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在肺癌的临床诊疗中，中期（II-III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因其独特的临床特征和较高的复发风险，一直被视为治疗的“深水区”。随着 CheckMate-816、CheckMate-77T 等关键研究数据的发布，免疫治疗从晚期后线一路“前移”，全面渗透至围术期治疗，不仅改变了治疗时序，更重新构建了内外科协同作战的模式。
近日，肿瘤资讯特邀请海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上海长海医院）李奕教授担任主持，与海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上海长海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董宇超教授以及胸外科主任陈和忠教授展开深度对话。两位专家结合最新临床数据与真实案例，围绕中期肺癌的诊疗难点、免疫新辅助的获益以及多学科协作（MDT）的运行模式进行了深度解析。
对话专家
海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上海长海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上海市医学会呼吸病学专科分会副主任委员，危重症学组组长
中华医学会呼吸分会呼吸治疗学组委员
中国医师协会内镜医师分会呼吸内镜分委会常委、秘书长
上海市抗癌协会肿瘤呼吸内镜专委会副主任委员
军队呼吸病学会委员
军队临床药师培训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
海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上海长海医院）胸外科主任
中国医师协会胸外科分会常委
上海市胸外科学会副主任委员
上海中西医结合学会胸心外科分会常委
中国医师协会胸外科医师分会创伤外科专家委员会委员
全军胸心外科学会委员
主持专家
海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上海长海医院）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疾病预防控制科主任
海军军医大学"A"级优秀教员
呼吸专业委员会感染学组成员
中华医学会结核病分会感控委员会常务委员
直面临床挑战，精准定义中期肺癌诊疗难点
李奕教授：我们今天的讨论主题聚焦中期（也就是II-III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的临床诊疗。这类患者是我们临床中常常碰到的，也是占肺癌中相当大的比例。针对中期的患者您认为有什么需要尤其关注的吗？
董宇超教授：中期肺癌（主要指II期和III期）在临床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其治疗把握难度较大。这类患者通常具备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原发病灶较大，二是通过淋巴结出现了同侧转移。这种状态意味着患者体内存在较高的潜在微转移风险，尽管目前的检查手段可能尚未发现远端转移证据。因此，针对中期肺癌的治疗策略必须兼顾“局部”与“全身”。一方面，我们要依靠外科医生精准高效的手术，尽量完全切除病灶；另一方面，必须通过积极的药物治疗，控制潜在的微转移灶，降低未来复发的风险。这要求我们在治疗过程中必须高度依赖多学科的密切讨论与协作。
陈和忠教授：随着新型药物不断涌现及临床试验成果的转化，肺癌的治疗模式正持续演进。尤其在中期肺癌阶段，基于多学科团队协作，我们能够更加精准地选择手术介入时机，实现内科与外科治疗的有机结合。
从“辅助”到“新辅助”，
免疫联合化疗开启治疗新纪元
李奕教授：CheckMate-816、CheckMate-77T等关键研究不仅改变了治疗时序，更重新构建了手术与系统治疗的协同关系。您如何看待这一变化？
董宇超教授：既往对于II-III期肺癌，标准疗法往往是先手术，术后再辅以化疗。虽然术后化疗相比单纯手术能增加4%-5%的生存获益，但这一数据在近年来难以突破。而以 CheckMate-816 为代表的研究结果显示，术前使用免疫联合化疗的新辅助策略，使患者的5年生存率达到了65%，相比单纯化疗组的55%有了整整10个百分点的提升，这是革命性的进步。
新辅助治疗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术前机体肿瘤负荷较大，此时应用免疫治疗能更有效地激活人体免疫系统；其次，针对可能已经存在的微小转移灶，术前尽早治疗能更有效地予以杀灭。此外，新辅助治疗还能带来极高的病理学完全缓解（pCR）率——即约四分之一的患者术后标本中找不到任何癌细胞，这意味着极好的预后。
