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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施荟】IDH公开课第六期——王迎教授:解锁IDH突变预后密码,开启精准治疗新篇章

07月25日

整理:肿瘤资讯

来源:肿瘤资讯

自1923年Otto Warburg教授提出瓦博格效应,揭示肿瘤细胞能量异常代谢特征以来,人类对癌症异常代谢的探索已历经百年[1-2]。在血液肿瘤领域,IDH突变的发现为我们理解肿瘤的代谢调控提供了新的视角。随着对IDH突变机制的深入研究,以及国内首个IDH1抑制剂艾伏尼布的出现,IDH1突变急性髓系白血病(AML)诊疗领域燃起了新的希望之光。基于此,【肿瘤资讯】特别企划【IDH公开课】系列,旨在深入解析AML中的IDH突变难题,探讨艾伏尼布治疗的最新进展,探索精准诊疗新策略




本期主题

AML是一种常见的高度异质的血液系统恶性肿瘤,不良基因突变是影响AML预后的重要因素。其中,IDH突变是AML患者中常见的基因突变类型,以IDH1、IDH2亚型较为常见[3]。IDH突变在肿瘤的发生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但其与患者预后的关系尚存争议[4-5]。本期【IDH公开课】特别邀请到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学研究所)王迎教授,从基础到临床全面剖析IDH突变在血液肿瘤中的致病机制、预后影响,为临床医生提供系统性的诊疗思路。

IDH突变促进AML的发生,且与不良预后相关

IDH是三羧酸循环中催化异柠檬酸(Isocitrate)氧化脱羧为α-酮戊二酸(α-KG)的代谢酶。在哺乳动物组织中存在三种IDH亚型:IDH1、IDH2突变与肿瘤的发生和发展有密切的关系,但IDH3突变并不常见[6-9]。编码IDH的基因突变后,IDH突变体将α-KG催化生成2-羟基戊二酸(2-HG),2-HG与α-KG具有类似结构,可竞争性地抑制α-KG依赖性酶,进而导致DNA和组蛋白高度甲基化,使原始细胞分化受阻并无节制增殖,促进AML发生[10-12]。除AML外,IDH突变亦可发生于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MDS)、骨髓瘤、淋巴瘤等多种恶性血液疾病中[13]

一项Meta分析显示[14],与TET2、ASXL1和EZH2突变相比,DNMT3A和IDH基因突变与AML转化风险相关[IDH突变风险比(HR)2.92;P=0.02]。横断面分析显示[15],IDH1和IDH2突变从低风险疾病到高风险疾病的发生率增高,提示它们在AML疾病进展中起作用。

临床数据显示,与IDH野生型患者相比,IDH突变AML患者具有更高的疾病负荷。例如,一项纳入826例AML患者的研究发现[16],IDH突变患者的骨髓原始细胞比例显著更高(60% vs 41%,P<0.0005),外周血原始细胞比例也明显升高(30% vs 14%,P<0.0005)。此外,IDH突变患者更有可能具有中等风险的细胞遗传学异常(P<0.0005)(表1)。2024年ASH年会发布的一项回顾性研究(Poster 1493)表明[17],与IDH野生型相比,IDH突变新诊断AML患者在诱导化疗期间更容易发生临床肺炎、可能的真菌性肺炎(PNA)和死于肺部并发症(图1)。

表1. IDH突变AML的临床特征

图1.诱导化疗期间的临床结局: 野生型IDH患者对比IDH突变患者


2024年ASH年会发布的另一项研究(Poster 4334)中[18],通过NGS或Sanger测序筛选了462例AML患者,其中IDH突变患者为100例,评估了allo-HSCT前后IDH突变MRD阳性与AML患者预后的相关性。结果显示,allo-HSCT后,基于IDH突变的MRD可靠地预测了AML患者的复发,且不逊于基于NPM1突变的MRD监测。allo-HSCT后第1年内检测到≥1个样本MRD阳性的IDH突变患者,累积复发率(CIR)显著更高,总生存期(OS)更短(图2)。该研究表明allo-HSCT后基于IDH突变的MRD阳性与AML复发具有显著的相关性。

图2. 移植前后基于IDH突变的MRD与AML患者CIR和OS的相关性


总体而言,这些发现强调了IDH突变在AML发生和发展中的关键作用,为临床精准治疗提供了重要的靶点和预后标志物。

IDH1与IDH2突变患者的预后存在显著差异

尽管IDH1和IDH2突变在分子机制上相似,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这两种突变对AML预后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既往一项Meta分析显示[19-20],在强化疗±造血干细胞移植(HSCT)的治疗背景下,IDH1&2组合分析时,突变不影响OS和无事件生存期(EFS),而IDH1突变单独分析时,OS和EFS更差(图3)。

