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文章详情

2025EHA TOPTALK | 阎骅教授 vs Nikhil C. Munshi教授：免疫组合疗法开启MM治疗新篇章（上）

06月23日

整理：肿瘤资讯

来源：肿瘤资讯

2025年6月12日~6月15日，第30届欧洲血液学会（EHA）年会的盛大召开，再次将全球血液学领域的目光聚焦于前沿科学与临床实践的交汇点。在多发性骨髓瘤（MM）这一充满挑战与希望的领域，创新疗法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治疗格局。值此盛会，【肿瘤资讯】荣幸地邀请到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的阎骅教授，与哈佛医学院丹娜-法伯癌症研究所的Nikhil C. Munshi教授，展开了一场关于MM治疗未来的巅峰对话。两位专家将聚焦本届EHA的核心亮点，深入剖析免疫组合疗法的巨大潜力，并直面创新疗法在走向临床实践过程中的关键挑战与破局之道。

截屏2025-06-24 14.07.53.png

阎骅教授（右）与Nikhil C. Munshi教授（左）

阎骅

血液科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副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血液科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副教授、国际医疗部副主任、全科医学科执行主任
主攻血液肿瘤机制和临床研究，作为主要负责人搭建骨髓瘤研究平台
先后赴美国M.D.Anderson Cancer Center、麻省总医院做访问学者省部级课题8项（第一负责人），科技部863计划1项（副组长），在Blood, Leukemia, Hematologica等国际重要核心期刊发表30余篇SCI文章
中国老年医学学会理事会常务理事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执行委员会委员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骨髓瘤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血液肿瘤委员会委员
中华医学会血液学分会浆细胞学组委员/中国医师学会浆细胞学组委员
中国女医师协会血液专委会委员
上海女医师协会医学科普专委会副主任委员
亚洲骨髓瘤网（AMN）委员
中国卫健委高层次人才计划评审专家

Nikhil C.Munshi教授

哈佛医学院医学教授

Munshi博士于于2001年加入丹娜法伯癌症研究所。
现任杰罗姆·利珀·多发性骨髓瘤中心基础和相关科学主任。
Nikhil C. Munshi博士是国内外知名的多发性骨髓瘤研究专家，担任多项医学教育和研究职务。
Munshi博士的研究重点是理解多发性骨髓瘤的基因组不稳定性，推动诊断和治疗的改进。他首次描述了多发性骨髓瘤的突变谱和克隆结构，揭示了克隆演变的模式。
Munshi博士在Dana Farber癌症研究所和哈佛医学院推动了以实验室观察为基础的临床试验项目。
Munshi博士拥有超过400篇经过同行评审的出版物，并参与多项多发性骨髓瘤管理的指南制定。
Munshi博士曾获多项重要奖项，包括“Waldenström’s Award”，以表彰其在多发性骨髓瘤研究中的杰出贡献。

点击视频查看教授精彩分享

聚焦前沿：2025 EHA多发性骨髓瘤治疗重大进展，“免疫组合拳”或成未来趋势

阎骅教授：非常荣幸能在EHA现场与Munshi教授进行深度交流。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得益于蛋白酶体抑制剂、免疫调节剂以及单克隆抗体的广泛应用，多发性骨髓瘤的治疗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已逐渐成为一种可控的“慢性病”。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挑战依然严峻：高危患者的预后仍不理想，复发/难治性骨髓瘤的治疗选择有限，治愈对大多数患者而言仍是遥远的目标。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本届EHA带来的新进展才显得尤为重要和令人鼓舞。我们看到，以CAR-T疗法和双特异性抗体为代表的免疫治疗正大放异彩，尤其是在联合治疗策略上，为我们攻克这些难题带来了全新的曙光。在您看来，在免疫细胞治疗领域，当前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贡献是什么？其背后揭示了怎样的核心趋势？

Nikhil C. Munshi教授：这是一个非常精准的问题。TRIMM-3研究完美地诠释了当前以及未来MM免疫治疗的核心发展趋势——那就是“组合 (Combination)”。我们的目标是通过联合多种基于免疫的疗法，在不显著增加毒性的前提下，最大化地提升治疗反应的深度与持久性。TRIMM-3研究的精妙之处在于其协同作用的逻辑：它不仅用双特异性抗体精准靶向了肿瘤细胞表面的GPRC5D抗原，更通过联合抗PD-1抗体，解除了T细胞的抑制状态，从而极大地增强了由双抗所激活的T细胞的杀伤效能，实现了“1+1>2”的治疗效果。

