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期高级别浆液性卵巢癌（HGSOC）一线治疗中，原发减瘤术（PDS）与新辅助化疗后间歇性减瘤术（NACT+IDS）的选择，始终关系到后续系统治疗衔接与长期获益。随着PARP抑制剂进入一线维持治疗时代，一个新的临床问题随之出现：既往关于手术时机的判断，在PARP抑制剂维持治疗背景下是否仍然成立？BRCA状态是否会影响NACT+IDS对预后的作用？
2026年ASCO年会上，Claudia Marchetti教授团队报告了一项大型回顾性倾向评分匹配分析，评估在接受一线PARP抑制剂维持治疗的晚期HGSOC患者中，NACT+IDS相较PDS的预后影响，并进一步探索这一影响在gBRCA突变与gBRCA野生型患者中的差异。围绕研究背景、关键结果及其临床启示，【肿瘤资讯】特邀Claudia Marchetti教授进行解读。
回到研究原点：PARP抑制剂时代，手术时机仍需重新审视
Claudia Marchetti教授：
我们开展这项研究的出发点，是想回到真实世界数据中，重新评估手术时机在PARP抑制剂维持治疗时代的意义。既往文献已经提示，与新辅助化疗后再行间歇性减瘤术相比，原发减瘤术通常与更好的生存结局相关。但在2019年、2020年前后，PARP抑制剂逐渐进入一线维持治疗，这使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在患者接受PARP抑制剂维持治疗后，这一规律是否仍然存在。
因此，我们回顾了本中心晚期高级别浆液性卵巢癌患者的数据。研究纳入的患者均已知BRCA状态，并在一线治疗后接受PARP抑制剂维持治疗。我们希望比较PDS与NACT+IDS在这一治疗时代下的差异，同时进一步观察这种差异是否会受到gBRCA状态影响。
研究如何开展：纳入400余例患者，并通过倾向评分匹配降低选择偏倚
Claudia Marchetti教授：
在这项分析中，我们共收集了400余例患者数据，并将患者按gBRCA突变和gBRCA野生型分为两组。入组患者需要满足几个关键条件：诊断为高级别浆液性卵巢癌，已知BRCA状态，接受过含铂治疗，并在一线治疗后接受PARP抑制剂维持治疗。同时，我们也关注患者接受的是PDS，还是NACT后再行IDS。
由于真实世界研究不可避免存在选择偏倚，我们进行了倾向评分匹配，希望尽可能平衡两组患者之间的基线差异。最终，我们重点评估了PFS、OS、PFS2和OS2等生存终点。也就是说，我们不仅关注首次进展和总生存，还希望进一步观察复发后治疗阶段是否存在持续影响。
关键结果：PDS仍显示更优生存结局，这一趋势在BRCA突变和野生型人群中均存在
Claudia Marchetti教授：
从总体结果来看，接受原发减瘤术的患者仍然具有更好的生存结局，包括PFS和OS。这一点并不完全出乎意料，因为在PARP抑制剂时代之前，我们已经知道PDS通常与更好的预后相关。但重要的是，这一趋势在接受PARP抑制剂维持治疗的患者中依然存在。
进一步分层分析显示，无论是在gBRCA突变患者中，还是在gBRCA野生型患者中，PDS均显示出较NACT+IDS更有利的生存趋势。换句话说，PARP抑制剂维持治疗并没有完全抵消不同手术时机带来的预后差异。
具体来看，在gBRCA突变人群中，PDS组的中位PFS未达到，而NACT+IDS组为28个月；OS方面，PDS组中位OS未达到，NACT+IDS组为60个月。在gBRCA野生型人群中，PDS组中位PFS为43个月，NACT+IDS组为19个月。整体结果支持：在可行情况下，PDS仍应被视为非常重要的治疗选择。
最值得关注的发现：NACT的不利影响在gBRCA突变患者中可能更明显
Claudia Marchetti教授：
我认为这项研究中最有意思、也最值得进一步讨论的发现，是BRCA状态与手术方式之间的相互作用。我们发现，虽然gBRCA突变患者总体上仍然比gBRCA野生型患者具有更好的PFS，但NACT对这部分患者的负面影响似乎更明显。
