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9月5日，“2026年食管癌规范化诊疗暨新进展学习班”在南京举行。大会聚焦食管癌规范化诊疗、前沿进展与临床转化，围绕外科治疗、放射治疗、系统治疗及多学科协作等热点议题展开交流。会上，江苏省肿瘤医院曹国春教授作《食管癌诊疗中的争议与未来发展》专题报告，系统梳理了围手术期方案选择、器官保留、寡转移干预及后线精准治疗等关键问题。会议期间，【肿瘤资讯】特邀曹国春教授接受采访，进一步分享其对临床争议、优势人群筛选及高级别证据构建的思考。
江苏省肿瘤医院内科 主任医师 病区主任 博士
国家新药评审专家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食管癌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头颈部肿瘤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北京癌症防治学会食管癌专委会副主任委员
国家肿瘤质量控制中心食管癌质控专家组华东区副组长
国家肿瘤质量控制中心鼻咽癌质控专家组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鼻咽癌专委会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头颈部肿瘤专委会委员
中国医师协会食管癌学组委员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临床研究专委会委员
江苏省抗癌联盟食管癌专委会副主任委员
江苏省肿瘤质量控制中心食管癌质控专家委员会副主委
江苏省抗癌协会食管癌专委会副主委
江苏省抗癌协会头颈肿瘤专委会常委
围手术期治疗没有最好的方案，只有最合适的人群
曹国春教授：当前，食管癌诊疗已经进入精准化、个体化阶段。晚期一线治疗已形成以化疗为基础联合免疫治疗的重要模式，二线也在探索双抗ADC等新型药物；在围手术期，多种治疗方案并行发展，由此形成了当前最具代表性的争议之一。
新辅助同步放化疗和新辅助化疗均有长期临床实践基础。免疫治疗出现后，新辅助免疫联合化疗、同步放化疗联合免疫治疗等方案相继进入Ⅱ期或Ⅲ期临床研究。它们能否改变临床实践、不同方案之间如何取舍，目前仍未形成统一答案。
在我看来，这一问题不能停留在“哪一种方案最好”的比较上。临床上可能不存在适用于所有患者的最优方案，更现实的方向是找到每种方案最适合的人群。通过影像学、影像组学及其他多维数据识别优势人群，才能真正实现新辅助治疗的精准选择。
这一判断与现有循证进展相吻合。NEOCRTEC5010研究为新辅助同步放化疗后手术用于局部进展期食管鳞癌提供了长期生存证据[1]。随机Ⅲ期ESCORT-NEO/NCCES01研究进一步显示，新辅助卡瑞利珠单抗联合化疗可提高病理完全缓解率，但该研究首次发表时另一主要终点无事件生存期尚未成熟[2]。新方案已经显示出活性，但其能否改变临床实践，仍需生存结局、长期安全性以及不同治疗模式直接比较等证据加以回答。
器官保留：精准筛选和动态评估是安全实施的前提
曹国春教授：部分患者经新辅助治疗后可能获得保留食管、暂缓手术的机会；初始难以切除、特别是T4b期患者，则希望通过转化治疗争取手术。看似相反的两条路径，共同指向手术决策由治疗前的静态分期转向结合治疗反应的动态判断，其关键是建立可靠的疗效评估方法和筛选标准。
器官保留并非简单取消手术，而是以严格评估、主动监测和及时实施挽救性手术为核心的治疗策略。SANO Ⅲ期研究显示，新辅助放化疗后达到临床完全缓解的患者中，主动监测的两年总生存率不劣于标准手术[3]。preSINO研究采用内镜咬取活检、可疑淋巴结超声内镜引导下细针穿刺评估局部残留，并结合PET-CT排查远处转移，但仍存在假阴性，提示临床完全缓解不能与病理完全缓解等同[4]。
现有证据使器官保留成为可研究的临床路径，但SANO主要纳入新辅助放化疗后临床完全缓解的患者，结论不能直接外推至新辅助免疫联合化疗或放化免疫治疗人群。本院也在开展相关探索，以回答哪些患者仍需手术、哪些患者可在严密监测下保留器官。
寡转移管理仍需明确界定并验证局部干预
曹国春教授：寡转移食管癌面临定义和治疗两方面争议。究竟累及几个器官、一个器官内存在多少个转移灶，才能被定义为寡转移，目前并不完全统一。欧洲已经提出相关定义，但针对我国以食管鳞癌为主的人群，仍需形成更加明确、适用的判断标准。
在治疗方面，一种观点认为寡转移已经属于晚期，应以系统治疗为主；另一种观点则主张在系统治疗基础上增加立体定向放疗、射频消融或介入治疗等局部干预。局部治疗能否真正改善长期生存和预后，仍需大型Ⅲ期随机对照研究证实。
欧洲OMEC项目将食管胃寡转移性疾病定义为一个器官内不超过3个转移灶，或一个区域外淋巴结站受累，并根据无病间期、系统治疗反应等因素安排再评估及局部治疗[5]。这一框架覆盖食管癌与胃癌、鳞癌与腺癌等不同疾病，在中国食管鳞癌人群中的适用性仍需验证。
随机Ⅱ期ESO-Shanghai 13研究纳入原发灶已控制、存在1~4个转移灶的食管鳞癌患者。与单纯系统治疗相比，局部干预联合系统治疗将中位无进展生存期（mPFS）由6.4个月延长至15.3个月[6]。这一结果为积极局部治疗提供了前瞻性随机证据，但Ⅱ期研究的样本量和治疗异质性限制了结论外推，相关确证性Ⅲ期研究仍在推进。
一线进展后如何进一步实现精准分层
曹国春教授：晚期食管癌一线免疫联合化疗失败后，二线治疗如何选择、如何进一步实现精准化，是另一个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双抗ADC等新药正在拓展治疗选择，但药物出现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通过生物标志物筛选最佳获益人群。
例如，在EGFR通路的探索中，EGFR高表达和NTRK2低表达可能帮助识别对特定靶向治疗更敏感的患者。食管癌的精准治疗不能只看某个靶点是否存在，还要进一步理解疗效差异和耐药机制，逐步从“有药可用”走向“为合适的患者选择合适的药物”。
鲁智豪教授团队开展的一项概念验证性Ⅱ期研究，在41例经治、EGFR过表达的转移性食管鳞癌患者中评估了阿法替尼。探索性分析显示，NTRK2表达与阿法替尼疗效呈负相关，EGFR高表达且NTRK2低表达患者的获益信号更为突出[7]。鉴于上述结果来自单臂小样本研究，NTRK2的预测价值及判定阈值仍需前瞻性验证，目前尚不足以指导常规临床用药。
