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incess Dina Mired VS 樊代明院士
一场面向全球的抗癌对话，一次中国经验的国际发声。
近日，中国抗癌协会理事长樊代明院士受邀接受国际抗癌联盟（UICC）原主席Princess Dina Mired of Jordan独家专访。作为有着90余年历史、汇聚全球170余个成员国的国际抗癌权威机构，UICC是世界肿瘤防治领域最具影响力的交流平台。
专访中，樊代明院士面向全球同道， 深度阐释中国肿瘤防治的发展现状、前沿进展与本土防治理念，全景式展现中国抗癌协会近十年的深耕成果，向世界分享中国抗癌事业的探索路径与发展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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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从医历程
樊教授，我先从您开始。您作为医生、科学家、教育者和机构领导者，有着非凡的职业生涯。最初是什么让您走上医学道路，并最终投身癌症领域？有没有某段特别的经历，从根本上塑造了您今天对医学的看法？
非常感谢这次采访。我年轻时参军，在西藏当过边防战士。那时候，我手里的武器是枪，用它来保卫人民的生命。但真正促使我学医、当医生去守护生命的，是我一位战友的经历。他突然剧烈腹痛、呕吐，可当时医疗条件有限，直到他吐出粪便，我们才意识到是肠梗阻。最终，尽管我们全力抢救，他还是走了。这件事深深震动了我。
从那以后，我考入军医大学，毕业后成为一名消化内科医生。因为消化道实体肿瘤——比如食管癌、胃癌、肝癌 ——非常常见，又很难治，我就逐渐走进了肿瘤领域。
二、中国癌症发展的三大里程碑
在我们聊您领导中国抗癌协会之前，我很想听听您对中国癌症发展历程本身的看法。您接受医学训练的时期，正是中国现代医疗体系发生深刻变革的阶段，后来您又专攻消化内科和肿瘤学，职业生涯中亲眼见证了这场转变。
今天，中国承载着全球最沉重的癌症负担之一，但癌症的整体格局、以及中国应对癌症的能力，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回顾过去 30 年，您认为中国癌症发展历程中最重要的三个里程碑是什么？
回顾过去 30 年，特别是近 10 年，我想强调三个重要里程碑。中国是人口大国，癌症发病率很高，过去三十年里我看到了三个关键节点。
第一个里程碑：中国有了自己的癌症诊疗指南。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用国际指南治疗中国病人。国外指南有价值，但因为种族、环境、生活方式等差异，同一种癌症在不同人群中表现不一样。比如肝癌，西方病例多由丙肝引起 —— 丙肝可以治愈 —— 但中国多由乙肝引起，治疗难度大得多；食管癌中国 90% 是鳞癌，主要由吸烟饮酒引起，西方 80% 是腺癌，主要由反酸引起；乳腺癌中国患者比西方患者早诊断约十年，肿瘤组织类型密度也更高。所以，中国抗癌协会汇集了 16000 名专家，耗时近两到三年，编写了第一部中国抗癌协会指南。这些指南覆盖 53 种癌症、72 种治疗方法，有三个特点：第一，更适合中国人 —— 国际指南仅使用 4% 的中国数据，而我们的指南使用 60% 的中国数据；第二，纳入了中医药；第三，每三年更新一次，保持体系稳定。
第二个里程碑：中国癌症五年生存率大幅提升。 指南发布后，我们在全国举办了 1 万多场培训，累计覆盖受众达 26 亿人次，医生的诊疗水平显著提升。十年前，中国癌症五年生存率是 33.3%，现在达到了 43.7%，提高了 10 个百分点。中国每年约有 500 万新发癌症患者，这意味着每年能多挽救 50 多万条生命。说实话，这个数据是四年前的，到现在我认为实际提升幅度更大。
