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创新药研究未来展望
肿瘤资讯： 近几年来，我国慢慢由仿制药大国走向仿创结合，国内药企也逐渐建立起了自己的创新药研发体系，请问您是如何看待国内创新药的研究未来的呢？对此，您又有什么期望？
孙燕院士：应该说在改革开放以前我们绝大多数都是仿制药，我们仿药的能力是很强的。仿制药是一个阶段性没办法的事情，因为我们原创药少。
进入新世纪以后，特别是最近10年以来，我们国家形势好了，出国学习的这部分人回国创业了，那我们就引进了最新前沿的东西。比如说，恩度是第一个中国靶向药物上市。埃克替尼目前也取得很大成果，原来我们觉得这个药跟其他络氨酸酶抑制剂(TKI) 是很接近的，跟吉非替尼、厄洛替尼几乎是me too，差不多一样的药。现在我们知道两组的头对头的研究，我们是做了埃克替尼和吉非替尼头对头研究，吴一龙教授做的研究是吉非替尼跟厄洛替尼的头对头研究，我们的材料证明我们的效果跟吉非替尼一样，我们的不良反应皮疹和腹泻都少，吴一龙教授这个结果也是这样吉非替尼和厄洛替尼疗效是完全相同的，可是厄洛替尼毒性皮疹反应都比较厉害，所以我说我们可以不可以讲原来我们是个me too的药，现在变成me better，在实际上说不良反应是稍微好的。
我今天还介绍了一点，就是我们正在手里研究的新药还是很多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已经达到一个可持续发展了。
另外我现在觉得我们有了这些高水平的人回来，创的药都是一些所谓最靶向的药、最前沿的药。由于有回国创业的这些人，我们的起步就高了。
像我有责任感，我就把发展我们中国临床肿瘤学专业为己任，我觉得这些回国创业的人有责任把一些老的药厂带动起来，绝大多数原来生产抗癌药很大的药厂，还都停留在10年前的情况，劳动力很多、花出的代价很多、产值不高，甚至出口了原料让人家回来再赚我们的钱。所以我觉得他们这帮人还有一个责任，应该指导怎么样集团化，让全国的制药都能有新的一个发展。
我作为一个过来人，已经80后了，当然非常期望我这个事业有个重大的发展，关键的事情就是能够提高肿瘤的治愈率，能挽救更多的病人，谢谢。
肺癌靶向治疗的现在和展望
肿瘤资讯： 您领导的中国肺癌学者在肺癌靶向治疗发展的进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这几年，肺癌的靶向治疗发展可以说是如火如荼。那么您是如何看待肺癌靶向治疗的前景的呢？您觉得，肺癌这个国内发病和死亡第一的肿瘤，有望成为一个慢性病吗？
吴一龙教授：大家知道近15年肺癌的靶向治疗让整个肺癌的治疗产生了一个翻天覆地的改变，这个翻天覆地的改变主要是一个概念上的转变，除了它的疗效之外，我觉得非常重要的是概念的转变。
在过去，我们对癌症的治疗和很多慢性疾病的治疗，采用的一个医疗模式称为“试错医疗”，试错就是试、尝试，错是错误。试错医疗的含义就是说我们根据经验来判断一个疾病的治疗方法大概是什么，然后给它个方法用，错了我们改过来，然后再换另一个方法，这就是一个典型的试错医疗。试错医疗在整个医疗史上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它也是一个大家非常常用的原则。但是试错医疗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它的成功率是比较低的，而靶向治疗让我们脱开了这一点，因为我们知道了这个疾病发生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它的靶点是什么，因此针对这个靶点我们把试错医疗变为目的医疗，我们非常清楚地知道我们做的目的是怎样。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靶向治疗的有效率可以达到70%，甚至达到90%，病人的生存时间是非常长的，所以我们说靶向治疗是一场革命，对过去的一种颠覆。
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也看到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癌细胞是非常聪明的，它在经历一段时间的药物打击之后会产生耐药性，而这个耐药性一旦产生，对我们原来的靶点的反应就不明确了。