“联合”是贯穿本次会议MM领域所有重要研究的主旋律，其内涵已超越简单的药物叠加。我们已经拥有了单药BCMA CAR-T和双特异性抗体的优异数据，靶向GPRC5D的CAR-T也正在研发中，其双抗药物塔奎妥单抗已在临床广泛应用。然而，真正的突破来自于联合，特别是靶向不同抗原的“双免”联合。另一项研究将靶向GPRC5D的塔奎妥单抗与靶向BCMA的特立妥单抗联合，这种“双靶点”策略有望克服单靶点治疗可能出现的抗原逃逸问题，其打出的高缓解率令人难以置信。因此，我认为，类似的“免疫组合”策略将很快从前沿探索发展为未来的标准治疗，为患者带来更深、更持久的缓解，这是我们下一个阶段最明确的演进方向。

现实挑战：创新疗法的成本、可及性与安全性

阎骅教授：我完全同意，“免疫组合拳”为MM患者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希望。但与此同时，如何将这些突破性的创新疗法，真正转化为能被广泛应用的临床实践，是我们必须正视的现实挑战。这些难题是全球医生共同面临的，包括高昂的治疗成本、地区间不平衡的医疗资源与可及性，以及潜在的安全性问题，例如细胞因子风暴（CRS）和神经毒性等。对于这些阻碍创新疗法惠及更多患者的现实壁垒，您认为我们应该采取怎样的策略来应对？

Nikhil C. Munshi教授：您提出了一个至关重要且极具远见的问题。一种疗法，无论其科学上设计多么精妙、效果上多么出色，如果患者无法获得、无法负担，那么它的临床价值就会大打折扣。这是现代肿瘤学的一大悖论：我们拥有了前所未有的高效工具，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准入挑战。我会从“经济学与可及性”和“生物学与安全性”两个维度来阐述我的看法。

破局之道（一）：如何降低CAR-T成本？“学术性CAR-T”的启示

Nikhil C. Munshi教授：首先，关于成本与可及性，两者紧密相连。我认为有两条路径可以探索。第一，随着更多同类疗法进入市场，良性的市场竞争自然会推动价格的合理化。但仅靠这一点是远远不够的。

第二条路径，也是我认为更具变革潜力的，我称之为“学术性CAR-T (Academic CAR-T)”，即由具备条件的医院或学术机构利用其内部的GMP设施，进行非商业化的CAR-T细胞制备。不久前，西班牙一个研究团队发表了他们的宝贵经验，在他们自己的医院里为患者制备CAR-T，其成本不到5万美元，而商业化的CAR-T价格接近50万美元，成本相差近十倍。我知道在中国，许多顶尖的医疗中心也拥有世界一流的设备和技术，完全有能力以更低的成本实现院内制备。在我的中心——丹娜-法伯，我们同样能够生产临床级别的CAR-T细胞。因此，大力发展并推广由学术机构主导的CAR-T“去中心化”制备模式，是未来打破价格壁垒、提升药物可及性的关键所在。当然，这需要我们与监管机构，无论是美国的FDA还是中国的监管部门，共同协作，建立一套完善、统一的质量控制与审批标准，来确保这些“学术性CAR-T”的安全与有效。

破局之道（二）：如何管理与预防毒性？解析毒性管理策略

Nikhil C. Munshi教授：其次，关于您提到的毒性管理。免疫疗法的毒性有时确实非常严重，并且不同于小分子药物，一旦CAR-T细胞输注回患者体内，我们无法像停药那样简单地终止其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束手无策，我们的策略正在从被动处理转向主动管理。

未来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精准预测与主动干预。第一，研发内置“安全开关 (Inducible Safety Switch)” 的下一代CAR-T细胞。虽然尚未普及，但这个概念非常吸引人——一旦发生不可控的毒性，我们可以通过给予一个特定的诱导小分子药物，来终止CAR-T细胞的活性。第二，也是更现实的，是建立毒性风险的预测模型。如果我们能及早识别出高危患者，就可以进行主动干预。

一个很好的例子是，我们已经观察到，在BCMA CAR-T治疗中，治疗前肿瘤负荷非常高的患者，发生神经毒性的风险也更高。基于这一认知，我们现在的策略是“主动风险管理”：对这类患者，在CAR-T输注前，先通过一些低强度的桥接治疗，把肿瘤负荷降下来，这样就能有效预防或减轻严重毒性的发生。这仅仅是一个开始，随着研究的深入，通过整合分析CAR-T细胞产品本身的质控参数、患者的免疫状态等多维度数据，我们将能更精准地预测并预防毒性。我认为，这正是需要全球合作的地方，您的中心和我的中心携起手来，共享数据和经验，我们一定能共同攻克这些难题。

在（下）篇中，两位教授将继续探讨如何优化现有治疗方案，并前瞻性地布局旨在治愈的“全免疫贯穿治疗”策略，同时，将对“我们离治愈MM还有多远”这一终极议题，分享足以改变认知的深刻见解。敬请期待。

责任编辑：Ashelin
排版编辑：Ashel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