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马替尼，MET ex14，初治，结果更新，达拉非尼，曲美替尼，BRAF V600E，KRAS G12C，MET抑制剂与放疗，BRAF突变特征，中国大型肺癌队列
1.Capmatinib用于初治的MET 14号外显子突变（METex14）晚期非小细胞肺癌（aNSCLC）：GEOMETRY mono-1研究结果更新[1]
Capmatinib in treatment (Tx)-naive MET exon 14-mutated (METex14) advanced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aNSCLC): Updated results from GEOMETRY mono-1
Jürgen Wolf, et al.
2022 ELCC P26
引言：Capmatinib是一种口服、生物可利用、高选择性、强效MET抑制剂，已在美国、日本、瑞士和其他几个国家获批用于治疗MET 14号外显子跳跃突变（METex14）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NSCLC）成年患者。GEOMETRY mono-1 II期研究（NCT02414139）数据显示，在初治（队列5b）或经治（队列4和队列6）METex14 NSCLC患者中，Capmatinib疗效具有临床意义，安全性可控。本文报告了队列7的主要疗效分析结果，以及所有初治患者的最新疗效和安全性数据。
方法：研究纳入EGFR野生型、ALK重排阴性、METex14或MET扩增且具有≥1个可测量病灶（病灶根据实体瘤疗效评价标准（RECIST）1.1判定）的晚期NSCLC（任何组织学类型）成人患者（年龄≥18岁），并根据既往治疗方案和MET状态分成几个队列。疗效和安全性分析（数据截止日期：2021年8月30日）包含60例未接受治疗的METex14型NSCLC患者（队列5b和7；图1）。另外报告了所有队列373例患者最新安全性分析结果。患者接受Capmatinib 400mg治疗，每日2次，在队列5b中空腹给予，在队列7中无空腹限制。在队列7中，如果总体缓解率（ORR）≥55%，95% CI下限>35%，则认为使用capmatinib治疗具有临床相关疗效。
结果：基线特征及患者暴露：队列7纳入了32例METex14 NSCLC初治患者，8例（25%）患者在数据截止日期仍在接受治疗，疾病进展是停药的主要原因（n=12；37.5%），Capmatinib的中位暴露时间为42.6周（范围7.0-115.7）
队列7患者中位年龄为73岁（44%≥75岁），71.9%患者为女性，62.5%患者从未吸烟。大多数患者为腺癌（90.6%），18.8%患者在基线时具有脑转移。
疗效：队列7中ORR为68.8%（1例完全缓解，21例部分缓解），这与之前报道的队列5b的ORR 67.9%一致（表2）。队列7初治患者的中位缓解时间为16.6个月，队列5b为12.6个月。大多数患者（65.9%）在2个月内出现早期缓解：队列5b和队列7分别为68.4%和63.6%。大多数初治患者（n=57）出现基于BIRC评估的肿瘤缩小，40例患者较基线减少>30%。队列7的中位无进展生存期与队列5b相似，但队列7的中位总生存期数据尚不成熟。
安全：总的来说，capmatinib的安全性可控，没有新的安全问题。 最常见的治疗相关不良事件（TRAE）（所有患者中所有级别≥10%）为外周水肿、恶心、血肌酐升高、呕吐、疲劳、食欲下降和腹泻。
总结：BIRC评估的主要疗效目标ORR在队列7中实现（ORR 68.8%；95%Cl, 50.0-83.9），也独立证实了队列5b此前报道的METex14初治患者的结果（ORR 67.9%；95%Cl, 47.6-84.1）；具有临床意义的成熟中位无进展生存期（队列5b和队列7：≈12.5个月）和成熟中位总生存期（队列5b：20.8个月）表明；capmatinib作为一线治疗在这些患者群体中的长期获益结果更新进一步证实了METex14是非小细胞肺癌的靶向致癌驱动因子，并为capmatinib作为METex14 NSCLC患者一线靶向治疗方案提供了新的证据。
初治METex14 NSCLC人群关键疗效结果
由BIRC评估的初治METex14 NSCLC人群与基线相比的肿瘤最佳缓解
点评专家
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肿瘤科主任、放疗科主任、精准医学研究中心主任
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国际会员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理事，天津市抗癌协会常务理事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前列腺癌专委会常务委员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免疫治疗、泌尿上皮癌、肾癌专委会委员
中国人体健康科技促进会肿瘤个体化精准医疗专委会主任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标志专委会肿瘤多学科诊断协作组（MDD）副组长