第三个里程碑：中国的经验和方案走向世界。 我们把协会指南翻译成 16 种语言，通过《整体整合肿瘤学》期刊推广到 156 个国家。每个月我们与不同大洲的国家举办国际峰会，面向全球播出，累计听众超过 5.4 亿。通过推广指南，我们分享了中国的诊疗方案、技术，培训了专业人员。更重要的是，我们把中国研发的抗癌药物推向了世界 —— 去年我国抗癌药出口额达 1350 亿美元，今年上半年已达 1150 亿美元。
三个里程碑可以概括为： 自主的诊疗指南、提升的患者生存率、不断扩大的全球影响力。
三、协会领导理念与整体整合肿瘤学
樊教授，在谈协会成就之前，我想先了解塑造您领导理念的核心哲学。我了解到您经常提到要从 “以疾病为中心” 的医学转向 “以人为中心” 的医学，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又是什么让您确信现代医学需要做出这种转变？
我们不只是分享技术和药物，更重要的是分享中国的哲学思维和思维方式的转变。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只把肿瘤当成敌人，但我们的新理念是 “三板斧”： 抗癌、控癌、扶生。
先说 “抗癌” 的反思： 肿瘤细胞不是外来入侵者，它们来自人体自身细胞，从胚胎时期就存在。肿瘤之所以生长，是因为身体控制细胞生长的自然能力失效了。如果只用手术、化疗、放疗这些强硬手段 “抗癌”，常见癌症晚期患者的五年生存率只有 20% 左右，大多数病人最终死于其他原因。
于是转向 “控癌”： 我们提出第二个概念：从 “抗癌” 转向 “控癌”—— 不是直接杀死癌细胞，而是抑制它们生长和扩散。我们总结了五种控癌路径：
毒素相关癌症：比如黄曲霉毒素引起的肝癌、吸烟引起的肺癌，祛除毒素就能控制癌症；感染相关癌症：比如乙肝病毒引起的肝癌、EB 病毒引起的鼻咽癌、幽门螺杆菌引起的胃癌、人乳头瘤病毒引起的宫颈癌，控制感染就能阻止癌症复发；激素失衡相关癌症：比如乳腺癌、甲状腺癌，需要纠正激素紊乱；肥胖与代谢相关癌症：需要调整代谢、辅助减重；抑郁相关癌症：需要干预心理健康问题。
通过治疗病因而非直接攻击癌细胞，可以让癌细胞保持休眠状态，避免刺激其向更危险的方向发展。
第三部分是 “扶生”： 我们要支持身体自身的生命力，因为人体本身有很强的控癌能力，但很多治疗手段实际上会损伤这种自然能力。中医药的真正价值，就在于保护机体、预防肿瘤、减轻治疗副作用、提升整体疗效。
现代肿瘤学通过专科化取得了非凡成就，我们能越来越精准地治疗单个器官、基因和分子通路。但高度专科化是否存在风险，让我们看不见完整的人？把所有专科知识重新围绕患者整合起来，是不是您理念的核心？
您这个问题非常好。专科化给医学带来了巨大进步，我们能越来越精准地针对特定器官、基因、分子通路治疗，这是好事。但凡事都有两面：专科分得越细，每个专家看到的领域就越小。心脏专家看心脏，肺科专家看肺，肿瘤专家看肿瘤，可病人不是器官的集合，而是一个完整的人。一个有心脏病的人，可能同时有肺部问题、心理问题、经济压力、家庭困境。这些问题不会出现在影像报告或病理报告上，但它们真实存在，并且深刻影响治疗效果和生活质量。
这就是我一直强调 “以人为中心” 的原因： 专科化给我们力量，整合给我们方向。 没有整合的专科化是空的，没有专科化的整合是盲的。我们需要各领域专家在对患者共同负责的信念下协作，而不是各自为战。所以答案是肯定的：专科化确实存在忽视患者整体性的风险，而整合医学的目标，就是降低这种风险。
最后，中医药在整体整合肿瘤学中处于什么位置？
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中医药是几千年中国医学智慧的结晶。大约两百年前西医传入中国之前，中国人就用中医药治疗癌症和其他疾病。那时人们不知道基因和细胞，但知道人生病了就要调护，由此形成了中医药独特的体系。
我举几个例子：三氧化二砷治疗白血病，不是直接 “杀癌”，而是通过特定机制让癌细胞 “改邪归正”，在全球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西医治疗出现耐药、无计可施时，调节肠道菌群可以让耐药细胞重新敏感；癌痛患者用各种止痛药无效时，针灸或艾灸能发挥很大作用。
