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月15-16日，第四届Best of SABCS在深圳举行。会议将梳理圣安东尼奥乳腺癌大会（SABCS）公布的乳腺癌重磅研究进展，深入分析研究进展对于临床实践的启示和影响。会前，SABCS联合主席Virginia Kaklamani教授和深圳市人民医院的周冬仙教授、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的葛睿教授、深圳市人民医院的胡泓教授共同就早期乳腺癌领域的热点研究进展和临床应用问题进行探讨。
深圳市人民医院乳腺疾病诊治中心主任
暨南大学硕士生导师
深圳抗癌协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 主委
深圳市医学会乳腺病专业委员会 主委
广东省胸部肿瘤学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副主委
广东省临床肿瘤学会乳腺癌专委会副主委
广东省精准医学会乳腺肿瘤专委会副主委
广东省女医师协会乳腺癌专委会副主任委员
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普外科甲乳专业组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青年专家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
上海市抗癌协会乳腺癌专业青年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
国家卫健委能力建设和继续教育肿瘤学专委会 委员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 乳腺癌专委会 委员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 患教专委会 委员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乳腺专业委员会 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CBCS 青年委员
上海市抗癌协会癌症康复与姑息治疗专委会 常务委员
上海市抗癌协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 委员
上海市卫生发展基金会首届医苑新星计划 专业班班长
深圳市人民医院乳腺外科 副主任医师
中华医学会肿瘤学分会乳腺肿瘤青年学组 委员
中国医促会乳腺病分会青年委员会 委员
广东省医学会乳腺病学分会青年委员会 委员
广东省医师协会乳腺专科分会青年专业组 委员
深圳市医学会乳腺病专业委员会 学术秘书
国际专科期刊Clinical Breast Cancer 编委
美国西北大学纪念医院Lynn Sage乳腺中心访问学者
CSCO2018年度35under35优秀青年肿瘤医师
CDK4/6抑制剂在HR+早期乳腺癌的应用
葛睿教授：早期激素受体（HR）阳性乳腺癌辅助治疗中，monarchE，PALLAS和PENELOPE-B研究结果迥异的原因是什么？如何看待CDK4/6抑制剂在辅助治疗中的探索？
Virginia Kaklamani教授：三个研究使用了不同的CDK4/6抑制剂。PALLAS研究终止治疗比例更高，入组患者也更为低危者。monarchE和PENELOPE-B研究入组的患者较为相似，二者初期疗效不同，但是2~3年后的无浸润性疾病生存期（iDFS）曲线类似，PENELOPE-B研究的随访时间更长，4~5年随访后区别消失。因此CDK4/6抑制剂对于长期获益的影响需要更长时间的随访。但是根据目前的研究证据，建议4个以上淋巴结阳性等更高危的患者可以使用Abemaciclib的辅助治疗。
胡泓教授：monarchE研究中高Ki-67亚组获益更大，那么Ki-67是否可作为高危和应用CDK4/6抑制剂辅助治疗的指标？
Virginia Kaklamani教授：Ki-67的分析主观性较强，中心实验室分析较为准确，而一般医院的病理科ki67分析质控难以保证，UT Health San Antonio病理科已经不再报告Ki67指数，因此在我的临床实践中不会采用这个指标来指导决策