国家博鳌医疗先行区疑难肿瘤精准治疗真实世界研究协作组组长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精准治疗专委会委员
中国民族医药学会精准医学分会副会长
天津市医师协会临床精准医疗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天津市医师协会肿瘤多学科诊疗专委会副主任委员
天津市中西医结合学会循证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肿瘤专委会委员
中华医学会天津分会肿瘤学会委员、泌尿学会精准学组组长、肿瘤学组副组长
天津市抗癌协会中西医结合肿瘤专委会常委、泌尿肿瘤及老年肿瘤专委会委员
主要从事肿瘤的个体化多学科综合治疗及精准治疗的应用基础研究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2项
获中国医师协会2016年推动中国前行的力量十大医学新锐奖
以第一或通讯作者发表论文50余篇，被《JCO》等SCI杂志收录20余篇
NSCLC中靶基因改变的发现已经彻底改变了EGFR、ALK和ROS1等驱动基因阳性患者的治疗方法。除了EGFR、ALK、ROS1等常见靶点外，越来越多突变率较低的肺癌罕见靶点进入人们的视野，如MET基因突变等，由于肺癌人群的基数大，因此即使是少见突变也值得进行新药的开发，目前已经有一些c-MET抑制剂进入临床使用，MET基因组改变的前瞻性识别可能有助于指导肺癌患者的治疗向更有效的基因型定向治疗。
MET基因异常形式包括突变、扩增、重排和过表达，其中以14号外显子跳跃突变和MET扩增的靶向治疗价值较大。对于MET扩增的NSCLC，拷贝数高者靶向治疗的效果不错，拷贝数不是很高者靶向治疗的获益仍有待探讨。对于外显子14跳突NSCLC，从原来的多靶点抑制剂到现在的单靶点抑制剂，靶向MET的酪氨酸激酶抑制剂有克唑替尼、Capmatinib、Tepotinib和Savolitinib等，确实让我们看到了非常好的治疗获益，尤其是单靶点药物具有精准治疗、高效低毒的特点。
卡马替尼是一种精准MET靶点的激酶抑制剂，这其中就包括外显子14跳跃产生的突变。与其他MET抑制剂相比，卡马替尼对METex14跳跃突变的抑制力最高[2]（IC50:0.13nM），可以穿过血脑屏障，本研究中卡马替尼不论是在颅内缓解率上还是在疾病控制率（DCR）上都有显著的疗效（ORR：54%，DCR：92.3%）[3]。MET外显子14跳跃会导致蛋白质缺失调控域，从而降低其负调控，导致下游MET信号传导增加。卡马替尼在临床上可达到的浓度下抑制由缺少外显子14的突变MET变体驱动癌细胞生长，还在源自人肺肿瘤的鼠肿瘤异种移植模型中显示出抗肿瘤活性，该突变会导致MET外显子14跳跃或MET扩增。这次ELCC大会更新报道的队列7携带METex14跳跃突变的未接受治疗的患者ORR达到68.8%，与既往报道的GEOMETRY mono-1研究中队列5b ORR为67.9%相一致[4]；所有初治患者[5]的中位PFS达到12.5个月，与之前报道的12.3个月的中位PFS相类似；此次报道的初治人群中位OS达到了25.5个月，比之前报道的5b队列20.8个月的中位OS，延长了将近5个月的总生存。
在安全性方面，本次更新的安全性数据与既往报道一致，卡马替尼最常见的不良反应是外周水肿、恶心、和血肌酐水平升高，这与其他MET抑制剂的不良反应相似，大部分为1-2级，通过减量和暂停用药基本可以耐受，这些不良事件频率或严重程度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也没有发现在长期使用过程中出现新的严重不良事件，总体来说耐受性良好，体现了卡马替尼精准靶向治疗的高效、低毒特点。
目前，卡马替尼开展的研究是最全面的，本次AACR大会上同时报道了卡马替尼新辅助/辅助治疗可切的MET14跳突或MET高扩增表达NSCLC患者的II期研究设计（GEOMETRY-N）[6]，卡马替尼联合奥希替尼二线治疗EGFR突变/T790M阴性合并MET扩增的Ⅲ期研究设计（GEOMETRY-E）[7]，及卡马替尼对比多西他赛后线治疗MET14跳突的Ⅲ期研究设计(GeoMETry-III) [8] ，卡马替尼各项临床研究如火如荼的进行，全面开花。卡马替尼作为METex14跳跃突变的晚期NSCLC患者新的治疗选择，无论在几线应用，都具有深度和持久的疗效，且不良反应可控，目前已开通博鳌特药先行政策，逐渐惠及更多的中国患者，期待更多的数据在MET基因层面上再挖掘出新的治疗潜能！
2. 达拉非尼联合曲美替尼治疗经治BRAF V600E突变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患者：一项开放标签、多中心II期试验[9]
Dabrafenib plus trametinib in patients with previously treated BRAF V600E-mutant metastatic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an open-label, multicentre phase 2 trial [1]
David Planchard, , et al.
