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CLL）是西方国家最常见的血液系统恶性肿瘤，主要影响老年人群。随着靶向口服药物普及，这一人群的治疗结局显著改善，但新的管理挑战也随之出现——长期用药的依从性，以及在多病共存背景下的药物相互作用。在治疗决策中，年龄长期被用作评估耐受能力的主要依据，但年龄是一个粗糙的指标：同为 80 岁，有的患者独立生活、活动自如，有的则已需要日常照护，两者对治疗的耐受能力相差甚远。衰弱评估为此提供了更精细的刻画，但其在第二代布鲁顿酪氨酸激酶（BTK）抑制剂治疗决策中的具体作用此前并不明确。近日，由意大利科森扎 Annunziata 医院 Ernesto Vigna 教授担任第一作者的多中心真实世界研究发表于《血液肿瘤学》（Hematol Oncol）。研究在 52 家中心前瞻性纳入 326 例 65 岁及以上接受泽布替尼治疗的患者（中位年龄 78.1 岁），结果显示临床衰弱量表评分 3 分为预测停药的最佳界值，评分 >3 者 12 个月停药率达 29.2%，而 ≤3 者仅 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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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列构成：52家意大利中心前瞻性纳入326例65岁及以上接受泽布替尼治疗的CLL患者，中位年龄78.1岁，逾半数为Binet C期。
停药情况：中位随访8个月，48例（14.7%）停药，主要原因为毒性或疾病进展。
预测价值：临床衰弱量表评分3分为最佳预测界值（曲线下面积0.65，95% CI 0.56–0.73，P<0.001）；12个月停药率评分>3者为29.2%、≤3者为8.8%（P<0.001）。
研究背景：年龄与衰弱对治疗耐受性的影响
CLL 是西方国家最常见的血液系统恶性肿瘤，主要影响老年人群[1]。随着靶向口服药物的普及，这一人群的治疗结局显著改善，但新的管理挑战也随之出现——长期用药的依从性，以及在多病共存背景下的药物相互作用。
在治疗决策中，年龄长期被用作评估耐受能力的主要依据。但年龄是一个粗糙的指标：同为 80 岁，有的患者独立生活、活动自如，有的则已需要日常照护，两者对治疗的耐受能力相差甚远。
衰弱这一概念为此提供了更精细的刻画。它指因年龄相关的生理储备与功能下降而导致的对应激易感状态，在肿瘤学中已被证实可用于识别治疗相关不良结局风险较高的个体。
然而，衰弱评估在第二代 BTK 抑制剂治疗决策中的具体作用此前并不明确[1]。这类药物耐受性总体良好，是否仍需在用药前进行衰弱评估、评估结果能否预测实际结局，缺乏针对性数据。
临床衰弱量表是一个操作简便的工具，通过对患者日常功能状态的整体判断给出评分，无需复杂的量表填写或体能测试，适合在门诊场景中快速应用。本研究即检验这一简易工具在老年 CLL 人群中的预测价值。
研究设计：多中心前瞻性队列检验简易工具
研究在 52 家意大利中心前瞻性纳入 326 例 65 岁及以上接受泽布替尼治疗的连续 CLL 患者[1]。多中心设计与连续入组的做法，使队列较好地代表了真实诊疗中的老年 CLL 人群。
队列的基线特征体现了高龄与疾病负担并重的特点：中位年龄 78.1 岁（范围 65.1–94.5 岁），逾半数患者为 Binet C 期[1]。三分之二的患者接受一线治疗，其余为挽救治疗。
研究的主要观察终点为治疗停药，并以至停药时间作为分析指标。选择停药而非疗效作为终点，切合本研究的核心问题——衰弱影响的主要是患者能否持续接受治疗，而非药物本身的抗肿瘤活性。
分析方法上，研究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确定临床衰弱量表的最佳预测界值，并将该量表与传统预后变量一同纳入多因素分析，以判断衰弱评估是否提供了超出常规指标的额外信息。
主要结果：衰弱评分提供常规指标之外的信息
在中位随访 8 个月时，48 例患者（14.7%）停用泽布替尼，主要原因为毒性或疾病进展[1]。
