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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毅教授：高通量基因检测有望为肿瘤的临床治疗提供更多手段

2017年12月21日

编译：肿瘤资讯编辑部

来源：肿瘤资讯

精准医学时代，对每一位患者实施个体化治疗要求临床医生寻找到驱动基因和能够有效预测疗效的分子标记物，基因检测技术成为指导临床治疗的“探照灯”。在即将过去的2017年，基因检测方面有哪些最新进展？越来越精准的检测手段将对肿瘤的临床治疗产生怎样的影响？基于这些问题，【肿瘤资讯】有幸邀请到胡毅教授进行采访，让我们一睹为快。

胡毅

教授

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肿瘤内一科主任
中国医药教育协会肿瘤免疫和靶向治疗专业委员会候任主任委员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分子肿瘤与免疫治疗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北京乳腺病防治学会肿瘤免疫治疗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肿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宋庆龄基金会肿瘤医疗及产学研联盟副理事长

肿瘤资讯：在今年ESMO及WCLC会议上，有众多的NGS相关研究进展报道。譬如今年WCLC大会上公布的对奥希替尼耐药后的患者进行CGP检测的研究结果，检测到EGFR位点的三次突变(C797S突变)。您认为这些结果对于临床上后续治疗的选择有何影响？

胡毅教授：目前基因检测发展迅速，随着检测技术的进步，已经可以实现对驱动基因的进一步选择及全外显子测序，将为未来制定治疗策略提供更多的方向。EGFR T790M突变是一代和二代EGFR TKI获得性耐药最常见的耐药机制。目前，奥希替尼已经获批用于EGFR T790M突变的NSCLC。然而，随着奥希替尼的临床应用，奥希替尼的耐药成为新的临床问题。对EGFR T790M突变的接受奥希替尼治疗后耐药的NSCLC患者，进行耐药机制检测，是非常有必要的。明确奥希替尼的耐药机制将有助于指导后续的治疗选择。但在检测出奥希替尼耐药之后，目前临床上缺乏后续有效治疗手段，第四代EGFR-TKI尚未问世，仍处在研发阶段，其II期的临床研究有一些端倪，但是III期得到的结果是失败的，测序结果确实能告诉我们问题可能发生在某一个环节上，也督促我们在这个方向上继续努力。尽管距离真正应用于患者，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但我认为方向是对的，进行广泛的基因检测，无论对科研还是未来临床决策都有好处。

肿瘤资讯：随着基因组学的研究进展，晚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的分子特征谱正逐步完善，越来越多新的罕见治疗靶点被发现，请分享下2017年WCLC的最新相关数据。临床上，对于肺癌患者，您是常规使用CGP检测还是有选择性的使用？如何选择患者？

胡毅教授：今年世界肺癌大会上所展示的EGFR-TKI治疗失败以后我们检测到一些新的基因变化，主要是功能基酶区的变化，包括Met扩增、Ras-Raf通路上的改变、mTOR通路的改变、Her2通路上的一些变化，可能在未来治疗上在药物选择方面提供一些新提示。目前这些突变频率较高的位点，临床上已有对应的治疗药物，譬如卡博替尼、克唑替尼、艾乐替尼等等，这些药物在临床试验及实践中的应用为患者带来了获益。Met扩增方面通过SL80这一类临床研究的出现，治疗上也取得了进步，我们知道，检测结果Met扩增大于6的患者用克唑替尼可获得50%的反应率，上述结果能够指导我们能够通过选择新的药物来控制既往治疗失败患者的疾病进展。因此，一直以来，我们都将检测贯穿到临床实践中，对于有条件的患者，我们选择在治疗的过程中对患者进行实时检测，一方面观测用药以后基因发生的变化，指导我们对患者远期治疗效果的预判和愈后的评估；另一方面寻找能够使用的新药的驱动基因。尽管目前我们发现的能够指导治疗用药的驱动基因突变范围比较窄，但是随着药物研发的进展和涉及领域的拓宽，相信将来能够应用于真实世界中的药物也会越来越多，治疗手段也会越来越丰富。

肿瘤资讯：您认为FMI CGP应该如何同现有的其他分子检测手段相结合，以进一步推动精准检测的前行？

胡毅教授：随着高通量基因检测应用于临床，我们通过COBAS对照研究后发现，阳性预测值和阴性预测值都接近完美。这种检测手段，在敏感性和特异性方面都能满足目前的临床所需。此外，既往测序可重复性差的短板也得到了克服。因此，可以非常欣慰地说，二代测序这一检测技术真正应用于真实世界中，可以帮助我们发现更多的驱动的突变，了解肿瘤突变负荷，甚至能够指导免疫治疗的实施。并且还可以将NGS与数字PCR、免疫组化等现有的检测方式相结合，更加精确地寻找临床实践所需要的驱动基因和指导免疫治疗所需的Biomarker，实现常规治疗手段和精准分子靶向药物的治疗手段、免疫治疗手段完美地结合。所以高通量基因检测的问世，能够给予临床医生更多可选择的治疗方案。

2017年12月21日

卢朝辉

邯郸市第二医院 | 肿瘤内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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