The Lancet Oncology
IF:43.316
摘要
背景：BRAF突变通过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APK）通路在非小细胞肺癌（NSCLC）中发挥致癌驱动作用。BRAF抑制剂在携带BRAF V600E突变的NSCLC患者中显示出抗肿瘤活性。在BRAF V600E突变NSCLC中，BRAF和MEK抑制剂双重抑制MAPK通路可能比BRAF抑制剂单药治疗疗效更好。我们旨在评估达拉非尼联合曲美替尼在携带BRAF V600E突变的NSCLC患者中的抗肿瘤活性和安全性。
方法：在本项II期、多中心、非随机、开放标签研究中，我们纳入了既往接受过治疗的转移性IV期BRAF V600E突变NSCLC成年患者（年龄≥18岁），这些患者在既往至少一次铂类药物化疗后出现肿瘤进展，并且既往接受过不超过3种全身抗肿瘤治疗。既往接受过BRAF或MEK抑制剂治疗的患者没有纳入本研究。仅当脑部病灶为无症状、未治疗（或如果治疗，在局部治疗后3周以上保持稳定）且测量值小于1 cm时，才允许脑转移患者入组。入组患者接受口服达拉非尼（150 mg，每日两次）+口服曲美替尼（2 mg，每日一次），连续21天为一个周期，直至疾病进展、出现难以接受的不良事件、撤回知情同意或死亡。主要终点为基于研究者评估的总体缓解率，基于意向治疗对方案规定的人群（接受二线或二线以上治疗的患者）进行评估；同时，该研究还评估了该人群药物安全性，并至少每3周评估一次，包括不良事件、实验室检查结果。
结果：2013年12月20日至2015年1月14日，北美、欧洲和亚洲9个国家30家中心招募了符合纳入标准的59例患者。由于2例患者既往未接受治疗（方案偏离），因此被排除。因此，共纳入了57例合格患者。36例患者（63.2%[95%CI 49.3–75.6]）达到基于研究者评估的总体缓解。32/57例患者（56%）报告了严重不良事件，包括9例（16%）发热、3例（5%）贫血、2例（4%）精神混乱状态、2例（4%）食欲减退、2例（4%）咯血、2例（4%）高钙血症、2例（4%）恶心和2例（4%）皮肤鳞状细胞癌。最常见的3-4级不良事件为中性粒细胞减少（患者5例，9%）、低钠血症（患者4例，7%）和贫血（患者3例，5%）。研究期间，4例患者死于与治疗无关的致死性不良事件（经研究者评估，1例腹膜后出血，1例蛛网膜下腔出血，1例呼吸窘迫，1例疾病进展严重程度高于典型进展）。
解读：在携带BRAF V600E突变的NSCLC患者中，达拉非尼联合曲美替尼可能是一种具有强抗肿瘤活性的安全可控的新型靶向治疗。
点评专家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肿瘤中心主任，临床肿瘤学教研室主任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圣安东尼奥医学中心博士后
中国医药教育协会肺部肿瘤专委会常委
CSCO胆道肿瘤专委会常委
CSCO患者教育专委会常委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化疗专委会委员
湖南省医学会癌症康复与姑息治疗专委会主委
湖南省抗癌协会肺癌专业委员会主委
湖南省医师协会肿瘤医师分会副会长
湖南省肺癌多学科联盟副主委
湖南省抗癌协会肿瘤精准/肿瘤转移专委会副主委
湖南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记大功
湖南省优秀共产党员
BRAF突变近来备受关注，不同国家人种NSCLC中BRAF突变频率没有显著差异。来自最新中国人群流行病学数据显示，BRAF突变占1.78% ~ 3.15%，其中BRAF V600E是最常见的BRAF突变类型，约占BRAF突变的50%[10-11]。BRAF V600E突变是肺癌疗效差的预后因素，现有的研究显示，化疗为主的治疗方案疗效不佳。这项研究入组了既往接受传统治疗进展的患者使用达拉非尼联合曲美替尼治疗，结果显示，整体缓解率较高，ORR达63.2%，中位无进展生存时间为9.7m，安全性可控[9]。整体而言，对于化疗进展的患者，达拉非尼联合曲美替尼可以作为标准治疗方案在临床中实践。