我不认为要在中医和西医之间做选择，而是应该把两者整合起来 —— 就像孩子不需要在父亲和母亲之间做选择一样。整合肿瘤学天然包含中医药，它不是简单的中医加西医，而是两者的深度融合。理念上，中医强调 “扶正固本”，和我们 “扶生” 的理念完全一致；实践中，中医药在癌症预防、提升治疗效果、减轻副作用、防止肿瘤复发方面能发挥独特作用。
传统疗法最终是否也应该像其他癌症干预手段一样，接受统一的科学证据、安全性和有效性标准？
当然需要。中医药有几千年的临床经验，这是建立在数百年、数亿人身上的 “大数据”，样本量比任何临床试验都大。但这不代表中医药不需要现代评价。我们要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验证中医药，同时也要尊重它自身的逻辑体系。我们不能用西医的标准评判中医，就像不能用尺子去衡量重量。
四、中国抗癌协会的核心成就
今天，中国抗癌协会被视为全球最大的肿瘤专业组织之一，在全球癌症政策中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协会不仅规模增长迅速，在指南制定、专业教育、科研、公众科普和癌症政策方面的作用也日益突出。在您的领导下，您认为协会最重要的成就是什么？
最重要的成就就是前面提到的三个里程碑。
第一，协会指南的诞生，让中国医生第一次有了专门针对中国患者的诊疗方案；第二，五年生存率的提升，通过指南推广，生存率从十年前的 33.3% 提高到如今的 43.7%； 第三，从 “跟跑” 转向 “领跑”，中国肿瘤界不再只是追随他人。指南已推广到 156 个国家，去年我国抗癌药出口达 1350 亿美元，国际峰会全球累计听众超 5.4 亿。
我们还在加强国际合作，今年 11 月的中国整合肿瘤学大会上，我们将邀请 50 家全球国际组织共同主办，进一步向世界推广中国方案。
您怎么确保这些指南真正落地，改变几百上千公里外、尤其是资源有限地区医院里患者的命运？
这个问题问到了核心。我们有两层支撑体系。第一层是政府主导。中央政府已发布正式文件，要求未来12年建设 “整合型医疗服务体系” ，体系要体系完整、分工明确、功能互补、连续协同、运行高效、富有韧性。这已经写入 “十五五” 规划，成为国家战略优先事项。有了政府顶层设计，我们在经费和人员上有了制度保障，重点向边远地区和基层医疗机构倾斜，让好政策落到最需要的地方。
第二层是协会推动。我们在全国开展了1万多场指南培训，覆盖各级医生，形式包括线下授课、线上直播、继续教育课程，总受众超26亿人次。我们的目标是让每一位医生都真正理解指南、会用指南，最终让每位患者都能得到规范、高质量的诊疗。
在所有成就中，您个人最自豪的是什么？您认为协会对中国癌症诊疗影响最深的是什么？
三个里程碑都让我和同事们自豪，如果非要选一个，我选第一个——协会指南的诞生。因为生存率提升、国际影响力扩大，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没有指南，后面的一切都无从谈起。
而对中国癌症诊疗影响最深的，不是某个数字或统计，而是一个根本性变化： 中国肿瘤界现在有了自己的 “声音”。 几十年来，我们一直跟在后面，用别国的指南、看别国的数据、走别国的方向。但现在，我们有了基于中国流行病学特征、遗传背景、临床实践和药物研发的完整体系，从 “学习者” 变成了 “创造者”，从 “跟跑者” 变成了 “领跑者”。
这个从跟跑到领跑的转变，才是中国癌症诊疗最深刻的变化。
五、国际角色与全球合作
樊教授，您的影响力不仅限于中国。您在 2018 到 2022 年担任国际抗癌联盟理事会成员，那段时间我有幸担任该组织主席，我们在全球癌症控制的重要时期有过交集。请谈谈您担任过的其他国际职务，以及这些经历如何影响了您对中国在全球癌症界定位的思考。
正如您所说，您担任国际抗癌联盟主席时我是理事会成员，您是我非常敬重的前辈。我还担任过中华消化病学会主任委员、亚太消化病学会主席、世界胃肠病学大会主席。目前我是中国抗癌协会理事长、亚洲肿瘤学会主席、世界整合肿瘤学会主席，同时也是美国、法国、巴西三个国家的国家医学院外籍院士。
