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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文峰教授：精准赋能，靶握未来——ADC药物重塑肺癌治疗新格局

09月02日

来源：肿瘤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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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8月23日，由四川省国际医学交流促进会主办的“四川省国际医学交流促进会肺癌多学科治疗（MDT）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暨2025年学术会议”在成都顺利召开。本次会议汇聚了肺癌领域的众多知名专家，共同探讨了肺癌诊疗的最新进展与未来方向。会议同时公布了肺癌MDT专业委员会首届主任委员人选，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田攀文教授担此重任，将带领专委会开启MDT规范化诊疗的新篇章。

会议期间，【肿瘤资讯】特别邀请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方文峰教授从ADC药物的核心机制与优势、关键毒性管理以及未来研发方向三个方面，系统阐述其在肺癌治疗领域的重要价值与发展前景。

方文峰教授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主任医师、教授、中肿国家重点实验室PI、博士研究生导师
“国家高层次人才项目青年人才”
“广东省特支计划百千万工程青年拔尖人才”
“广东省杰出青年医学人才”
“广州市珠江科技新星”
CSCO非小细胞肺癌专业委员会委员
CSCO鼻咽癌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非小细胞肺癌专业委员会常委
广东省抗癌协会鼻咽癌专业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广东省医学会精准医学与分子诊断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广东省临床医学会真实世界临床研究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研究方向：肺癌及鼻咽癌的靶向治疗及免疫治疗的临床及转化研究
主要课题：主持国家重大研发计划（子课题）、国自然（6项）
代表论著：JAMA、BMJ、Nature Medicine（2篇）、Cancer Cell、JCO、Lancet Oncology（2篇，2021，2018）

ADC 药物在肺癌治疗中的优势

方文峰教授：ADC药物通过抗体将高效细胞毒性药物特异性递送至肿瘤部位，借助细胞膜受体内化进入肿瘤细胞，从而实现精准杀伤。同时，其旁观者效应可使毒素穿透细胞膜，清除抗原表达水平较低的肿瘤细胞，展现出广谱抗肿瘤活性，且不高度依赖肿瘤细胞内信号传导机制。

以EGFR突变患者为例，其耐药机制复杂多样，包括on target和off target等多种类型。若针对每一种耐药机制逐一开发精准逆转策略，不仅难度大、临床研究入组挑战高，疗效也难以保障，尤其多种机制常并存或交叉存在。
而ADC药物的优势在于，只要肿瘤细胞高表达对应抗原，即可实现显著疗效；即便在中低表达的患者中，旁观者效应仍可发挥杀伤作用。因此，ADC药物无需依赖具体的耐药机制，即可克服耐药异质性，为靶向治疗耐药提供了一种高效且具有广谱潜能的应对策略。

ADC 药物关键毒性反应的预防和管理

方文峰教授：目前临床上获批的ADC药物主要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MMAE为代表的紫杉烷类毒素作为载荷（payload）的ADC，另一类是以拓扑异构酶Ⅰ抑制剂为载荷的ADC，后者在研发及获批中占比逐渐增加。这两类ADC所携带的细胞毒性药物本身具有较强的毒性，如致突变性和血液毒性等，因此可将目前已上市的此类ADC药物视为“高毒性ADC药物”。

在使用中需特别关注其血液毒性及靶器官毒性。血液毒性尤为突出，传统紫杉烷类药物和拓扑异构酶抑制剂所致3级及以上血液学不良事件发生率可达30%–50%，基于这类毒素构建的ADC同样具有相似毒性特征，需将其等同于高毒性化疗药物进行预防和管理。例如，对于高龄或既往出现过3级以上血液毒性的患者，建议实施一级预防，包括升白治疗及预防贫血或血小板下降。

此外，该类ADC还具有高度致吐风险，应按高致吐性化疗药物处理，推荐采用三联或四联方案预防恶心呕吐。同时，还需重点关注其靶向相关毒性，例如靶向EGFR或HER2的ADC药物可能引起黏膜炎和皮肤毒性，需积极预防和管理，例如可采用地塞米松进行有效防控。

ADC 药物在肺癌领域的研发方向

方文峰教授：ADC联合治疗目前正处于起步阶段，包括与靶向药物及免疫治疗的组合。以HER2-ADC和TROP2-ADC为代表的药物，最初在肺癌中主要用于靶向治疗耐药后的患者，并显示出良好疗效。基于这一背景，将其应用前移，与靶向药物联合以延缓耐药，已成为合理且颇具前景的治疗策略。目前多款ADC药物在后线取得成功后，正逐步向前线推进，与TKI等靶向药联合的Ⅰ/Ⅱ期研究也已展开，这一方向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ADC与免疫治疗的联合也展现出独特机制优势。ADC药物不仅通过抗体将细胞毒药物精准递送至肿瘤内部，还可借助免疫效应增强抗肿瘤作用，这一机制是传统化疗所不具备的。同时，部分抗体（如抗EGFR抗体）还可阻断配体-受体结合及下游信号通路，进一步增强与免疫治疗的协同效应。目前已有多个ADC与免疫联合的Ⅱ期研究正在进行，部分进展较快的项目已布局一线治疗。

另一方面，下一代ADC的研发也在积极推进。当前已获批或在研的ADC多属于高毒性药物，因连接子不稳定或载荷毒性较强，虽显著提升疗效，但也伴随较高的血液毒性及靶向相关毒性，与传统化疗相比安全性仍不理想。通过技术优化，如增强连接子稳定性、改造Fab段等，有望降低毒性、提升治疗指数。未来ADC的发展不仅限于连接子优化，还涵盖从单抗到双抗、从单毒素到双毒素甚至靶向性毒素的迭代，以及将免疫调节剂作为新型载荷等多个方向，进一步拓展ADC的设计维度和应用潜力。

总而言之，ADC代表了一种高度模块化的治疗理念。在“万物可偶联”的框架下，双抗ADC、双载荷ADC、多肽偶联药物乃至免疫调节剂偶联药物等新型结构，都将成为未来研发的重要方向，值得充分关注与深入探索。

责任编辑：CY
排版编辑：HY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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