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中国临床肿瘤学年度新进展研讨会（BOC）暨Best of CSCO 2026 China于7月3~4日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召开。在7月3日的肝癌专场中，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许丽霞教授以“中晚期肝癌诊疗进展与未来展望”为题，梳理了免疫联合、局部联合系统治疗及新型治疗策略的研究进展，并围绕肝功能受损人群、生物标志物与人工智能分享了思考。【肿瘤资讯】特别整理其中精华内容，以飨读者。
图1 许丽霞教授介绍
基础肝病与肿瘤进展相互影响，
全程管理需兼顾疗效和肝功能
我国约75%的原发性肝癌为肝细胞癌（HCC），约75%~85%的中国HCC患者存在乙型肝炎病毒（HBV）感染背景，超过64%的患者确诊时已处于中国肝癌分期（CNLC）中晚期。提高早期诊断率、改善中晚期患者预后是减轻疾病负担的两个着力点。
慢性HBV感染、炎症与纤维化塑造了免疫抑制微环境，PD-1/PD-L1、CTLA-4等通路从不同环节限制抗肿瘤免疫应答；VEGF、PDGF介导的异常血管生成与肝纤维化、门静脉高压相互影响，使肿瘤进展与肝功能变化彼此交织。
因此，中晚期HCC治疗不仅需要控制肿瘤，也需同步评估基础肝病、门静脉高压、食管胃底静脉曲张及肝功能储备，将肿瘤治疗与肝病管理纳入同一决策框架，为联合方案的选择和调整提供依据。
免疫联合丰富一线治疗选择，
长期获益与个体化决策并重
不可切除HCC一线治疗已由单纯靶向进入以免疫联合为基础的阶段：抗VEGF药物促进肿瘤血管正常化、减少免疫抑制细胞、增强CD8⁺T细胞活性，TKI亦可在抑制血管生成的同时调节免疫微环境，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形成机制互补。
以贝伐珠单抗为基础的大分子抗血管方案积累了较多一线研究证据。IMbrave150研究中，阿替利珠单抗联合贝伐珠单抗组与索拉非尼组的中位总生存期（OS）分别为19.2个月和13.4个月（HR=0.66）；ORIENT-32与SCT-I10A-C301研究分别围绕信迪利单抗联合IBI305（贝伐珠单抗生物类似药）、菲诺利单抗联合SCT510提供了生存证据；HEPATORCH研究正式发表的最终OS分析中，特瑞普利单抗联合贝伐珠单抗组与索拉非尼组的中位OS分别为20.0个月和14.5个月（HR=0.76）。含贝伐珠单抗的方案需在治疗前评估门静脉高压及静脉曲张出血风险。
小分子TKI进一步丰富了联合治疗路径。CARES-310研究中，卡瑞利珠单抗联合阿帕替尼组与索拉非尼组的中位OS分别为23.8个月和15.2个月（HR=0.64）；APOLLO研究中，派安普利单抗联合安罗替尼组与索拉非尼组的中位OS分别为16.5个月和13.2个月（HR=0.69）。不同研究结果提示，联合治疗的临床价值与具体药物组合、研究人群和对照方案密切相关，方案选择需要同时考虑疗效证据、肝功能和患者耐受情况。
双免疫方案从不同环节增强抗肿瘤应答。HIMALAYA研究的STRIDE方案为单次曲麦利尤单抗启动、度伐利尤单抗维持，STRIDE组与索拉非尼组的中位OS分别为16.43个月和13.77个月（HR=0.76）；随访至72个月，两组OS率分别为17.1%和8.9%，提示部分患者可获得持久的生存获益。
图5 HIMALAYA研究长期随访生存曲线
CheckMate 9DW研究中，纳武利尤单抗联合伊匹木单抗组与仑伐替尼或索拉非尼组的中位OS分别为23.7个月和20.6个月（HR=0.78），48个月OS率分别为31%和18%，长期随访进一步呈现了双免疫方案的生存获益特征。
图6 CheckMate-9DW研究设计及长期随访结果
2026年ASCO年会公布的SINOVA研究比较了伊匹木单抗N01联合信迪利单抗的不同给药强度，伊匹木单抗N01 3mg/kg组、1mg/kg组和索拉非尼组的中位OS分别为44.0个月、36.1个月和22.9个月，相关结果丰富了双免疫一线治疗证据，也提示剂量选择需要兼顾抗肿瘤活性与治疗耐受性。
局部与系统治疗逐步整合，
患者筛选和治疗时序需要细化
随着系统治疗前移，经动脉化疗栓塞（TACE）与免疫、靶向治疗的整合正在改变部分中期及不可切除HCC患者的治疗路径，不同研究采用“TACE先行”“系统治疗先行”或按需TACE等模式，使关注重点逐渐从是否联合转向如何联合。