靶向治疗这几年研究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是发现为什么会产生耐药，耐药的机制是什么，这条路走下去我们又找到了另一片天地。因此我们说未来靶向治疗的路是发现靶点→寻找到有效药物→治疗病人→发现耐药→克服耐药→继续治疗。导致了一种“耐药再耐药、克服再克服”这么个循环，如果按照这个思路做下去，我们把时间叠加起来，就有望把肺癌变成一个可控的慢性病，这就是我们对未来的一个期望。
推动国内创新药研发之路
肿瘤资讯： 贝达药业自2003年成立以来，短短十几年已经完成了从仿制到创新的历史性转折，相信您在此也积累了不少经验，那么您对于如何推动国内创新药的研发有何建议呢？
丁列明博士：贝达从03年开始成立，10多年的医药创新，特别是新药创制这一块应该说做了非常好的尝试。实践证明，这条路是非常有意义的，无论从经济上，还是科研上，或者社会价值上。要说一些体会或者建议的话，严格说起来这个话很长。
围绕中国医药创制，应该说这条路必须走，因为中国长期以来是依靠仿制，现在显然这条路是越走越窄，必须要做创新。但是真正要说做创新的话，应该说面临很多的困难。这个创新首先要面临技术上的困难，因为新药创制本身就是一个技术要求高、周期长、投入大、风险高，这么一个非常特殊的行业，这里面就是一个技术上的困难、（一个）资金上的困难，还有就是风险上的一些把控。
我们要创新，技术是首当其冲的。现在我们很高兴地看到，这些年有很多从国外通过学习积累了很多知识、经验、才能的一些海归们回来，成为我们中国医药创新的一个主力军，大家也看到了一些非常亮丽的成果。这些成果里面都看到了我们海归人才的一些身影，或者他们主导的，或者他们参与、或者他们一起组个团队共同创新，包括我们埃克替尼在内。
在技术上面我想（已经）看到了一些好的进步，那么光技术不够，还要投入。这些年，应该说我们重大专项也发挥了非常好的作用，从“十一五”到“十二五”，紧接着我们还会“十三五”，都是100亿、甚至100多亿的投入，起了非常好的引领作用，也带动企业、带动地方政府在新药创制上成倍的投入的增加。在资金上面，当然我们也很高兴地看到一些风投现在对医药投资的热情越来越高，投资的物资也是越来越高，也更好地带动我们一些海归人才或者其他一些创新人才投身到医药创新里面去。
还有很重要的就是政策环境，这里面应该说我们医药创新的政策环境还有很多制约瓶颈，从审批、市场准入，到医保报销，以及税收的支持，还有知识产权的保护等等。我们也在不同的场合，通过不同的途径，向我们的管理层和一些部门都在反映。当然（已经）有一些改进，特别（是）围绕我们医药的审批，这个是已经严重制约我们医药创新的一个瓶颈。去年我在“千人计划”联谊会生物医药分会上面专门有一个闭门会议，听我们海归的“千人计划”对国家创新政策碰到的问题的一些瓶颈。大家反应最强烈的、最一致的就是新药审批的缓慢，光等待的时间都要10个月～1年，整个审批流程下来（需要）1年半甚至更长。所以这样的话，很多医药创新者很无奈的又把项目（拿到）国外去申报，这个并不是他们愿意去，但实在觉得在国内申报太慢，为了项目能够尽快进入临床，所以花了更高的代价、花了更多的精力到国外去申报。这个问题显然已经成为我们医药创新的非常突出的一个制约瓶颈。现在我们也很高兴地看到，我们的医药审批，药管部门包括国务院对解决这个问题下了很大的决心。国务院新闻办专门召开新闻发布会，吴浈副局长在会上讲怎么来解决医药评审慢、评审项目积压的问题，争取在3年内把这个问题解决。最近我们也看到很多政策上的改变，包括数据标准、分类评审、增加人员、评审具体制度的改变，我想这个问题可能也会得到很好的改观。
要鼓励医药的创新，还有很大的问题就是市场准入的问题，就是我们创新的最后1公里的路很长。药研发出来以后，到真正使用，到病人手里，到专家能够用，这个路非常长，可能也得花1年、2年、3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来做。所以这1公里路怎么来解决，我想我们一方面积极向有关部门反映，也希望国家在鼓励创新的大的政策环境下面，把这个问题也能够像医药审批一样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和帮助来解决。这里面例子非常多，我也统计过我们创新项目的市场份额及销售。埃克替尼应该说是里面一个比较典型的好的例子，但是其实里面大部分的，我们统计过，他们的市场进入很慢，实现的销售规模很小。平均销售，就创新药来讲，哪怕上市几年以后，也就几千万的销售，所以很难实现它们的经济价值，也很难让老百姓真正能够受益。所以这个问题我想也是非常突出的，我刚才举了国外一个形成鲜明对比的例子，就是新药上市以后，它的最后1公里是那么短、那么快，它能收到的回报是那么好，所以这样是对创新最好的鼓励。