科学没有国界。在国际组织工作让我拥有了全球视野，也更清楚中国的定位和能贡献的价值。世界是相互联系的，我们向各国同行学习，也乐于把中国的经验和做法分享给世界，最终目标只有一个：共同推进全球抗癌事业。
我的梦想是：无论未来谁任职，各大洲、各国的专家和学术组织都要团结在一起，汇聚全球力量，应对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不同环境下的抗癌需求。这条路我们会坚定地走下去。
六、中国癌症负担的变化与防控策略
中国正在经历引人注目的流行病学转变，您在职业生涯中亲眼见证了大部分变化。能否先讲讲过去 30 年中国癌症负担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您刚行医时主要癌种是哪些？今天是什么局面？
这是个很大的问题。总体来看，中国癌症负担比以前更重 —— 新发病例数仍在上升，但死亡率的上升趋势已得到控制，不过生存率的改善相对平缓。
我刚当医生时，中国最常见、致死性最高的癌症是胃癌。经过几十年努力，胃癌发病率已降到第四、第五位，这是进步。但与此同时，结直肠癌、肺癌、乳腺癌在增加。这些变化和生活方式密切相关：工业化带来财富，财富带来更丰富的饮食、更少的体力活动和更长的寿命。
本质上说：过去危害最深的癌症减少了，但新的癌症出现了，事物发展就是如此。研究癌症格局的变化，有时比研究单个基因、单个细胞对大局更有意义。但我坚信，无论癌症怎么变，办法总比问题多，关键是全球团结合作。
有意思的是，中国历史上高发的肝癌、胃癌等，年龄标化发病率在下降，而乳腺癌、结直肠癌等日益突出。某种程度上，中国同时面对两个癌症挑战：感染相关癌症的持续负担，以及与老龄化、城镇化、生活方式改变相关的癌症。中国如何调整防控策略应对这种变化？您对中国癌症负担未来的走向最担心什么？
我完全同意这个判断。中国的疾病谱确实变了：感染相关癌症，比如肝癌、鼻咽癌、幽门螺杆菌相关胃癌、宫颈癌，因为政府高度重视感染防控，实际上在下降；而代谢相关癌症，比如结直肠癌，确实在上升。
面对双重压力，我们的策略不是只盯着某一种癌症，而是采取综合防控。中央政府提出了 “四大慢病” 战略 —— 癌症、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慢性呼吸系统疾病，这些疾病密切关联，必须统筹管理。
我最担心的是 “富起来、病起来” 的问题。经济发展、生活水平提高，带来了吃得多、动得少、寿命长导致的代谢问题。人年纪大了，癌症自然高发；工业化也带来健康挑战，抑郁症现在也已纳入四大慢病范畴。
所以我们呼吁各国政府，要把发展生产和保护健康统筹考虑。规划工业发展时，要考量对健康的影响；规划健康事业时，也要兼顾发展需求。否则人富了，病也多了、癌症也多了，对社会仍是巨大损失。这是个复杂问题，必须全方位考量。
七、癌症预防的经验与启示
中国乙肝疫苗接种的经验，是癌症预防的经典范例。中国从乙肝防控中吸取了哪些经验？这些经验能否应用到人乳头瘤病毒疫苗接种和消除宫颈癌上？
中国在乙肝防控上积累了重要经验。在政府强力干预下，乙肝感染人数从一亿多降至几千万，肝癌发病率也逐步下降。这个成功证明，针对癌症的感染性病因 —— 无论是病毒还是细菌 —— 主动干预，是最有效的预防策略。这些经验完全可以应用到人乳头瘤病毒疫苗接种和消除宫颈癌上。中国已经在大规模推进相关工作，尤其是疫苗接种，我相信不久的将来会取得新的胜利。
八、烟草控制与预防的困境
但还有一个巨大的挑战：烟草。肺癌仍是中国乃至全球癌症死亡的首要原因。您对烟草问题有多担忧？您认为中国在控烟方面做得够不够？更广泛地说，既然预防既救命又省钱，为什么它始终是一项艰难的政策投入？
我一直反对吸烟，只要有公开讲话的机会，我都会强调这个问题。今天中国的吸烟问题仍未解决：虽然年轻人吸烟率下降，但老年吸烟者因为寿命延长仍在，同时新吸烟者不断出现，所以总人数依然庞大。
中国政府已经采取了措施，比如公共场所禁烟、加强吸烟危害的健康教育，但我们不能强迫人戒烟。要真正解决这个问题，还有很长、很艰难的路要走。