那么，对于该类患者一线使用Dab+Tram是否会有更好的结果？同样，BRF113928研究显示，一线使用达拉非尼联合曲美替尼缓解率高达64%，更重要的是，其中一线治疗的中位PFS更是超过1年，达到14.6个月，双靶方案整体安全可控[12]。所以，基于该研究，Dab+Tram双靶联合治疗方案——BRAF抑制剂达拉非尼（Dabrafenib）+MEK抑制剂曲美替尼（Trametinib）在2017年被美国FDA批准用于治疗BRAF V600E突变的晚期NSCLC。同时也被写入美国NCCN指南的优先推荐。在2021最新版CSCO肺癌诊疗指南中，也将推荐级别由Ⅲ级改为Ⅱ级，是截至目前的最优治疗选择。临床研究中对于患者的入组条件有严格的标准，而在真实世界研究中D+T所展现出的数据也非常令人鼓舞。在2021年ESMO大会报道了一项D+T双靶治疗140例BRAF V600E突变NSCLC患者的真实世界长生存数据[13]，该数据来源于Flatiron EDM数据库，从2011年1月到2020年6月，共计入组分析了63051例患者。研究显示，D+T双靶一线治疗针对BRAF V600E突变NSCLC患者的OS高达29.3个月，远高于Ⅱ期临床研究中的数据，其疗效与安全性值得大家期待。基于以上研究数据，针对BRAF V600E阳性晚期NSCLC患者，我们建议一线使用达拉非尼联合曲美替尼，让患者尽早从靶向治疗中获益。
3. KontRASt-01：JDQ443治疗KRAS G12C突变晚期实体瘤患者的Ib/II期剂量递增研究[14]
KontRASt-01: A phase Ib/II，dose-escalation study of JDQ443 in patients（pts）with advanced，KRAS G12C-mutated solid tumors
Daniel S. Tan，et al.
2022 AACR Oral CT033
背景资料：约13%的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和高达4%的其他实体瘤患者发生了KRAS G12C致癌突变。JDQ443是一种选择性、共价、口服可生物利用的在研KRAS G12C抑制剂，能不可逆转地将KRAS G12C圈定为结合GDP的非活性状态。JDQ443结构独特，与switch II口袋内KRAS形成另一种相互作用。
方法：KontRASt-01（NCT04699188）是JDQ443单用或与TNO155（SHP2抑制剂）和/或替雷利珠单抗（抗PD-1单克隆抗体）联用的一项Ib期/II期、开放、多中心、剂量递增与剂量扩展试验。剂量递增的主要目的旨在评估安全性与耐受性、确定最大耐受剂量（MTD）和/或推荐剂量（RD）、确定未来研究方案。剂量扩展的主要目的为评估疗效。关键入选标准：KRAS G12C突变的晚期实体瘤；曾接受过标准护理治疗；年龄≥18岁；ECOG PS 0-1。JDQ443单药组的关键排除标准：出现活动性脑转移瘤，既往接受KRAS G12C抑制剂治疗。在此，我们给出JDQ443单药剂量递增的初步结果。
结果：截至2021年11月3日，共有39例患者连续治疗JDQ443的4个口服剂量水平：200 mg剂量每日一次（QD）（n=10）、400 mg剂量每日一次（n=11）、200 mg 剂量每日两次（BID）（n=11）和300 mg剂量每日两次（n=7）。中位年龄为60岁（范围：26-76），中位既往治疗线数为3线（范围：1-7），适应症包括NSCLC（n=20）和结直肠癌（CRC）（n=16）。中位暴露时间为9.1周（范围 0.9-21），在截止之日，多数患者（61.5%）仍在接受治疗。25例（64.1%）患者发生了治疗中出现的不良事件（TRAE）。多数TRAE 为1-2级，3级TRAE分别是4名（10.3%）患者；没有发生4-5级TRAE。最常见TRAE（发生率≥10%）为疲劳（25.6%）、恶心（15.4%）、水肿（12.8%）、瘙痒（10.3%）和呕吐（10.3%）。发生了1例次DLT（3级疲劳）和1例次与治疗相关的严重不良事件（3级光敏反应），分别是接受300 mg BID治疗的2例患者中发生。TRAE导致1例患者的剂量减少和1例患者停药。未达到MTD。RD为200mg BID。在研发阶段，JDQ443的PK和PD建模预测，在>82%的患者中，KRASG12C的平均目标占有率>90%。以2021年12月13日为疗效截止日期，按照RECIST v1.1确定20例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共39例）的ORR为30.0%（6/20），RD剂量下ORR为43.0%（3/7）。
