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CSCO年会于9月10日至14日于山东济南盛大召开。在此次学术盛宴上，肺癌治疗领域中抗体偶联药物（ADC）的相关进展备受瞩目。在9月12日举行的NSCLC综合治疗及ADC专场中，广东省人民医院吴一龙教授、北京大学肿瘤医院闫万璞教授、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金陵医院宋勇教授、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王志杰教授通过详实的数据解读和深刻的临床洞察，共同勾勒出ADC这一“魔法子弹”在肺癌治疗领域的应用现状、瓶颈挑战与未来发展蓝图。肿瘤资讯特别整合该专场重点内容，为您呈现一幅关于肺癌领域ADC应用的深度全景图。
ADC的宏观战略：
从数据看现实，从挑战觅未来
专场报告中，吴一龙教授直击数据核心，从宏观视角剖析了ADC光环之下的现实挑战。
ADC的临床应用现状：多点开花，数据参差
吴一龙教授系统梳理了ADC在非小细胞肺癌（NSCLC）和小细胞肺癌（SCLC）两大领域的临床进展，强调了不同靶点ADC的疗效差异和应用场景。
1. HER2靶向ADC：精准治疗的先行者，但需III期数据确认
在占NSCLC约2%-4%的HER2突变亚群中，以德曲妥珠单抗（T-DXd）和我国原研的瑞康曲妥珠单抗为代表的HER2-ADC已成为关键治疗选择。II期研究数据显示，这两种药物客观缓解率（ORR）稳定，疗效确切。
尽管II期数据令人鼓舞，但决定其临床地位的III期随机对照研究的结果至关重要。DESTINY-Lung04研究预计在2026年第二季度公布初步数据，届时将为德曲妥珠单抗一线地位提供关键证据。
2. c-MET靶向ADC：新获批，但疗效有待提升
针对MET靶点的ADC药物Telisotuzumab Vedotin近期已获FDA批准，为MET异常的NSCLC患者带来了新选择。然而，其ORR约为29%，在MET高表达患者中为34%，相较于HER2-ADC在特定人群中的表现，仍有提升空间，显示出不同靶点ADC的疗效存在差异。
3. TROP2靶向ADC：EGFR耐药后的破局者，国产药物显露优势
在EGFR-TKI治疗失败的患者中，TROP2-ADC展现了强大的潜力。以戈沙妥珠单抗和我国原研的芦康沙妥珠单抗为例，其ORR达到约40%，显著优于传统化疗（多西他赛ORR约18%）。
临床反馈显示，芦康沙妥珠单抗在骨髓抑制这一常见副作用方面的表现可能相对温和，这为临床用药提供了参考。
4. SCLC领域ADC：打破治疗僵局的希望之光
吴一龙教授对ADC在SCLC领域的突破给予了高度评价。针对DLL3和B7-H3等新靶点的ADC药物，在早期临床试验中取得了50%-70%的ORR，这一数据远高于SCLC现有治疗方案，预示着ADC有望为这个长期缺乏有效新药的领域带来革命性变化。
ADC面临的四大核心挑战：直面现实，方能突破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吴一龙教授指出了制约ADC发展的四大现实问题：
1. 疗效瓶颈：目前绝大多数ADC的ORR仍集中在30%以下。如何突破这一瓶颈，并将ORR的优势转化为患者长期的生存获益，是ADC研发的首要科学难题。
2. 安全性管理难题：ADC的毒性谱独特，尤其是间质性肺病（ILD）/肺炎，其发生机制尚不完全清楚，管理棘手。吴教授强调，如果不能建立一套成熟的风险预测和管理体系，ADC的临床应用将受到极大限制。
3. 生物标志物的“黑箱”：与TKI药物不同，目前ADC领域严重缺乏一个能够精准预测疗效的生物标志物，这限制了其精准应用。
未来发展方向：新靶点、新载荷、新工具
吴一龙教授指出，ADC的未来发展需要关注以下方向：
1. 不断寻找和验证新的肿瘤靶点；
2. 对“弹头”——即有效载荷（payload）进行革新，开发毒性更低、作用机制更多样的新型载荷，并优化给药剂量和方案；
3. 借助人工智能（AI）等先进工具探索生物标志物，实现真正的智能化、个体化治疗。
多维视角：从机制到临床，从早期到晚期
ADC挺进围手术期，重塑早期肺癌治疗
闫万璞教授将ADC的应用场景转向早期治疗。他指出，TROP2-ADC在新辅助治疗中的早期探索数据，显示出其在诱导肿瘤退缩方面的潜力，尤其可能为PD-L1低表达或阴性的“冷肿瘤”患者提供有效选择。这预示着ADC有可能成为未来围手术期综合治疗的重要组成部分。
探索HER2-ADC的精准之路
宋勇教授聚焦HER2-ADC，强调其在NSCLC治疗中开启了“精准之路”，并有望覆盖HER2多种变异类型（过表达、扩增）。当前研究正探索HER2-ADC在一线的应用，包括单药挑战“化疗+免疫”的标准疗法（如DESTINY-Lung04研究），或与免疫联合以期获得更高疗效。
解码ADC耐药，探索应对之策
王志杰教授系统地揭示了ADC耐药的复杂机制，从靶抗原低表达/结构变化、药物内化与转运障碍，到载荷外排、基因突变等多个层面进行了阐述。他强调了一个关键的临床困境：由于目前上市的许多ADC使用了同一种作用机制的载荷（如拓扑异构酶I抑制剂），当患者对一种ADC耐药后，换用另一种同类ADC往往效果不佳。
王志杰教授提出的应对策略包括：
1. 组分优化：进行抗体工程化改造，开发双特异性ADC、前体药物偶联物（PDC）；开发具有不同作用机制的新型载荷，如蛋白降解剂（PROTAC）；开发新型偶联方法，如双载荷ADC。
2. 探索疗效预测标志物：使用药物基因/蛋白组分析等方式探索预测ADC疗效的新型生物标志物，实现早期筛选获益人群和精准个体化治疗。
3. 联合治疗：探索ADC与其他药物（如靶向药、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协同作用，以克服或延迟耐药的发生。ADC联合治疗临床试验需逐步探索高效低毒的合适剂量。
4. 新型偶联药物研发：探索分子胶抗体偶联物（MAC）等新型药物。研发新型药物递送系统。
结语
ADC药物已经从一个新兴概念成长为肺癌治疗中不可或缺的强大力量。本专场中，肺癌领域专家们的战略性思考以及在具体靶点、应用场景和耐药机制上的深入分析，共同描绘了一幅充满机遇与挑战的ADC发展画卷。
疗效的进一步提升、安全性的精细化管理、生物标志物的突破性发现，将决定ADC能否在未来真正引领肺癌治疗变革。这不仅是对科研人员的挑战，更是对临床医生实践智慧的考验。
排版编辑：肿瘤资讯-丹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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