更严重的是二手烟、三手烟问题。很多女性从不吸烟，但肺癌发病率依然很高，和被动吸烟密切相关。吸烟不仅导致肺癌，还和多种肿瘤相关，这不仅是医学问题，更是社会治理问题。所以除了医务人员持续科普，还需要政府和全社会共同行动。我也希望您能继续在全球推动控烟事业，就像您一直以来做的那样。
九、科研投入与创新生态
中国的科学变革不是一蹴而就的。几十年来，从 863 计划、973 计划到如今的科研项目，国家在科技上持续大力投入，且投入还在增长。这种持续投入对构建中国今天的癌症研究生态有多重要？
863 计划和 973 计划都是聚焦基础科学的国家发展规划。在医学领域，它们主要支持疾病基础机制研究和药物研发，取得了丰硕成果，为中国癌症研究生态打下了坚实基础，大幅缩小了中国基础研究与国际前沿的差距。
十年前，中国肿瘤学者在《自然》《细胞》《科学》《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美国医学会杂志》《英国医学杂志》《柳叶刀》这些顶级期刊上，每年仅发表寥寥数篇癌症论文；如今这个数字已增长到每年约50篇。这个巨大跨越，得益于这些计划打下的基础，极大推动了中国肿瘤学界的发展。
很多政府，尤其是低收入国家的政府，面临两难选择：是投入当下紧急的医疗需求，还是投向可能多年不出成果的科研。如果一位财政部长说 “科研是奢侈品，我负担不起”，您会怎么回应？
基础研究不是奢侈品，是地基。地基不牢，上面的一切都会坍塌。就像飞机起飞需要跑道，没有助跑就永远飞不起来。四十年前中国经济还很困难的时候，我们依然投入了 863 和 973 计划，正因为如此，才有今天的进步。
对发展中国家，我的建议是：要有针对性，把科研投入集中在关键领域；同时积极和发达国家合作，借助外力发展自己，也就是 “借鸡生蛋”。等自身能力强了，再自主创新，把蛋孵成鸡，养大了下自己的蛋。
中国现在正在帮助共建 “一带一路” 的国家，派遣医疗队、推广诊疗指南，也接收很多国际患者来华治疗。经验证明，无论国家多穷，都必须投入基础研究 —— 这是未来发展的唯一出路。没有中国当年的早期投入，就没有今天的成就。
十、癌症登记与数据驱动决策
有一项成就国际关注度不高，就是中国的癌症登记系统，它已发展成全球最大的癌症监测体系之一。高质量的癌症数据对制定国家癌症战略有多重要？
高质量癌症数据是制定国家防治策略的核心基础。如今数据和人工智能已成为科技进步的核心驱动力。
中国还没有像部分西方国家那样实现全国所有癌症患者全登记，但我们已在全国各大区域建立了大型登记中心，收集代表性数据，以此勾勒全国的整体图景。
这些数据帮助中央政府掌握人群整体健康状况，也为各地实施针对性措施、合理分配卫生资源、评估防控效果、推广成功经验提供了科学依据。我们的数据体系还有提升空间，需要持续加强。说到底，所有防治决策都必须基于数据，数据是根本指引。
各国都在说数据驱动政策，但很多时候数据收集、发布后就被搁置了。中国似乎在利用癌症登记数据识别趋势、精准筛查、分配资源、评估项目。中国是如何形成文化，让癌症数据真正影响政策和投资决策的？
数据驱动决策是所有政府的必然选择，信息不对称是发展差距的根本原因之一。
过去中国的癌症相关数据分散，甚至不够准确。但近年来政府积极推动大数据和大模型发展，数据体系越来越完整、精准。有了数据，我们能清晰识别不同地区的高发癌种，明确病因 —— 是环境、感染、激素、代谢还是心理因素，从而按性别、年龄、地区开展精准预防。
世界卫生组织指出，60% 的疾病源于生活方式因素。各地生活方式不同，把资源投向预防，远比治疗更高效。相比之下，单纯医疗干预对健康结局的贡献只有 10% 左右。政府必须有远见，依靠数据制定政策，才能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
十一、临床试验生态与医药创新
中国转型中非常突出的一点，是临床试验生态的成长。中国从国际研究的主要参与者，变成了全球临床研究的核心阵地之一。中国是怎么实现这个转变的？
