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萧弈
来源：肿瘤资讯
Day 1
肺癌驱动基因及其生物标志物
吴一龙教授：肺腺癌的驱动基因
第一代测序中，我国肺腺癌患者EGFR突变比例大约50%，KRAS突变比例大约13%。此后，通过液体活检可以发现腺癌的基因突变。接下来是二代测序，一项纳入我国的938名患者的研究表明，通过二代测序，发现EGFR突变发生率为41.8%，KRAS突变只有6.3%。
今年ASCO大会上，CONVINCE研究报道了初步研究结果：OOR 0.67，PFS 9.9个月，提示埃克替尼与其他一代EGFR-TKI疗效类似，显著延长晚期NSCLC一线治疗PFS，但是否改善患者OS，后续结果值得期待。关于ALK，在一个东亚主导的临床试验结果显示ORR高达88%，PFS达到11.1个月。
ROS1发生率为0.6%，一个来自全球研究中（50例），ORR有72%，PFS到达19.2个月，另一个来自欧洲的研究（32例），ORR有80%，PFS到达9.1个月。同时，我们团队也牵头做了一个前瞻性研究，此研究以中国为主，同样囊括了日本、台湾、韩国等亚洲地区，110个病例，ORR有61.3%，PFS到达13.4个月。
对于met，来自美国的数据显示，14外显子突变高达3%，我国的数据显示只有1%。C-met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突变，它的检测指标有三个：mutation、fish和IHC，这三个指标的特异性会随着敏感性的升高而降低，其中mutation是最有特异性的。不管是在原发性的还是耐药的患者中，C-met成为一个很好的靶点。
关于BRAF，最近的研究显示，采取两药联合处理这种突变要比单药处理要好，这也成为我们下一步治疗BRAF突变的方向。
Fred Hirsch教授：鳞癌驱动基因及其临床应用
Hirsch教授向我们讲述了鳞癌驱动基因及其临床应用的最新进展，指出我们虽然对肺癌驱动基因的了解更深入，但仍未找到合适的靶向药物，如果找到具有预测及治疗价值的靶点，就可能像EGFR基因一样找到适当的靶向药物。
王洁教授：小细胞肺癌驱动基因及其临床应用
小细胞肺癌暂时没发现有希望的靶点，也没什么突破。P53和RP1失活是小细胞肺癌中非常常见的遗传学改变。麻省总院在之前的研究发现，腺癌转化为小细胞肺癌是EGFR-TKI耐药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最近，他们增加了研究的样本量，发现腺癌转化为小细胞肺癌的患者100%含有rp1的缺失，细胞系研究发现，rp1和p53缺失是转化的充分但不必要条件。初治的小细胞肺癌，有60%-70%患者可以达到PR，20%-30%患者能够达到CR，可是经过几十年的努力都没能提高小细胞肺癌的OS，很多专家认为这和残存的肿瘤干细胞相关。在我看来，探索一些针对肿瘤干细胞的靶向药物可能会成为治疗小细胞肺癌的一条道路。同时，免疫治疗也是治疗小细胞肺癌的一个曙光。
韩宝惠教授：液体活检在肺癌的应用
发现驱动基因，找到适当的靶点，用靶向药物进行有效干预，然后进行长期管理是肺癌精准医学的观点。肿瘤组织细胞学活检仍然是诊断的金标准，但液体活检作为一种替代和补充已经走进临床。