事实上，我们现在这条路还很长。还有包括一些知识产权的保护、怎么样从税收的角度去优惠，这个其实里面很多的政策要改革，立足点就是怎么能够更好地鼓励他们去创新，有更好的动力。刚才我也讲到关于税收政策的一些改革，我们有很好的一些改变。前两天总理也在常务会上宣布了新的关于税收加计扣除，把科研费用更好的用税收减免的这么一个非常好的政策。
我们看到很多还有一些困难、一些瓶颈，但是也看到一些改变，看到一些希望，看到一些更好的机会。我想我们有理由相信，事实上这个事情已经在发生很大的变化，就是说大家对医药创新、新药创制的积极性越来越高，我相信中国这个产业的发展也会越来越好。
最近也看到几个非常好的例子，一些国外的大的公司也到中国来买产品，其实当年大家也知道，有跨国企业非常想把埃克替尼买走，当然我们没让他买，但是从一个层面说明，医药创新的能力、产品已经得到国际的认可，所以这个我想也对后续的创新会起一个非常好的引领和鼓励作用。
肿瘤药物未来研发方向及贝达pipeline
肿瘤资讯： 贝达药业自创立以来，专注于恶性肿瘤、糖尿病、心脑血管等严重影响人们健康的疾病方面。凯美纳作为公司的创新药，更是一举打破肺癌靶向治疗长期被进口药垄断的局面，请问现阶段您对于肿瘤药物未来的研发方向有何看法呢？贝达的Pipeline又是如何规划的呢？
王印祥博士：非常感谢肿瘤资讯的采访，贝达药业在十几年前从肺癌的靶向抗癌药开始（研究），因为肺癌是所有肿瘤当中死亡率最高的肿瘤，所以在我们后续的研发的pipeline当中，第一关注重点是在肺癌的细分领域当中。
针对肺癌不同的人群，靶向抗癌药针对不同的靶点，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凯美纳是针对EGFR的精密靶点，这个大概在中国人当中有40%左右的病人是EGFR基因突变阳性的敏感病人。还有一部分，比如说10%的病人是因为cMET高表达引起的，我们现在这个药刚刚已经申报，正在临床I期。现在我们刚刚申报了第三代的EGFR抑制剂，已经递交到国家药管局，希望明年能够拿到临床批文。
第三代EGFR抑制剂就是专门针对现有的、在肺癌主战场上的对第一代EGFR抑制剂产生耐药的病人，这部分产生耐药的病人中的大部分，50%的病人是因为T790M发生突变。针对这个突变耐药的病人，我们这个药也已经申报了临床。除此之外，我们跟美国的公司合作，有一个已经申报临床的药是ALK的精密抑制剂，因为大概在中国也有10%的肺癌病人是针对ALK的突变阳性。
还有一些就是我们正在（进行）临床前研究的，像CDK4/6、FGFR-1，这些都是肺癌的鳞癌上的一些靶点。比如说有一定比例的肺鳞癌的病人是适用于CDK4/6抑制剂，有一部分病人是适用于FGFR精密抑制剂，所以这样的话，当一个肺癌病人发生的时候，根据他的分子诊断，根据分子marker，有一部分病人是可以用EGFR TKI，耐药以后可以用第三代的EGFR TKI，然后一部分病人适合cMET抑制剂的治疗，一部分病人适合ALK，有的适合CDK4/6或者FGFR抑制剂。这样的话，对于肺癌在靶向精准医疗方面，根据每一个病人分子marker的不同，然后给不同的治疗方案。
所以（贝达的pipeline）主要在肿瘤方面，以肺癌为主。当然，除了根据肿瘤病人的分子marker的这些诊断而给不同的治疗方案和药品之外，我们也在跟其他的合作方做一些免疫治疗的开发。主要集中在小分子的肿瘤相关领域的机制方面做一些开发，包括用免疫治疗跟现有的靶向抗癌药有一个联合方面的东西。
除了这些之外，当然我们也是把现有的、正在develop的药品，包括埃克替尼（凯美纳）做扩大适应症的（研究），包括像凯美纳现在正在用于食道癌、头颈部癌，将来用于胰腺癌这些扩大适应症的试验。
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我们新开发的cMET的抑制剂，实际上除了针对一部分的肺癌病人之外，在肝癌方面，特别是HCC，这几年的研究也是有一个长足的进展，有可能用在肝癌方面的治疗等等。
基本上在肿瘤的pipeline方面我们大概是这些。除了肿瘤的pipeline之外，我们还在糖尿病领域，现在已经有一个药，是一个长效的GLP-1，一周一次给药的，已经报了临床，在等待临床批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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