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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 TALK丨Dirk Arnold教授:解析肠癌OrigAMI-1研究最新数据和抗EGFR再挑战策略

07月16日
整理:肿瘤资讯
来源:肿瘤资讯

7月2~5日,2025欧洲肿瘤内科学会胃肠道肿瘤大会(ESMO GI)在西班牙巴塞罗那召开,OrigAMI-1研究最新数据以mini口头报告形式公布(摘要号:6MO)。研究结果显示,对于既往接受过抗EGFR抑制剂治疗的左半RAS/BRAF野生型转移性结直肠癌(mCRC)患者,使用EGFR-MET双特异性抗体埃万妥单抗(amivantamab)进行再挑战治疗显示出良好的抗肿瘤活性,尤其当停药间隔超过8.8个月时,患者获益更为明显(ORR、DCR、PFS、OS)。【肿瘤资讯】特邀该研究的报告者,来自德国汉堡Asklepios肿瘤中心的Dirk Arnold教授,围绕amivantamab再挑战策略的临床启示、疗效预测生物标志物的探索以及未来研究方向分享了观点。

Dirk Arnold
教授

医学博士(MD)
德国汉堡Asklepios肿瘤中心主任
德国汉堡AK Altona医院肿瘤科、血液科和姑息治疗科主任
欧洲肿瘤内科学会(ESMO)合规委员会主席
《肿瘤学年鉴》(Annals of Oncology)副主编
欧洲癌症研究与治疗组织(EORTC)胃肠道研究组理事会成员
德国AIO临床肿瘤学协作组结直肠癌研究组前主席
德国汉堡大学癌症中心(UCCH)前主任

洞见1:停药间隔是Amivantamab再挑战疗效的关键预测因素,为临床决策提供简明指引

Dirk Arnold教授:在对既往接受过抗EGFR治疗的转移性结直肠癌(mCRC)患者进行amivantamab再挑战的研究中,我们获得了非常深刻的认知。我们不仅证实了这一策略在特定患者群体中的可行性,更在本次ESMO GI大会上,通过OrigAMI-1研究更新的数据揭示了停药间隔时间对于疗效的关键影响(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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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OrigAMI-1研究设计

研究结果明确显示,相较于停药间隔较短(≤8.8个月)的患者(N=29例),那些停药时间更长(>8.8个月)的患者(N=25例)在接受amivantamab再挑战后,获得了更高的客观缓解率(32% vs 7%)和疾病控制率(88% vs 59%),同时其无进展生存期(中位PFS: 7.0个月 vs 2.8个月,HR=0.48,nominal P=0.0081)与总生存期(中位OS: 16.1个月 vs 10.4个月,HR=0.56)(图2)也得到了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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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amivantamab再挑战后的PFS和OS

这一发现的临床价值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其简便的工具来识别潜在的高获益人群。其背后的生物学机制也相当明确:在抗EGFR治疗的压力下,肿瘤会产生耐药突变,而当治疗中断后,这些耐药突变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衰减。因此,更长的停药间隔为再挑战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8.8个月是一个绝对的、非黑即白的阈值,不能简单地说长于8.8个月就有效,短于此就无效。它更像一个连续变量,等待时间越长,应答的可能性越高。在我个人的临床实践中,如果一位患者在停药6个月时便急需治疗,我不会为了等待至8或9个月而让他不接受任何干预措施;但我们必须认识到,更长的等待时间确实与更高的疗效可能性相关。

洞见2:生物标志物探索——ctDNA虽在此次研究中未显现预测价值,但仍是未来最具潜力的预测工具

Dirk Arnold教授:除了回顾停药间隔这一临床特征外,探索更精准的生物标志物以筛选最佳获益人群,无疑是另一个核心议题。循环肿瘤DNA(ctDNA)及其突变谱分析显然是备受期待的方法。尽管许多研究已显示出通过ctDNA监测耐药克隆动态的潜在价值,但在OrigAMI-1这项特定的研究中,基线ctDNA突变分析未能成功预测患者对amivantamab再挑战的疗效。然而,我个人并不认为这否定了ctDNA的价值,其他研究已经提供了强有力的积极信号。我仍然相信,ctDNA及其突变模式在未来最有可能成为明确患者是否适合再挑战的最佳分子标志物

此外,研究中也观察到,既往对抗EGFR治疗有应答的患者,似乎更容易从amivantamab再挑战中获益(ORR、DCR和PFS更优)。具体而言,既往对抗EGFR治疗有应答者和无应答者的客观缓解率(ORR)分别为60%和0,疾病控制率(DCR)分别为100%和43%,中位PFS分别为9个月和1.8个月(表1)。

表1 既往接受抗EGFR治疗不同应答者再挑战治疗后的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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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有其他潜在生物标志物?我们尚不清楚。双调蛋白(AREG)或表皮调节素(EREG)可能有潜力,但研究数据并非十分明朗。

总而言之,我相信生物标志物最终将帮助我们锁定最佳获益的患者群体,而ctDNA仍是其中最有力的候选者。

洞见3:未来研究方向——优化生物标志物筛选是重点,而非开展RCT验证治疗间隔

Dirk Arnold教授:面对OrigAMI-1研究B队列整体样本量有限(N=54例)以及其单臂研究的设计,一个关键问题是:我们下一步该怎么走?是否需要开展一项随机对照试验(RCT)来进一步验证“长停药间隔(>8.8个月)”与“短停药间隔(≤8.8个月)”的疗效差异?

我的答案是:没有必要。我认为没有必要为此开展RCT。我们更应该将宝贵的患者资源和研究精力投入到那些能够真正改善患者结局的、更为关键的研究问题上,而非进行此类优化性的验证。停药间隔时间与疗效相关的生物学基础是明确的,这一概念在未来设计新的再挑战试验时应被重点考量。因此,我们当前或者未来的核心任务并非发起新的RCT,而是继续致力于识别那些真正适合接受抗EGFR抑制剂再挑战治疗的患者。这需要在生物标志物领域,如ctDNA分析,以及其他临床因素方面,去发现更优、更可靠的预测因子。

总而言之,在晚期CRC的治疗策略中,对任何有效药物的再挑战或再利用,都将始终是医生为患者争取更多生存机会的重要后备策略


参考文献

Dirk Arnold, Elena Elez Fernandez, Eric Van Cutsem, et al. Rechallenge with amivantamab, an EGFR-MET bispecific antibody, after disease progression on prior EGFR inhibitor in left-sided RAS/BRAF wild-type metastatic colorectal cancer: Updated results from OrigAMI-1. 2025 ESMO GI, abstract 6MO.

责任编辑:肿瘤资讯-Marie
排版编辑:肿瘤资讯-Mar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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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07月18日
杨世忠
阳泉市肿瘤防治研究所 | 肿瘤内科
我们当前或者未来的核心任务并非发起新的RCT,而是继续致力于识别那些真正适合接受抗EGFR抑制剂再挑战治疗的患者。
07月17日
白文秀
平遥兴康医院 | 中医科
感谢分享受益匪浅
07月16日
张宇
盘锦市中心医院 | 肿瘤内科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