液体活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论述，首先是CTC技术。当肿瘤处于晚期，外周血中能够检测到循环肿瘤细胞（CTC）。外周血CTC的含量与肿瘤的负荷，肿瘤的活性，乃至肿瘤的耐药密切相关。通过检测CTC的含量能够指导肿瘤治疗，预测肿瘤复发，预测肿瘤的预后有一定的意义。第二个是循环的肿瘤DNA ,cfDNA或ctDNA。ARMS法和PCR法检测的来源都是肿瘤的DNA，这种循环肿瘤DNA反应肿瘤的生物学特征以及驱动基因的改变。所以循环的肿瘤DNA也是进行分子分型以及长期检测的一种有效手段。第三个是外粒体的检测，它是肿瘤细胞吞噬外界异物，在包膜内进行加工，然后释放到外周血的一种小体。它含有丰富的肿瘤RNA和蛋白质的信息，通过检测外粒体，可以间接反映肿瘤的免疫学状态和肿瘤对药物的反映。第四方面是免疫边际理论，即肿瘤细胞与免疫细胞进行信息交换后产生的一些细胞因子和基因的改变。我们从5万多个候选基因中筛选出6个基因标志物，可以反映肿瘤早期的状态，并以70多例的GGO病例作为验证。这种方法为肿瘤的早期诊断提供一种依据。
免疫治疗
Robert Pirker教授:肺癌的免疫治疗
Pirker教授在报告中介绍了免疫治疗的最新研究进展，并提出PD1 / PDL1抑制剂治疗优于传统化疗，成为肺癌治疗的新方向。
陆舜教授：免疫治疗在小细胞肺癌和胸膜间皮瘤中的作用
相关研究已经证明，PD-L1表达与肿瘤预后相关。研究证实，高PD-L1表达在胸膜间皮瘤中的表达占20%-40%，进一步研究证明，PD-L1高表达与非上皮源性相关。从一系列的研究可以看出，免疫治疗用于小细胞肺癌二线治疗有一定的效果，但“前路”艰难。胸膜间皮瘤是一种罕见的肿瘤，其缓解率大概在10%-30%，在PD-L1阳性的胸膜间皮瘤中，2、3线的抗PD-1的免疫治疗仍然值得做进一步的研究。
朱波教授：免疫联合其他抗癌治疗
在之前的研究可以看出，无论是靶向药物联合化疗药物，还是化疗联合放疗，都很好的证明了联合治疗可能取得很好的效果。免疫的发生分为两个过程，第一个过程是肿瘤组织中的抗原提呈，第二个过程是淋巴结中实现淋巴细胞的活化，最后T细胞杀伤肿瘤细胞。CTL-4仅仅作用于T细胞在淋巴结中的活化，抗PD-1、PD-L1抗体不仅促进T细胞在淋巴结中的活化，而且促进T细胞转移到肿瘤组织中，而且它还能阻断PD-1、PD-L1的信号通路，使得T细胞更好的发挥抗肿瘤的作用。而化疗和放疗杀死肿瘤细胞的同时释放抗原，引起一系列的肿瘤微环境的改变，这些都为免疫治疗联合放化疗提供理论基础。在过去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免疫肿瘤联合化疗在肿瘤治疗中的希望，但在什么时间点联合，怎样联合仍需要进一步的研究。EGFR通路和PD-1通路有一定相关性，EGFR-TKI和免疫治疗有很好的协同作用。
史美祺教授：免疫治疗相关事件的处理
免疫检查点阻断剂造成正常免疫系统平衡被打破，造成自身免疫反应的发生，称为免疫相关性不良反应。免疫相关不良事件的处理原则：一级不良事件患者不推荐使用类固醇激素及免疫抑制剂；二级不良事件患者推荐局部使用类固醇激素，必要时全身使用类固醇激素，免疫治疗可继续使用；三级以上不良事件患者需要住院处理，全身使用类固醇激素，若不能解决需要和相关器官的专家进行会诊处理；四级不良事件患者需要住院处理，若情况严重需进入重症监护室进行治疗。我们要找到疗效和毒副反应之间的平衡，要做好患者的教育，同时要建立一个多学科的网络，相互合作。
Fred Hirsch教授：免疫治疗的预测因子
Hirsch教授在报告中介绍了免疫治疗因子的最新研究进展，他指出，PD-L1阴性的患者不能在抗PD-1/PD-L1治疗中获益 ，需要筛选出这类患者，同时，PD-1高表达和PD-1表达阳性的截点选取也是一个问题。
EGFR, ALK和 ROS1
Ken O’Byrne教授：EGFR突变阳性晚期NSCLC的治疗策略