新辅助治疗non-pCR的患者治疗
葛睿教授：新辅助化疗后没有达到病理完全缓解（pCR）的患者使用卡培他滨，PD-1抑制剂，或T-DM1靶向治疗，和术后放疗同期还是序贯进行？
Virginia Kaklamani教授：卡培他滨联合放疗可以同步进行。部分患者如何未从手术等治疗中充分恢复，则可以先等待观察，在放疗结束后再加入卡培他滨。
周冬仙教授：临床实践中，遇到一例患者是36岁女性，ER 15%，PR 5%，行4周期TC新辅助化疗，STEPP评分低，为1.23，没有其他高危因素，这名患者是否应给予卵巢功能抑制（OFS）治疗？
Virginia Kaklamani教授：患者年轻，属于高危人群，且年龄本身就是STEPP评分的构成因素。由于患者预期寿命长，治疗应更为积极，可以给予OFS，使内分泌治疗效应最大化。
对HR+乳腺癌辅助内分泌治疗的思考
胡泓教授： IBIS-Ⅱ研究中，阿那曲唑对比他莫昔芬预防绝经后局部切除乳腺癌12年结果公布，对于临床有何启示？
Virginia Kaklamani教授：对于早期浸润性乳腺癌患者，芳香化酶抑制剂（AI）对比他莫昔芬辅助治疗的获益并不太多，甚至个别研究没有显示具有总生存获益，无病生存期（DFS）获益约为2%~3%，因此可以理解研究中二者的复发率没有显著差异。在临床实践中也要考虑药物的不良事件（AE），由于担心他莫昔芬的栓塞事件和子宫内膜癌风险，所以使用AI更多，而从获益角度来说使用他莫昔芬也可以。
三阴性乳腺癌（新）辅助治疗的思考
葛睿教授： 三阴性乳腺癌（TNBC）的标准新辅助治疗方案是密集AC-T，随着铂类、白蛋白紫杉醇和PD-1抑制剂等药物的出现，新辅助治疗如何应用？
Virginia Kaklamani教授：TNBC也可分为高危患者和正常风险患者，高危患者转移淋巴结数量多，肿瘤体积较大，可考虑使用卡铂和帕博利珠单抗等药物。而对于淋巴结阴性或肿瘤较小的患者，通常依旧使用蒽环类+紫杉类药物。
胡泓教授：使用PD-1抑制剂进行新辅助治疗，是否需要进行PD-L1表达的选择？
Virginia Kaklamani教授：目前早期乳腺癌领域中，3项研究证实免疫新辅助治疗的疗效和PD-L1表达无关，因此结论可靠，无需考虑PD-L1表达。
周冬仙教授：您在临床实践中有什么好的方法来面对免疫治疗的不良反应？
Virginia Kaklamani教授：免疫药物单药或联合应用除了甲状腺功能异常发生率较高外，其他不良事件发生率低，安全性可控。AE主要来源于卡铂，卡铂的骨髓抑制较重。
周冬仙教授：免疫抑制剂联合化疗新辅助治疗后，达到pCR和non-pCR后续的治疗方案怎么决定？
Virginia Kaklamani教授：如果使用免疫药物+紫杉醇+卡铂及EC新辅助治疗已经达到pCR，说明该方案疗效良好，可以在辅助阶段继续使用1年，根据KEYNOTE-522研究，方案的继续应用可以提高长期获益。如果患者未达到pCR，则在术后换成卡培他滨辅助治疗6~8周期。
胡泓教授：乳腺癌新辅助治疗是否可换成其他免疫药物？根据IMpassion031的研究结果，您是否在新辅助治疗中应用过阿替利珠单抗？
Virginia Kaklamani教授：免疫药物的使用应基于证据，不能使用没有数据的药物。IMpassion031研究的长期结局数据还未得出，因此需要等待数据成熟后再考虑应用。
ADC药物T-DM1的应用
周冬仙教授：亚洲人群使用T-DM1治疗的血小板减少发生率高，对于曲妥珠单抗+帕妥珠单抗（HP）双靶治疗后后未达到pCR的患者，残余肿瘤负荷（RCB） 1分可以继续应用双靶治疗吗？T-DM1可以和内分泌治疗同时进行吗？
Virginia Kaklamani教授：如果患者发生血小板减少，可以先对T-DM1进行减量，如果减量后血小板计数依旧很低，可以再使用HP双靶治疗。KATHERINE研究中没有延迟内分泌治疗的使用，ER阳性和阴性的患者都有获益，所以实际临床实践中的治疗也会依照研究方案进行，同时使用T-DM1和内分泌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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