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分析确定，临床衰弱量表评分 3 分为预测停药的最佳界值，曲线下面积为 0.65（95% CI 0.56–0.73，P<0.001）[1]。曲线下面积 0.65 属于中等预测能力——它明显优于随机判断（0.5），但也远未达到高度准确的水平。
按这一界值分层后，两组的差异相当明显：12 个月停药率在评分 >3 的患者中为 29.2%，在评分 ≤3 的患者中为 8.8%（P<0.001）[1]。前者约为后者的 3.3 倍。
在传统预后变量中，仅复发难治状态与至停药时间独立相关[1]。这一结果具有重要含义：常用的疾病相关预后指标在预测停药方面作用有限，而临床衰弱量表提供了这些指标之外的增量信息。主要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临床衰弱量表对老年CLL患者停药的预测价值
临床应用：衰弱分层指导差异化管理
本研究的实践含义不在于筛选出「不宜治疗」的患者，而在于识别需要更密切管理的人群。
评分 >3 的患者 12 个月停药率接近三成，这一数字提示该人群需要更主动的干预：更频繁的随访、更早期的不良反应识别与处理、必要时的剂量调整，以及对合并用药的系统梳理。相比之下，评分 ≤3 的患者停药风险不足一成，可按常规节奏随访。
停药原因为毒性或疾病进展这一分布同样值得注意。衰弱患者的停药可能同时源于两方面：生理储备不足使其更难耐受不良反应，而虚弱状态本身也可能反映了更重的疾病负担。两者在实践中往往交织，难以完全区分。
需要强调的是，衰弱评估的目的不应是限制治疗机会。老年 CLL 患者同样能从有效治疗中获益，而识别衰弱的意义在于配置相应的支持资源，使这部分患者也能完成治疗——而非以衰弱为由降低治疗强度。
专家点评
这项研究的选题贴近临床实际。老年 CLL 患者占该病人群的主体，而如何在治疗前判断其耐受能力，一直缺乏简便可靠的工具。研究选择临床衰弱量表这一无需专门设备、门诊即可完成的评估手段，其结果具有直接的可推广性。
最有价值的发现在多因素分析中：传统预后变量里仅复发难治状态与停药独立相关，而临床衰弱量表提供了这些指标之外的增量信息。这说明疾病本身的危险分层与患者的功能状态是两个相对独立的维度，前者预测疾病行为，后者预测治疗耐受——两者都需要评估，不可相互替代。
29.2% 对 8.8% 的停药率差距，为这一评估赋予了实际操作价值。它意味着通过一次简单的功能状态判断，就能把停药风险相差三倍以上的两类患者区分开来，从而配置不同强度的随访与支持。
但曲线下面积 0.65 这一数值应当如实呈现，它属于中等预测能力。这意味着该量表适合用于群体层面的风险分层，而不足以对个体患者做出可靠预测——评分 >3 的患者中仍有约七成在 12 个月内未停药。把它当作分诊工具是恰当的，当作预后判定依据则不合适。
局限性方面，中位随访仅 8 个月，而 12 个月停药率为估计值，随访延长后数值可能变化。此外，临床衰弱量表的评分依赖评估者的整体判断，在 52 家中心之间可能存在一致性差异；研究未报告评估者间信度，这一点在推广应用时需要留意。
衰弱评估的另一重价值在于沟通。评分为高龄患者及其家属提供了一个可理解的参照——它把「身体能不能吃得消」这一模糊担忧转化为具体的风险数字，有助于在治疗启动前形成合理预期，也为后续可能出现的剂量调整或治疗中断作了铺垫。在需要长期配合的治疗中，预期管理本身即是依从性的组成部分。
对中国临床实践的启示较为直接。国内老年 CLL 患者同样占相当比例，而治疗前的功能状态评估在实际工作中尚未形成规范。引入一个简便工具，把「这位患者能否坚持长期治疗」这一原本依赖经验的判断转化为可记录、可交接的评分，对提升治疗连续性具有现实价值。
[1] Vigna E, et al. Clinical Frailty Scale as a predictor of early treatment discontinuation in elderly patients with chronic lymphocytic leukemia treated with zanubrutinib: a multicenter real-world study. Hematol Oncol. 2026;44(1):e70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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