后, 校长接受了奥沙利铂为主的系统化疗。没想到两个疗程之后，这位校长所有症状都没有了，肿瘤缩小了一半；又化疗了两个疗程之后，肝脏和肺部肿瘤都全部消失了。
“他是这种系统化疗治疗晚期肝癌取得完全缓解的第一例患者，给了我们极大的信心。”秦叔逵马上组织了单中心的Ⅰ期临床研究，取得初步经验；进一步牵头组织了一项研究者发起的全国的多中心Ⅱ期临床研究，联合北大肿瘤医院、长海医院、上海第一人民医院等一起，重复出有效的结果。2016年，他决定做一个大型的临床研究，联合了韩国、泰国和我国台湾等地的学者，进行亚太区的国际多中心研究(EACH研究)。
2010年，秦叔逵教授带着EACH研究的中期报告结果走上了ASCO的讲台；之后又经过了4年的随访观察试验才全部结束，数据锁定，写论文送去发表。由于这是全世界上第一个采用系统化疗治疗晚期肝癌安全有效的报道，国际学术界十分谨慎，光投稿审稿就花了一年多时间，来来回回修改了5回，最终被认定结论真实可靠。
2015年初，第一篇文章发表在国际顶尖学术期刊美国临床肿瘤学杂志（JCO）上，此后又陆续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同年，含奥沙利铂系统化疗写入了美国、韩国、日本等各国肝癌治疗的国家指南，成为了肝癌一线治疗方案之一。
而让秦叔逵教授最欣慰的是，15年过去了，如今这位老校长还活得好好的，是治疗后存活时间最长的肝癌患者，已经达到治愈。
这是一名医生最大的成就感。
21世纪伊始，肿瘤开启靶向治疗新纪元
中国是肝癌大国，中国的医学科学家有责任也有义务在攻克肝癌上出一份力，秦叔逵教授是国家卫计委肝癌专家组组长，也是美国国家肿瘤研究所肝癌专家组成员，这种使命感更加强烈。
然而，虽然所有的肝癌研究和新药都必须重视中国，但是刚开始时中国专家的意见在国际学术界并未得到重视。
2007年以前，肝癌的第一个分子靶向药做临床研究时，全球有5-7位科学家组成了科学委员会(SC)，指导该药物在全球和亚太地区同步进行临床试验，秦叔逵教授是科学委员会成员之一，共同参与了该项试验方案的设计和实施。然而，当试验进行到一半时，独立数据监察委员会(IDMC)，审看了初期的试验数据，认为没有达到预期结果，建议停止试验，制药公司研发部门立即发一个邮件和短信通知了科学委员会成员，而研究的主要研究者（PI）居然也同意立即终止试验。
秦叔逵当时很生气：“你们说停就停，根本没有征求科学委员会全体成员的意见。当初，要做试验的时候，邀请我们好多次开会，反复讨论方案，现在试验遇到了实际问题，总应该开个会研究讨论，而不是贸然停止，这不光是科学严谨的态度，也是最起码的尊重和礼节。这项试验遇到了什么问题？初期结果为什么不好？是否可以解决？这些都不去认真分析、解决就结束试验，实在是太不专业和太草率了。”
当时整个试验中，八一医院肿瘤中心入组的每一例受试者，都是秦叔逵自己亲自把关和严密观察，他看到了有效的病人，也非常清楚其中的具体情况。
在与中国研发部门沟通无效的情况下，秦教授强烈要求与该公司的全球研发总裁直接对话。最终说服了该公司的全球研发总裁，同意坐下好好总结经验教训，并且应秦教授的要求，到中国来开会讨论。
后来，全球科学委员会所有成员和公司领导都来到上海浦东，除了秦叔逵教授外，还邀请了孙燕、管忠震和沈峰教授三位中国专家参加讨论。会议从早上8点一直开到下午6点，争论不休。最后大家基本统一了认识，认为是研究经验不足，在入选标准、试验过程和质量控制方面出了问题，针对性地制定了对应方法后，应该继续进行临床研究。
五个月之后，这项试验获得了成功。虽然该靶向药治疗肝癌的客观有效率只有2%-3%，对患者生命的平均延长时间只有2个多月，但是这已经是一次重大的突破，从此晚期肝癌进入了靶向治疗的新时代。为了感谢秦叔逵的重要贡献，后来公司的全球CEO每次来到中国，都要宴请秦教授，同时聆听他的建议。
秦叔逵教授等中国专家，正是通过积极参与一项又一项国际多中心临床研究，积累经验和知识，从一开始的“跑龙套”，逐渐成为全球肝癌领域的中坚力量，成为多项大型试验的“龙头”。
不放弃治愈的任何希望
12月 29日，秦叔逵教授2016年最后一次专家门诊中来了一名晚期肝癌患者，北京的医生交待他“目前我们已经无能为力，您必须到南京去找秦叔逵教授。”
患者患病已经一年多，既往一直采用靶向药物治疗，肿瘤曾经得到有效的控制，但从10月起肿瘤发生进展。秦叔逵教授详细问诊，分析病情，认为已经发生了耐药情况，鉴于目前没有标准的二线治疗，宜停用靶向药，试试看其他药物。有两个选择方案：一是换用奥沙利铂为主系统化疗；二是自愿加入新药临床试验，即即将启动的PD-1单抗治疗肝癌研究。
秦教授说的临床试验，就是治疗美国前总统卡特的黑色素瘤脑转移发挥了奇效的PD-1抑制剂Pembrolizumab，这一次要开展的是Pembrolizumab二线治疗晚期肝癌的亚太区国际临床研究，秦叔逵教授是该研究的总PI。
秦叔逵教授对患者详细解释：“免疫治疗，是当今全球肿瘤学界最热门的研究方向，已经开展了400多项临床研究，治疗多种癌症获得了成功，包括肺癌、恶性黑色素瘤、胃癌、膀胱癌、头颈部肿瘤等，很有希望成为肝癌治疗的另一个新篇章。如果您愿意加入该试验，你将有50%的机会免费获得非常昂贵的Pembrolizumab.”
他说，目前PD-1单抗一线治疗肝癌一期、二期研究已经在欧美国家完成，客观有效率超过16%，一年生存率超过60%。虽然，对肝癌的有效率不如肺癌和黑色素瘤，但是比目前全球唯一获批的肝癌靶向药的疗效要高出许多，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我们正在牵头亚太区三期研究。
对于疾病，“哪怕有百分之一的希望，医生和患者都应该百分之百地去争取。”秦叔逵教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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