中国临床试验生态的转变，经历了从 “跟跑” 到 “并跑” 再到 “领跑” 的过程。早期中国主要依赖进口药，参与国际试验的机会有限。随着科技和医学进步，我们逐渐开始参与并主导大量本土原创药物的临床试验。目前美国临床肿瘤学会年会上，约三分之一的报告和壁报来自中国。这得益于我们庞大的患者群体和不断提升的研发能力。
中国的一大优势，是能联动大型高流量癌症中心，以很多国家难以企及的规模和速度招募患者开展多中心临床试验。但速度和规模也意味着责任。中国如何确保临床研究快速增长的同时，守住科学质量、伦理审查和患者安全的底线？深度参与全球试验的背景下，与国际研究标准接轨有多重要？
中国通过制度优势和多层次质控机制，确保临床试验快速发展的同时，坚守科学质量、伦理标准和患者安全。第一，制度层面统一组织。中国抗癌协会依托全国成员医院网络，推动政策和监管标准落地。第二，全国多中心验证保障质量可靠性。尤其是二、三期临床试验，结果要在多家医疗机构反复验证，确认稳定性；同时药物研发严格遵循总生存期等国际公认的生存终点指标。第三，上市后持续监测。所有成果最终应用于14亿人口，上市后还要接受国家药品监管体系和全球科学界的持续监督。
深度融入全球临床试验体系，与国际标准接轨非常重要。全球临床试验的标准是统一的，关键在于执行。这既要求研究者具备高水平专业能力，也要求对研究结果严格审核。中国政府高度重视这份责任，一旦发现问题实行 “一票否决”，因为人命关天。
目前中国的临床试验数量和美国相近，过去十年都完成了 1 万多项，但在质量和国际影响力上仍有差距：一是大多集中在躯体疾病，对功能性疾病探索不足；二是国际合作水平有待提升，成果进入国际指南、获得国际认可的速度偏慢；三是顶级期刊发文量少，多数发表在中上游期刊。中美在临床试验上各有优势，若能互通有无、互相帮助，一定能引领全球临床试验发展。
最引人注目的成果是，中国不再只是引进国外的癌症创新，而是越来越多地自主创造。中国科研人员和生物科技企业正在研发新型免疫疗法、靶向药、抗体偶联药物、双特异性抗体和嵌合抗原受体 T 细胞疗法，部分已获得高度国际关注。您什么时候感觉到中国真正完成了从创新采用者到原创者的转变？这场转变对中国患者在可及性、治疗选择、可负担性上意味着什么？
中国癌症技术从跟跑到创新的转变，不是从某一年突然开始的，而是一个渐进、日益清晰的过程。核心驱动力是我们认识到：由于遗传背景和环境差异，西方指南和药物未必完全适用于中国患者。从国外方案 “无效或效果不佳” 的痛点出发，反向推动新药研发，是走向首创药物的关键一步。
同时，创新不只是新药，还包括 “用药的艺术”—— 组合、整合现有疗法，优化治疗策略。最有潜力的原创贡献来自中医药：以患者为中心，中医药在辅助西医治疗、延长生存期、改善生活质量方面展现出独特价值。几千年的医学经验，让中医药不仅服务中国患者，也会逐步走向世界。
这场转变对中国癌症患者意义深远：
可及性： 过去患者依赖昂贵的进口药，很多人负担不起；如今国产创新药和中医药方案越来越多，患者在国内就能获得有效治疗。
治疗选择： 患者不再局限于国外指南，中国原创药、联合治疗策略、中西医整合方案，提供了更多个性化选择，更契合中国患者的遗传背景和环境特点。
可负担性： 本土研发大幅降低了药物成本，加上医保覆盖扩大，更多家庭能承担长期治疗费用。
中国已实现基本医保近乎全民覆盖，对这么大的国家来说是巨大成就。但全民医保不代表所有癌症治疗免费，也不代表所有项目全额报销。如今一个普通中国家庭确诊癌症，经济上能得到多大保障？经济毒性仍是大问题吗？最大的缺口在哪里？
在中国，癌症患者可以享受 “门诊特殊疾病” 政策，医保报销比例显著提高，报销上限通常在 20 万到 30 万元之间。
经济毒性仍然是突出问题。解决它要抓两件事：一是社会持续发展，社会越发达，民众获得的保障越多，普通疾病和癌症的保障水平都会不断提升；二是大力研发新药——疗效更好、副作用更小、价格更低的药物。社会更富裕、药价下降、预防和早筛做好，多方面结合才能解决问题。这是个系统性社会问题，单靠某一方面远远不够。
癌症治疗越来越精细、也越来越昂贵，让保障更具挑战。但中国已将多款创新抗癌药纳入国家报销，同时通过谈判大幅压低药价。最近中国还在发展多层次保障，比如为嵌合抗原受体 T 细胞疗法等高创新、高成本药物开辟商业保险路径，因为这些暂时超出了基本医保的可持续承载范围。