Ken O’Byrne教授向我们讲述了EGFR突变阳性晚期NSCLC的治疗策略，并提出未来的EGFR突变阳性晚期NSCLC的治疗，应该精准的找到驱动基因然后实行针对性治疗。
宋勇教授：治疗ALK/ROS1阳性的肺癌患者
在过去的临床研究中显示，无论是亚洲人群还是高加索人群，克唑替尼作为ALK阳性的肺癌患者的一线治疗要比化疗有效率更高，PFS更长。对于TKI的治疗，我们都要面对耐药这一问题。针对一代药物的耐药问题，新一代药物相继面世，且取得很好的效果。多个研究显示，对于ALK阳性的脑转移患者，TKI治疗疗效优于化疗，故这类患者仍然选择TKI治疗。ROS-1的发生概率为1%-2%，多个研究显示，克唑替尼治疗ROS-1阳性患者有效率有70-80%，较ALK阳性有效率更高。
王哲海教授：治疗EGFR罕见或双突变的肺癌患者
除了19外显子缺失和21外显子L858R突变外，18外显子的G719突变、21外显子的L861突变以及19外显子的插入突变对于第一代和二代EGFR-TKI都相对敏感，而T790m和20外显子的插入突变则为耐药突变。目前的研究数据显示，T790m合并敏感性的EGFR突变，对于一代和二代EGFR-TKI药物都处于耐药的状态。三代EGFR-TKI和第一代药物合并抗血管药物是克服这种状态的希望。
董晓荣教授：如何克服或延缓EGFR TKI或ALK抑制剂耐药
克服或延缓EGFR TKI的耐药现有的手段有：1.针对不同EGFR突变类型采取不同的治疗手段；2.EGFR-TKI药物联合化疗或抗血管生成药物；3.在TKI治疗的过程中采用局部治疗（手术治疗或放疗）。克服或延缓ALK抑制剂耐药，要充分发挥液态活检的作用，动态发现不同位点的突变，从而选择不同的TKI药物。
抗血管生成
周彩存教授：一线抗血管生成药物在肺癌中的应用
多个大型研究表明，贝伐单抗联合化疗，肿瘤缓解率明显提高，PFS明显改善。研究表明，在非鳞非小细胞肺癌中，腺癌的病人在化疗联合抗血管治疗中获益最大。现有数据显示，化疗联合贝伐单抗使肿瘤缓解后，维持治疗中继续使用贝伐单抗的OS更长。日本的研究显示，贝伐单抗联合TKI显著改善PFS，但OS数据仍需期待。贝伐单抗联合TKI并不增加缓解率，只增加DCR。
张树才教授：抗血管生成药物在间皮瘤、小细胞肺癌和鳞癌中的应用
研究显示鳞癌患者在贝伐单抗后出现严重的出血，导致鳞癌成为其禁忌症之一。要恢复贝伐单抗在鳞癌中的使用需要考虑到以下问题：①能否去除肺鳞癌引起肺出血这种因素的病人；②能否通过减少用药剂量或调整用药方案减少事件的发生；③术后的肺鳞癌患者能否使用贝伐单抗。针对这几个问题，一些小样本的研究取得一定的成果，需要进一步研究支持。
对于小细胞肺癌，前期的研究显示，抗血管治疗效果并没很明确的体现。2015年ASCO的一项关于恶性胸膜间皮瘤的研究报道，贝伐单抗联合化疗组的PFS和OS都明显优于化疗组，因此，NCCN指南已经将贝伐单抗治疗列入恶性胸膜间皮瘤的标准治疗中。
胡洁教授：MET抑制剂和生物标志物：NSCLC中的近期概念
在NSCLC中，met的改变有多种形式：首先是蛋白的过表达，第二是基因的扩增，第三个是在细胞的结构域,包括胞内段和胞外段的受体结合过程中发生突变，第四是自身的hgf的过表达。在肺癌中，抗hgf抗体没有得到阳性的结果，而抗met抗体的研究前景也不太乐观。对于酪氨酸激酶c-met抑制剂，在IHC+++或FISH阳性患者中，有效率可高达80-88%，可能提示IHC高表达或FISH可能是疗效的预测因子。
范云教授：BRAF抑制剂：肺癌经验
BRAF在肺癌的发生率为1.7%-4.1%，女性较多见。目前已成功上市的BRAF抑制剂有Vemurafenib 和Dabrafenib 。研究表明，在BRAF突变患者中，Dabrafenib和MEK抑制剂Trametinib联用比单药使用Dabrafenib客观缓解率有33%上升到63%，PFS由6个月上升到9个月。在BRAF耐药方面，肺癌的研究很少，在这方面可参考黑色素瘤。