结论：JDQ443表现出可接受的安全性与耐受性，NSCLC 患者出现临床活性的早期迹象。给予JDQ443单药治疗（以RD剂量给药）的NSCLC和CRC患者剂量扩增组正在入组，给予JDQ443 + TNO155剂量递增的患者也在入组中。
4．MET抑制剂增强了放疗对MET突变和扩增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异种移植物的作用[15]
MET inhibition enhances the effect of radiation in MET mutated and amplified non small cell lung cancer patient derived xenografts.
Kwangok P. Nickel，et al.
2022 AACR 207
目的：MET 受体在 3%-4%非小细胞肺癌患者中发生MET受体突变，有1%-6%患者出现扩增。最常见的MET突变出现在外显子14，导致受体的细胞内近膜结构域缺失，从而导致信号增强。有报道近膜区域内Asp-1000出现突变可导致细胞凋亡和细胞增殖受到抑制。 MET参与了与辐射反应相关的多种途径。因此，我们用两种临床前非小细胞肺癌（NSCLC）脑转移患者衍生的异种移植物（PDX）模型研究了抑制MET联合放疗的效果。
方法：将手术切除的组织植入至免疫缺陷小鼠皮下。比较了原始肿瘤与 PDX之间的组织学和DNA位点，对肿瘤进行DNA测序以完成突变分析，评估了肿瘤对MET抑制剂（卡马替尼或赛沃替尼）单用或联合放疗的体内生长反应。放射线以每日2 Gy（分10次治疗）的剂量给予小鼠。每天在放射前1小时经灌胃给予下述药物：剂量为 2.5 mg/kg 的赛沃替尼或 20 mg/kg的卡马替尼，持续给药10天。免疫组化（IHC）以评估MET信号和增殖。
结果：采用2例MET突变的NSCLC脑转移患者成功建立了PDX模型，这两例患者分别为MET外显子14发生跳跃突变的肺腺癌患者和具有Asp-1000 移码突变且含腺癌成分的肺肉瘤样癌患者。从形态学上看，原始患者肿瘤与PDX 之间的细胞结构特征被完全保留。短串联重复序列分析证实，患者肿瘤和 PDX之间的等位基因100%匹配。DNA测序证实了存在METex14突变和MET Asp-1000 移码突变。METex14 PDX模型显示，单用的赛沃替尼显著抑制了肿瘤生长，生长抑制率为46%（p<0.01）。与溶媒对照、赛沃替尼单用或放疗单用相比，赛沃替尼联合放疗显著推迟了肿瘤生长（p<0.001）。赛沃替尼联合放疗的绝对生长期延迟了42.4天，而赛沃替尼单用组和放疗单用组的绝对生长期分别延迟了9.3天、28.2天。MET Asp-1000 PDX 模型显示，卡马替尼联合放疗组与其他治疗组相比，前者显著推迟了肿瘤生产（p<0.01）。IHC证实磷酸化MET和pS6受到抑制，Ki67因MET受到抑制而降低。
结论：我们建立的两个临床前体内MET突变的 NSCLC 脑转移模型显示，受抑制的MET增强了放疗作用。目前正在进行其他研究以评估辐射致敏机制以及这种联合用药对MET扩增PDX模型的疗效。
5．探寻BRAF突变特征及其与治疗间潜在关系的中国大型肺癌队列研究[16]
Investigat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RAF Mutations and its potential relationship with therapy in a large Chinese Lung Cancer cohort
Jianqing Zhang，et al.