EMERALD-1研究中，度伐利尤单抗、贝伐珠单抗联合TACE组与安慰剂联合TACE组的中位PFS分别为15.0个月和8.2个月（HR=0.77）；LEAP-012研究中，仑伐替尼、帕博利珠单抗联合TACE组与安慰剂联合TACE组的中位PFS分别为14.6个月和10.0个月（HR=0.66）。两项研究从不同治疗安排出发，为局部联合系统治疗提供了随机研究依据。EMERALD-3将STRIDE、仑伐替尼与TACE整合，CARES-336评估卡瑞利珠单抗、阿帕替尼联合TACE，两组方案均观察到PFS显著改善。鉴于各研究入组人群、肿瘤负荷与TACE实施方式存在差异，临床应用需结合肝功能、肿瘤分布和既往治疗经历筛选患者，明确系统治疗启动时机与TACE频次。
多靶点方案与细胞治疗持续探索，
精准治疗路径逐步延伸
现有免疫联合方案正在从“是否联合”走向“如何组合”。TREMENDOUS-2研究探索STRIDE联合仑伐替尼；SHR-8068联合阿得贝利单抗及贝伐珠单抗的研究，以及PD-1/CTLA-4组合抗体艾帕洛利托沃瑞利单抗（QL1706）与贝伐珠单抗、化疗的不同组合，均尝试通过增加作用环节改善抗肿瘤应答。现阶段仍需借助更大样本和长期随访，明确不同组合的适用人群和治疗价值。
新的免疫调节靶点也在不断拓展。ARTEMIDE-HCC01研究比较了三种治疗策略：PD-1/TIGIT双特异性抗体rilvegostomig联合贝伐珠单抗，在此基础上加用曲麦利尤单抗组成的三联方案，以及阿替利珠单抗联合贝伐珠单抗。GDF-15、IL-27等通路的早期研究，则从缓解免疫抑制和改善免疫应答的角度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
精准靶向方面，FGFR4抑制剂irpagratinib联合阿替利珠单抗聚焦FGF19高表达HCC。ABSK-011-201研究纳入33例患者，初步ORR为50.0%，经确认的ORR为33.3%，疾病控制率（DCR）为91.7%。以分子特征筛选人群为新型联合方案提供了清晰路径，疗效持续性仍待观察。
细胞治疗方面，靶向GPC3的CAR-T疗法C-CAR031（AZD7003）通过引入显性负性TGF-β受体Ⅱ，尝试减弱肿瘤微环境中的免疫抑制。Ⅰ期研究中，23例可评估患者的ORR为56.5%，DCR为91.3%。作为早期研究，这一结果为晚期HCC细胞治疗提供了线索，适用人群、缓解持续时间和治疗管理仍有待进一步明确。
肝功能受损人群证据逐步增加，
个体化评估仍是治疗基础
关键随机研究多纳入Child-Pugh A级患者，而Child-Pugh B级患者同时面临肿瘤进展与肝功能储备不足，现有证据主要来自队列研究和荟萃分析。CheckMate 040相关队列中，纳武利尤单抗治疗Child-Pugh B级患者的ORR为12%，DCR为60%；阿替利珠单抗联合贝伐珠单抗的荟萃分析中，ORR为16.8%，DCR为68%，提示部分患者仍可能获得肿瘤缓解。相关治疗决策需要综合肝功能、门静脉高压、静脉曲张、肿瘤负荷及肝外扩散等因素。SIERRA和TREMENDOUS等研究正在继续评估STRIDE方案在肝功能受损人群中的应用，通过专门研究细化获益与风险，有望为患者筛选和治疗管理提供更有针对性的依据。
生物标志物与人工智能协同推进，
精准分层工具更加丰富
疗效预测正在从基线指标转向治疗后的早期动态变化。双免疫治疗后第4周甲胎蛋白（AFP）下降与后续肿瘤缓解存在关联；另一项探索中，治疗4周时AFP或异常凝血酶原（DCP）下降40%以上人群的治疗有效率为72.7%。治疗早期CD8⁺Ki67⁺循环T细胞扩增、血清白细胞介素-8（IL-8）变化，也与免疫治疗反应和生存结局存在关联。
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CT脂肪参数和肿瘤内异质性从全身炎症、体成分和肿瘤生态等维度补充患者分层，肠道微生物群、影像组学和循环肿瘤DNA等研究也在推进。上述指标大多处于探索阶段，未来需要明确检测方法、阈值和适用场景，并与影像学及临床变化综合判断。
人工智能正在连接早期识别、术前评估和系统治疗预测。基于Mask R-CNN的CT检测模型在相关研究中的敏感性为84.8%，可辅助识别高风险人群中的可疑病灶；三维重建可视化技术能够呈现肝脏血管和胆管结构，为术前规划提供支持。在一项纳入186例不可切除HCC患者的研究中，大语言模型预测免疫治疗反应的AUC为0.69。相关工具仍需在不同中心和真实诊疗环境中继续验证。
总结与展望
中晚期HCC的治疗正以免疫联合为基石，并逐步整合抗血管生成治疗、局部治疗、多靶点药物及细胞治疗。不同联合方案的探索不断丰富了一线治疗选择，长期随访数据则为一线治疗的优化提供了更多依据；同时，针对肝功能受损人群的专门证据也逐渐增多。未来需在肿瘤控制、肝功能保护与治疗耐受性之间寻求平衡，并借助生物标志物与人工智能，更准确地识别适合不同治疗策略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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