陈和忠教授：临床数据的改变直接反映在患者的获益上。以我治疗的一位63岁男性患者为例，临床分期为IIB期（T2N1M0），无驱动基因突变。经过MDT讨论，我们采用了免疫联合化疗的新辅助方案。2-3个周期后进行手术，术后病理显示完全缓解，淋巴结无残留。至今三年过去，患者生活质量良好，无复发迹象。这证明了通过术前“加法”（新辅助治疗），可以为患者换取术后生存的“长久”。
真实案例分享：
从“加法”到“减法”的临床获益
李奕教授：近年来免疫治疗从晚期后线一路"前移"，现在已全面渗透围术期治疗。请您分享真实案例，让我们更深入的理解临床中的治疗模式选择与思考？。
陈和忠教授：我分享一位63岁的男性患者案例，临床分期为IIB期（T2N1M0），无驱动基因突变。经过MDT讨论，我们决定采用“加法”策略：先行2-3周期的免疫联合化疗新辅助治疗，再进行手术。术后病理显示完全缓解（pCR），淋巴结无残留。目前该患者术后三年复查情况良好，未见复发。通过术前的“加法”，患者获得了极佳的生存获益。
董宇超教授：我分享一位73岁的老年男性病例，分期为IIIA期（T3N1M0），且伴有KRAS G12V突变，一般状况较差。直接手术虽然可行，但复发风险极高，且老人难以耐受术后长期的反复化疗。我们选择了 CheckMate-816 模式进行新辅助治疗。术后病理显示残留癌细胞仅5%。随访至今一年半无复发，且患者术后无需额外的维持治疗，生活质量极高。这实际上是一种“减法”，通过高效的术前治疗，减少了后续漫长的治疗折磨，实现了疗效与安全性的最大平衡。
MDT全程护航，构建内外科协作诊疗“刚需”
李奕教授：肺癌MDT联合门诊汇聚了内科、外科、放疗科、影像科、病理科等多个科室的力量，吸引了大量患者，也取得了显著成效。请您更具体地介绍一下，上海长海医院的MDT门诊是如何具体运作的？
陈和忠教授：上海长海医院的肺癌多学科联合门诊开展较早，由内科、外科、放疗科、影像科、病理科等多科室精选的优秀医生组成。通过多年的磨合，MDT不仅没有因为增加了讨论环节而降低效率，反而因为决策的规范化，使我们的手术量逐年上升，且手术方式的选择更加科学合理。
董宇超教授：现在的MDT已经不仅仅是门诊的一次会诊，而是贯穿治疗全流程的“刚需”。特别是在免疫新辅助时代，每一个中期肺癌患者的治疗策略都必须由内外科共同制定。我们不仅在确定方案前讨论，在治疗期间、手术前评估时也会进行讨论。例如，术前治疗2-3周期后，我们会再次评估疗效和手术时机。这种全流程的深度绑定，促使内科医生更理解外科的手术需求，外科医生更重视药物治疗的价值，极大地提升了团队的综合诊治能力。
消除顾虑：加强围术期安全管理
李奕教授：许多患者因心存顾虑——例如担忧化疗难以耐受、或化疗是否会增加手术风险与难度——而对治疗犹豫不决。您认为新辅助治疗后是否仍具备手术机会？是否存在因辅助治疗后身体状况下降而丧失手术可能的风险？
陈和忠教授：这种顾虑在患者中很常见。作为医生，我们的目标就是通过严密的监测和多学科协作将这种风险降到最低。事实上，目前的新辅助治疗安全性良好，相比晚期肺癌长达数年的用药，围术期短期用药的安全性更可控。
董宇超教授：很多患者关心免疫治疗是否会造成组织粘连从而增加手术难度。从我们多年的实践来看，绝大部分病例的手术难度并没有显著增加，都在外科医生可控的范围内。相反，通过新辅助治疗使肿瘤缩小、降期，反而可能提高手术切除的完全性（R0切除率）。
此外，我们对安全性的管理非常严格。治疗前会对心脏、肺部、肝脏、肾脏等功能进行全面基线评估；治疗中一旦发现指标异动，MDT团队会立即介入。这种严密的闭环管理，既保证了让患者有机会接受手术，又确保了围术期的安全。
展望未来，探索免疫治疗的
“加减法”与精准化
李奕教授：展望未来，您对免疫治疗在肺癌治疗中有哪些期待？
陈和忠教授：虽然取得了巨大进步，但临床上仍有一些未解之题。例如，对于新辅助治疗后达到病理学完全缓解（pCR）的患者，未来是否可以尝试“免于手术”？对于pCR患者，术后是否还需要辅助治疗？对于未完全缓解的患者，术后免疫维持治疗的最佳时长是一年还是更久？这些都需要未来的临床研究来给出答案。
董宇超教授：陈主任提出的问题正是我们探索的方向。目前我们仍按照标准指南进行治疗，但未来可能会引入更精准的评估手段，如微小残留病灶（MRD）检测。如果通过高灵敏度检测确认术后无残留，或许可以减少不必要的后续治疗；反之则需加强干预。
此外，新辅助治疗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完整手术标本，这对于研究肿瘤免疫微环境、探索耐药机制具有不可替代的科研价值。我们相信，随着研究的深入，未来的治疗方案将更加精准化、个体化，为患者带来更长久的生存和更高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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