2022 AACR 5774
背景：肺癌发生BRAF突变的比例很低。专项研究评估了肺癌的BRAF突变特征。目前有些研究表明，BRAF突变患者可能受益于免疫治疗，而BRAF V600E突变患者受益于靶向治疗。在此，研究分析了中国人肺癌队列的BRAF突变特征 （包括BRAF V600E突变在内），还分析了PD-L1表达的BRAF突变特征。方法：从12,051个肺癌队列样本中提取了BRAF突变样本，这些样本来自基于 Onco PanscanTM（Genetron Health）的组织测序样本。研究研究了这些样本的特性，还分析了表达PD-L1 的BRAF样本共突变情况。结果：在队列中，有684个样本（5.68%）发生了BRAF突变。其中只有134个样本（19.59%）属V600E突变，这些样本可能对BRAF抑制剂反应良好。 550（80.41%）个样本属BRAF非V600E突变，可能受益于免疫治疗。BRAF突变多见于男性（58.3%），而V600E突变组的女性患者多于非V600E突变组（49.25%对比39.82%，P=0.0509）。LUAD肺腺癌患者比LUSC肺鳞癌患者更易发生BRAF突变（6.37%对比3.89%，P=0.0022），尤其是 BRAF V600E突变。BRAF突变患者的平均年龄为61.56 ± 10.32岁。 BRAF V600E突变患者的平均年龄显著高于非BRAF V600E突变患者（63.01 ± 9.76 岁对比61.20 ±10.43岁，P=0.0129）。 BRAF突变分布在所有外显子上，但集中于外显子15（269/684，39.33%)。此外，发生于外显子15的BRAF V600E突变占49.81%（134/269）。我们的数据显示，有108个样本属BRAF突变和PD-L1阳性（TPS≥1%）。其中，95个样本（87.96%），没有共突变或没有其他药物靶点，这些样本包括BRAF V600E突变样本或非V600E突变样本，它们可能受益于BRAF抑制剂，或可能对免疫治疗反应良好，尤其是TMB较高的20个样本。有趣的是，13个样本具有EGFR 敏感共突变或 EML4-ALK 融合。这13例患者可能首先受益于TKI，然后可以考虑免疫疗法。
结论：中国肺癌样本的多数BRAF突变为非V600E突变（80.26%）。年龄约为 61.56±10.32 岁的男性和LUAD患者更常发生BRAF突变。 BRAF V600E患者年龄更大。在PD-L1阳性和BRAF突变样本中，包括V600E在内的多数BRAF突变（87.96%）与其他基因的驱动突变相互排斥。这些患者很可能会受益于BRAF抑制剂或免疫疗法。对于BRAF与EGFR或ALK共突变的样本，可首先给予EGFR或ALK TKI处理。
[1]Jürgen Wolf,et al.Capmatinib in treatment (Tx)-naive MET exon 14-mutated (METex14)advanced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aNSCLC): Updated results from GEOMETRY mono-1.2021 ELCC;26P.
[2]Fujino T, et al. WCLC 2018, Poster P1.13-41.
[3]Garon EB, et al. Oral presentation at the AACR 2020 (virtual meeting); abstract CT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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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Jay Lee,et al.Neoadjuvant and adjuvant capmatinib in resectable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with MET exon 14 skipping mutation or high MET amplification: GEOMETRY-N trial. AACR 2022;Poster CT547.
[7]YiLong Wu,et al.Capmatinib plus Osimertinib vs Platinum pemetrexed Doublet Chemotherapy as Second line Therapy in Patients with Stage IIIB/IIIC or IV EGFR mutant, T790M negative NSCLC Harboring MET Amplification. AACR 2022;Poster CT559.
[8]Pierre-Jean Souquet,et al. Capmatinib vs Docetaxel as Second- or Third-line Therapy in Patients with Locally Advanced or Metastatic METex14-mutated NSCLC: The GeoMETry-III trial.AACR 2022;Poster CT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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