图3. 强化疗±HSCT治疗背景下IDH1/2突变预后存在差异


在非强化治疗背景下,这种差异同样存在。一项真实世界研究纳入了2376例新诊断AML患者[21],其中871例接受非强化治疗。结果显示,IDH2突变患者的中位OS达到30.1个月,显著优于IDH1突变患者的14.6个月。值得注意的是,与野生型相比,IDH2突变反而显示出生存优势(HR=0.62),而IDH1突变则与不良预后相关(表2)。

表2. IDH1/2突变与野生型非强化治疗患者的中位OS

在VIALE-A研究中[22],对于接受维奈克拉联合阿扎胞苷治疗的不适合强化化疗的初治AML患者,中位随访43.2个月时,IDH1突变患者的中位OS为10.2个月,而IDH2突变患者的中位OS达到27.5个月(图4)。这进一步证实了IDH1突变与IDH2突变在AML患者中的预后差异。

图4. VIALE-A研究中IDH1突变和IDH2突变患者OS有显著性差异

近年来,靶向药物的出现,尤其是国内首个IDH1抑制剂艾伏尼布,具有独特作用机制,为IDH1突变AML患者提供了新的治疗选择,基于艾伏尼布的联合方案更是显著提升了此类患者的生存获益。

IDH1突变也是MDS患者的不良预后因素

除了AML,IDH1突变在MDS中也具有重要的预后意义。流行病学数据显示,IDH1突变在MDS中的发生率约为3.42%~12.27%[23],不同报道中我国MDS患者的IDH1突变发生率为1.73%~5.56%[24-27],且随着年龄增长和疾病危险度升高而增加。IDH1突变MDS患者也具有独特的临床特征,这类人群往往具有更高的输血依赖性和中性粒细胞减少症的风险[28-29]

在疾病转化方面,多项研究表明IDH1突变可显著增加MDS向AML转化的风险。一项回顾性研究分析了2378例IDH1突变MDS患者[30],旨在比较IDH1突变型和野生型患者的预后情况。与野生型患者相比,伴有IDH1突变的低危MDS患者的AML转化率较高(27% vs 11%)且无白血病生存期(LFS)较差(NR vs 92个月)。值得注意的是,在IDH1突变高危MDS患者中,去甲基化药物(HMA)治疗失败后使用IDH1抑制剂显著提高了IDH1突变患者的生存期(28.6个月 vs 5.1个月)(图5)。这些数据不仅提供了HMA治疗失败后IDH1突变高危MDS的治疗策略,也为在白血病转化率高的低危MDS中靶向IDH1突变提供了依据。

图5. 伴有IDH1突变的低危MDS患者,AML转化率更高

一项Meta分析纳入1782例MDS患者[31],结果显示,IDH1突变患者的OS和LFS均低于野生型患者(OS的HR值为2.21,95% CI: 1.45-3.38;LFS的HR值为2.65,95% CI: 1.53-4.59)。这进一步证实了IDH1突变是MDS患者OS和LFS的不利预后因素。

总结与展望

IDH突变作为血液肿瘤的关键驱动因素,通过代谢-表观遗传交叉调控网络促进恶性转化。近年来,已经有多项研究表明IDH突变AML/MDS患者的疾病负荷更重、生存期更短、复发风险更高。无论是大型Meta分析还是真实世界研究数据均报道了IDH1和IDH2突变患者的预后结局不同,而IDH1突变患者往往有更差的OS和EFS结局。因此,在临床实践中,需要充分认识IDH1和IDH2突变的异质性,包括疾病特征、预后影响和治疗反应的差异。

王迎教授在本次公开课中的分享,深入剖析了IDH突变在AML和MDS中的致病机制、预后影响差异,为临床医生提供了系统性的诊疗思路。她的讲解不仅揭示了IDH突变在血液肿瘤中的复杂作用,还强调了精准检测和靶向治疗的重要性,为未来的研究和临床实践指明了方向。

专家简介

王 迎 教授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学研究所)  免疫细胞治疗中心主任

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博士生导师

津门医学英才、全国卫生健康系统先进工作者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白血病专家委员会常委兼秘书长

中国血液病专科联盟白血病免疫细胞治疗协作组组长

中国抗癌协会第六届血液肿瘤专委会常委

中国医药教育协会白血病分会常委

中国细胞生物学学会细胞与基因治疗分会委员

中国康复医学会血液病康复专委会委员

中国医药教育协会造血干细胞移植及细胞治疗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华医学会血液学分会第十一届委员会实验诊断学组委员

天津市血液与再生医学学会理事会理事成员

《中华血液学杂志》、《白血病•淋巴瘤》杂志编委

美国Emory大学Winship肿瘤研究所博士后

主要从事白血病、免疫细胞治疗的临床和基础研究工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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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Oncol Lett. 2012 Dec;4(6):1151-1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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