双抗ADC领域也已有随机Ⅲ期研究报告阳性结果。2026年ASCO会议摘要公布的PANKU-Esophagus01研究，在一线PD-1/PD-L1抑制剂联合含铂化疗后进展的复发或转移性食管鳞癌患者中，比较了EGFR×HER3双抗ADC伦康依隆妥单抗与研究者选择的化疗。中期分析显示，两组中位总生存期（mOS）分别为9.8个月和7.2个月，mPFS分别为4.2个月和2.0个月[8]。
中国多中心研究推动争议走向共识
曹国春教授：无论是新辅助方案选择、器官保留和寡转移局部干预，还是一线免疫联合化疗失败后的二线精准治疗，相关争议要进入专家共识和指南，仍需大型随机对照研究提供高级别证据。此次会议为全国协作搭建了平台，未来应整合多中心患者资源、研究能力和随访体系，重点开展大样本Ⅲ期研究，明确获益人群、疗效持续时间及生存价值。
治疗选择增多并不意味着精准医疗已经实现。只有筛选优势人群，并将个体化探索转化为可重复、可推广的临床路径，才能形成适合中国食管癌患者的诊疗依据，推动诊疗走向精准与规范。
[1] Yang H, et al. Long-term efficacy of neoadjuvant chemoradiotherapy plus surgery for the treatment of locally advanced 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the NEOCRTEC5010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 JAMA Surg. 2021;156(8):721-729. doi: 10.1001/jamasurg.2021.2373.
[2] Qin J, et al.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with or without camrelizumab in resectable 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the randomized phase 3 ESCORT-NEO/NCCES01 trial. Nat Med. 2024;30(9):2549-2557. doi: 10.1038/s41591-024-03064-w.
[3] van der Wilk BJ, et al. Neoadjuvant chemoradiotherapy followed by active surveillance versus standard surgery for oesophageal cancer (SANO trial): a multicentre, stepped-wedge, cluster-randomised, non-inferiority, phase 3 trial. Lancet Oncol. 2025;26(4):425-436. doi: 10.1016/S1470-2045(25)00027-0.
[4] Yang Y, et al. Detecting residual disease after neoadjuvant chemoradiotherapy for o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the prospective multicentre preSINO trial. Br J Surg. 2025;112(2):znaf004. doi: 10.1093/bjs/znaf004.
[5] Kroese TE, et al. European 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s for the definition,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oligometastatic esophagogastric cancer (OMEC-4). Eur J Cancer. 2024;204:114062. doi: 10.1016/j.ejca.2024.114062.
[6] Liu Q, et al. Systemic therapy with or without local intervention for oligometastatic o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ESO-Shanghai 13): an open-label, randomised, phase 2 trial. Lancet Gastroenterol Hepatol. 2024;9(1):45-55. doi: 10.1016/S2468-1253(23)00316-3.
[7] Wang Y, et al. Clinical efficacy and identification of factors confer resistance to afatinib (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 in EGFR-overexpressing 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Signal Transduct Target Ther. 2024;9:153. doi: 10.1038/s41392-024-01875-4.
[8] Lu Z, et al. Izalontamab brengitecan (iza-bren) versus chemotherapy in patients with recurrent or metastatic 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ESCC): a multicenter, randomized, open-label, phase III study [abstract]. J Clin Oncol. 2026;44(16_suppl):4008. doi: 10.1200/JCO.2026.44.16_suppl.4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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