这种多层次模式，是中国未来为高价癌症创新买单的方向吗？您如何平衡奖励创新、保障患者可及、维护医保体系可持续这三个目标？如何判断哪些创新具备足够临床价值，值得纳入公共报销？
是的，国家正在推进这件事。政府主要从两方面发力：一是大力支持新药研发，二是出台优惠政策，让好药惠及更多患者。
确切地说，我不是政策制定者，但这三个目标并不冲突，它们构成社会发展必需的良性循环：一方面要持续推动创新，让更好的技术和药物不断涌现；另一方面要始终以患者为中心，确保好药可及；更重要的是持续强化医保体系，保障长期可持续。这三者协同推进，正是中国当下在做的事。
判断临床价值需要审慎考量。确实有很多技术能带来额外临床价值，比如闪射放疗、质子治疗、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疗法。这些技术本身很好，但要纳入公共医保，目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中国庞大的市场，让政府在药品谈判中有很强的议价能力，比如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谈判机制。中国在药价谈判和报销上的做法，有哪些经验是小国可以借鉴的？非洲、中东等地区的国家，单个国家没有中国这样的购买力，区域联合谈判或集中采购能否提升议价能力，最终改善高价抗癌药的可及性？
政府确实在努力减轻医保和民众负担，近年来降药价成效显著。但这个过程中必须找到平衡：对患者来说，药必须有效，如果价格压得太低导致药效打折，就失去了意义；对药企来说，价格也要让它们能承受，如果连成本都收不回，也会出问题。患者吃得起药，药厂能持续经营，政府要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点。
对非洲、中东等欠发达地区，区域联合谈判或集中采购确实值得尝试，但关键还是找平衡。失去平衡，任何一方受损，最终结果都不会好。当然最根本的解决办法，是帮助这些国家自主发展。经济强了，能自己研发好药，患者也负担得起，问题才能真正解决。
十三、医疗公平与基层能力建设
中国现在有多家顶尖癌症机构，集预防、诊断、多学科治疗、科研、临床试验、教学于一体。但更大的挑战在这些顶尖机构之外。您如何确保北上广的顶尖水平，能转化为省、县、乡村医院同等优质的癌症诊疗？
就像之前说的，有指南还不够，落不了地就是废纸。大城市的医疗，尤其是技术非常先进，但远离城市的农村地区情况不同。
中央政府一直在推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各级医院派遣医疗队或医生到地方指导，一直延伸到村卫生室；同时基层医生到大医院进修，加上线上教育、学术会议等多种形式，持续提升基层能力。
现在分工已经很清晰： 基层医院主要做预防和早筛，中高层级医院负责治疗，顶尖医院处理最复杂的病例。 这套模式运行下来，已经看到了明显改善。另外中国现在交通非常发达，高铁把过去一整天的路程缩短到一小时。这个问题未来会得到更好解决，政府也在持续推动。
十四、人工智能、数字健康与医疗公平
中国在人工智能、数字健康和大数据上投入巨大。您认为 AI 在癌症诊疗中最大的价值在哪里？它能不能让农村患者也享受到大癌症中心的专业资源？还是说 AI 和精准医学反而可能拉大公平差距？
AI 和大数据是当今科技最重要的两个领域，已经渗透到包括医学在内的各行各业。在肿瘤领域，AI 会极大助力远程诊疗、远程诊断，以及病理、影像的判读，一定会给医学发展带来巨大增益。 至少目前来看，AI 不能取代医生，但不懂 AI 的医生一定会被取代——要么被 AI 取代，要么被懂 AI 的医生取代。 中国政府在大力推动 AI 发展，每个行业都需要投入，但最终它会降低成本，带来过去难以想象的成果。就像我们今天的远程采访，没有 AI 和大数据是无法实现的。 任何新技术，包括高科技，都是为了推动行业发展，但它既可能促进平衡，也可能造成失衡，关键在于政府如何治理。技术本身没有好坏，一把刀可以伤人也可以救人，全看握在谁手里。