这意味着，BRCA突变患者并不能因为对铂类更敏感，就被简单认为更适合接受新辅助化疗。相反，在PARP抑制剂维持治疗时代，如果gBRCA突变患者能够接受原发减瘤术并达到理想减瘤效果，那么我们可能更应认真考虑PDS。
当然，这一发现还需要进一步验证。但从目前数据看，NACT可能对gBRCA突变患者后续维持治疗产生更不利的影响，这也是我们认为临床决策中需要特别注意的一点。
可能机制：新辅助化疗或诱导BRCA回复突变/筛选耐药克隆
Claudia Marchetti教授：
当我们看到这一结果时，最初也感到有些意外，因为这一信息是新的，也并不容易完全解释。但从生物学角度看，可能存在几种解释。一个重要可能性是，新辅助化疗可能在BRCA突变患者中诱导BRCA回复突变，或者筛选出对治疗更耐受的克隆。
如果这种情况发生，那么患者最初虽然是BRCA突变状态，但在接受新辅助化疗后，肿瘤生物学特征可能发生改变，变得更接近BRCA野生型或同源重组功能恢复的状态。这样一来，后续PARP抑制剂维持治疗的效果就可能被削弱。
基于这一假设，我们也计划开展进一步的转化研究，比较BRCA突变和BRCA野生型患者在新辅助化疗前后的肿瘤组织样本，观察治疗是否导致分子层面的变化。我们此前也曾观察到类似信号，例如部分BRCA突变患者在化疗后可能出现LOH状态变化，这提示BRCA回复或相关耐药机制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临床解读：不是否定NACT，而是不能再用BRCA突变“合理化”NACT
Claudia Marchetti教授：
我认为，在临床实践中，我们仍然需要根据多种因素选择PDS或NACT+IDS。TRUST等研究再次让我们关注原发减瘤术和间歇性减瘤术之间的差异，但即使在这些数据之后，患者选择仍然非常关键。肿瘤负荷、患者虚弱程度、手术风险以及能否实现满意减瘤，仍然是决定是否进行新辅助化疗的重要因素。
因此，我并不是说所有患者都应避免NACT。对于肿瘤负荷很高、预期难以实现满意减瘤，或者患者身体状况不适合立即手术的情况，NACT仍然是合理选择。
但如果这些结果未来得到进一步确认，我们需要改变的一点是：不要因为患者存在BRCA突变，就把这作为支持新辅助化疗的理由。过去我们可能认为，BRCA突变患者对含铂化疗反应好，因此NACT也许更安全、更有效；但在PARP抑制剂维持治疗时代，数据提示NACT可能在gBRCA突变患者中带来更明显的不利影响。因此，在可行情况下，BRCA突变反而可能成为优先考虑PDS的又一个理由。
复发后终点与研究局限：当前结果应视为重要信号，仍需前瞻性和转化研究确认
Claudia Marchetti教授：
关于复发后的终点，我们观察到PFS2在不同初始治疗策略之间没有显著差异，但OS2仍显示出一定影响。不过，PFS2和复发后结局很容易受到后续治疗、患者状态和其他因素影响，因此不能单独依赖这些终点来改变我们对初始治疗策略的理解。
这项研究的主要意义仍然在于提示我们：在PARP抑制剂时代，初始手术时机可能影响后续治疗获益，且这一影响可能与BRCA状态有关。未来，我们需要更多前瞻性研究和转化研究来验证这一观察，特别是要弄清楚NACT是否真的会诱导BRCA回复或选择耐药克隆。
小结
本研究在PARP抑制剂一线维持治疗背景下，再次强调了PDS在晚期HGSOC治疗中的重要价值。更值得关注的是，研究提示NACT+IDS的不利影响可能在gBRCA突变患者中更加明显，这一发现挑战了“BRCA突变患者对铂类敏感，因此更适合NACT”的简化理解。
对于临床实践而言，这项研究并不意味着所有晚期HGSOC患者均应接受PDS，也不意味着NACT失去价值。真正的启示在于：手术时机选择应更加精细化，既要评估肿瘤负荷、患者体能状态和能否实现满意减瘤，也要考虑BRCA状态及后续PARP抑制剂维持治疗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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