任胜祥教授：HER 2 抑制剂：新的肺癌治疗手段
在肺癌中， HER2的改变有：蛋白的过表达、基因的扩增和基因的突变，这三种改变相互独立，互不影响。研究表明，对于蛋白的过表达和基因的扩增，化疗联合曲妥珠单抗对于单用化疗没有明显的获益。同样，有研究显示，对于基因的突变，化疗联合曲妥珠单抗对于单用化疗有明显的获益。细胞模型发现，细胞株中出现C805s基因突变后，多种药物出现耐药，它可能是HER2的耐药基因。
王凯教授： PARP 抑制剂
PARP 基因的生物学效应包括：细胞的死亡、凋亡，有丝分裂，染色体的修饰与稳定以及转录的调整，DNA的修复。研究表明，PARP抑制剂在非小细胞肺癌中，可增强铂类药物化疗的疗效。进入临床研究的药物有奥拉帕尼、维拉帕尼，尼拉帕尼等。
DAY2
刘晓晴教授：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维持治疗与二线治疗
维持治疗的目的是进一步维持一线治疗的疗效。对于一线化疗的原药维持，临床研究显示，培美曲塞、贝伐单抗维持治疗，显著延迟患者的生存。多个临床研究显示，一线化疗后换药维持的方案效果并不明显。在非驱动基因突变的肺癌中，二线治疗推荐多西他赛、培美曲塞等化疗药物。免疫治疗药物及抗肿瘤生成药物也在步入二线治疗进程当中。
陈公琰教授：小细胞肺癌的进展
目前，靶向治疗在小细胞肺癌中还没有取得突破，而放疗由于缺乏大型的临床数据支持，仍存在很大的争议。2015年JCO发表的文章指出：关于小细胞肺癌，无论是局限期还是广泛期，一线治疗推荐以铂类为基础的依托泊苷/伊立替康的联合化疗，对于复发难治的小细胞肺癌推荐单药治疗，美国FDA推荐拓扑替康。抗DFS1的单抗可能成为小细胞肺癌的新方向。而免疫治疗可能为小细胞肺癌开辟新的领域。
谢聪颖教授：胸腺肿瘤和肉瘤样癌的治疗进展
胸腺肿瘤包括胸腺瘤和胸腺癌，发病率只有0.17/10万。手术治疗为首选治疗手段。多个大样本研究表明，完全切除相对于不完全切除胸腺肿瘤患者，OS的获益更多。对于没办法进行完全切除而进行部分切除的患者，或Ⅰ期以上的术后患者，辅助性放疗获益明显。对于化疗，指南的定位在术后复发和肿瘤晚期的患者。指南推荐，胸腺瘤一线首选为“EP”方案，胸腺癌一线首选“紫杉醇+卡铂”方案。同时，苏尼替尼、依维莫司为胸腺肿瘤二线治疗的首选。
常建华教授：化疗及靶向治疗毒副作用的处理
化疗引起的毒副反应主要讲述的是贫血的处理。对于血红蛋白少于100g/L，就应该开始补充外源性的EPO，同时进行铁剂的补充，当血红蛋白少于60g/L，需要适当补充红细胞悬液。而当血红蛋白达到110 g/L时，需要停止补充外源性的EPO及铁剂。对于靶向治疗，皮疹的发生率较高。对于预防皮疹的发生，可以在口服TKI之初使用四环素类抗生素减少皮疹的发生。若已经发生皮疹，可以使用克林霉素软膏可让患者皮疹短期内得到缓解。只有在充分了解药物的毒副作用，才能在出现毒副反应的时候立刻进行处理。
郭人花教授：在老年人及PS评分较低患者的肿瘤治疗
EGFR驱动基因阳性的老年患者，首先EGFR-TKI治疗。对于EGFR野生型老年患者，首先化疗。术后辅助化疗，老年患者也是具有获益的。在非小细胞肺癌化疗的人群选择中，年龄不应该成为选择的限制因素。在考虑化疗方案时，要根据老年患者的身体状况以及PS评分选择化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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