十五、中国经验对全球的价值
很多中低收入国家都非常关注中国的抗癌历程。中国在癌症登记、人才培养、病理、放疗、可负担药物、数字健康、临床研究等方面都积累了经验。如果从中国经验中挑三条最能推广到非洲、中东等发展中地区的，会是什么？中国如何帮助当地建设可持续的本土能力，而不是造成依赖？
第一，广泛开展公众科普教育。 我们编写了一套整合肿瘤学丛书，摞起来有两米厚，我认为这是全人类的财富。抗癌要从知识分享、公众教育做起，尤其是癌症预防。
第二，推广中国抗癌协会指南。 这套指南是因为现有国际指南无法解决我们面临的诸多问题才诞生的，能覆盖更广泛的患者群体，而不只是对单一药物有效的少数人群。
第三，深化务实合作。 中国医生愿意在癌症登记、人才培养、病理、放疗、可负担药物、数字健康、临床研究等多个领域与全球同行合作。
二十年前中国的癌症防治还比较薄弱，靠发达国家的帮助和自身努力，才走到今天。现在我们有责任帮助经济欠发达国家，只有全世界都变好，中国才能更好。
十六、转型的核心启示
回看中国的抗癌历程，最打动我的是没有单一的灵丹妙药，而是对科研、癌症登记、预防、临床研究、医保、专业教育、指南、本土创新的持续投入。中国转型的真正催化剂是什么？还是说，真正的经验是：只有把所有环节整合成一个生态系统，癌症防控才能成功？如果给刚起步的国家提建议，您会建议从哪里开始？
这是个复杂的问题。不同国家、不同社会制度、不同人群，各有各的国情，但也有共通规律。
中国今天的成果，是中央政府领导下、14 亿人共同参与的集体行动。我们从庞大人口中总结的做法和经验，可以给小国、给经济水平与中国过去相似的国家提供参考，提供一条可探索的路径。
但每个国家都必须结合自身实际改革发展，照搬照抄总有风险。我们常说： “成功的经验难以复制，失败的教训却常常重演。” 所以，如果世界各国有合作需求，我们一定会无私地携手共进。
十七、技术时代的医学初心
樊教授，医学正在进入一个非凡的时代。我们有基因组学、人工智能、机器人、免疫疗法、细胞疗法，还有越来越精密的精准医学。但技术越先进，或许越该记住医学最初的意义。您职业生涯中一直主张要治疗整个人，而不只是疾病。当技术重塑癌症诊疗时，我们如何守住同情心、人文连接，以及医学核心的医患关系？
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医学为人类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我们今天面临的挑战也不容忽视。慢病发病率持续上升，且不是单一因素导致的；除此之外还有气候变化、环境污染、辐射暴露，以及不断膨胀的人类欲望。医学不能停滞不前。
法国总统曾邀请 75 位诺贝尔奖得主，讨论人类未来如何生存。他们最终宣言的最后一句话是： “人类要想继续生存、并且活得更好，必须回到 2500 年前，向孔子的智慧学习。”
孔子和中国古代先哲的智慧是什么？是以人为中心的整体观，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整体观。人不只是一具身体，还有精神、灵魂，需要被关怀。只有把东方哲学和西方科学充分整合，才能构建面向未来的新医学知识体系，真正守护人类健康 —— 这就是整体整合医学。
精准医学是科学思维，东方哲学是哲学思维，两者通过整合医学结合，才能塑造医学的未来。我们的口号是： “肿瘤防治，整合取胜。”
专家简介
樊代明
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抗癌协会理事长
世界整合肿瘤学会会长
国际整体整合医学学会会长
国际抗癌联盟（UICC）主席（2018–2020）
侯赛因国王癌症基金会总干事（KHCF）（2002–2016）
约旦乳腺癌项目名誉主席（2006年至今）
联合国大会非传染性疾病（NCDs）高级别会议主旨演讲嘉宾（2011年和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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