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管免疫母细胞性T细胞淋巴瘤（AITL）作为外周T细胞淋巴瘤（PTCL）中最具挑战性的亚型之一，因其复杂的组织学特征、多样的伴随现象及显著的形态学异质性，被病理学界形象地称为“伪装大师”。其诊断过程常需整合形态学、免疫表型、分子病理及临床信息的多维证据，任何一个环节的疏漏都可能导致误诊或漏诊。
2026年7月28日，由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主办的「How We Treat・江苏省人民经验」系列直播会议第十一期顺利召开。本次会议以“血管免疫母细胞性T细胞淋巴瘤（AITL）的病理诊断陷阱与精准鉴别策略”为核心主题，由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江苏省人民医院）徐卫教授担任会议主席，江苏省人民医院王震教授、梁金花教授担任主讲嘉宾，并特邀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李小秋教授、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时云飞教授、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黄雨华教授共同参与深度研讨。与会专家围绕AITL病理诊断中的核心难题展开深入讨论，系统梳理了从形态学到分子病理的整合诊断思路，为我国AITL精准病理诊断与临床实践提供了重要指引。
开场致辞：直面AITL诊断困境，推动病理与临床深度融合
会议伊始，大会主席徐卫教授在致辞中指出，AITL诊断困境起源于其多面性——早期可模拟反应性滤泡增生，EBV阳性HRS样B细胞的出现又可能使与经典霍奇金淋巴瘤的界限模糊，克隆性B细胞/浆细胞增生带来“双克隆”现象增加了分子解读的复杂度，而伴有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时更可能因B细胞成分而喧宾夺主、掩盖AITL本质。与此同时，TET2、DNMT3A、RHOA G17V及IDH2等分子特征的识别，以及最低限度免疫组化组套的优化选择，正成为突破诊断瓶颈的关键。然而，目前AITL病理诊断在实际过程中仍面临早期识别标准不统一、复合淋巴瘤报告不规范、分子结果与形态免疫整合策略等关键问题，亟待形成共识。本次会议聚焦AITL诊断难题开展深度讨论，旨在为AITL精准病理诊断提供全新思路与可落地的实践方案。
专题分享一：AITL及相关肿瘤的病理诊断
在专题分享环节，王震教授围绕AITL及其他淋巴结滤泡辅助T细胞（TFH）淋巴瘤的病理诊断展开系统讲解。
滤泡辅助T细胞的识别与AITL的发生机制
王教授首先介绍了TFH细胞的起源与功能：CD4阳性T细胞在CCR7引导下进入淋巴结滤泡间区，在BCL6上调后与B细胞相互作用促进生发中心形成。在临床实践中，识别TFH表型常用的标记包括CD10、BCL6、PD-1、ICOS及CXCL13，其中PD-1和ICOS敏感性高但特异性偏低，CD10和BCL6特异性相对更好。2022版WHO分类将TFH来源的淋巴瘤归为同一家族，包括AITL、滤泡性T细胞淋巴瘤和淋巴结外周T细胞淋巴瘤伴TFH表型（PTCL-TFH-NOS）三个实体；而ICC分类则倾向于将其归为同一疾病实体的不同形态学亚型。
AITL的发生机制呈现多步骤特征：克隆性造血（常涉及TET2和DNMT3A突变）作为共同前提，在CD4阳性T细胞向TFH分化过程中获得RHOA G17V和/或IDH2等二级突变，最终形成AITL。王教授特别指出，RHOA突变的检测具有重要诊断价值，其可在组织学确诊前24个月即被检出，在AITL早期不典型病例中具有关键辅助诊断意义。
AITL的三种组织学模式及其临床意义
王教授系统阐述了AITL的三种组织学生长模式。Pattern 1表现为活跃的淋巴滤泡增生伴“裸露”的生发中心，透亮细胞围绕残存生发中心分布，HE切片极易误判为反应性滤泡增生；免疫组化可见CD10⁺ T细胞"环抱"生发中心且强度强于B细胞，PD-1近生发中心强阳性、远离时减弱，滤泡边缘散在EBER⁺细胞。Pattern 2为“燃尽”的生发中心；Pattern 3最为典型，表现为淋巴结结构弥漫性破坏、分支状高内皮静脉及紊乱增生的FDC网。三种模式可在同一患者的连续活检中相互转化——早期Pattern 1可能漏诊，后期进展为Pattern 3。文献显示Pattern 1的预后优于Pattern 2/3，且Pattern 1病例的TCR克隆重排阳性率与Pattern 3相当，强调不应将其视为非肿瘤性疾病。
AITL的鉴别诊断陷阱
王教授重点剖析了多个鉴别诊断陷阱：（1）伴HRS样B细胞：AITL背景中可出现EBV阳性的HRS样大细胞，其CD20可呈强弱不等表达、CD30阳性，需与经典型霍奇金淋巴瘤鉴别，鉴别关键在于关注T细胞成分的异常TFH表型及FDC网的紊乱增生；（2）伴克隆性浆细胞增生：AITL可伴单克隆浆细胞增生，甚至外周血中检出异常浆细胞，需警惕掩盖AITL本质；（3）皮肤首发AITL：皮肤受累可表现为血管周围或血管炎样浸润，但皮肤首发不能仅凭皮肤活检诊断AITL，需全身影像学评估及淋巴结活检确认；（4）EBV阳性的AITL：肿瘤性T细胞感染EBV的病例罕见，文献报道预后极差，但中国EBV感染背景与欧美不同，国外数据能否直接外推尚需更多验证；（5）TFH表型作为旁观者现象：经典霍奇金淋巴瘤、结节性淋巴细胞为主型霍奇金淋巴瘤乃至EBV阳性淋巴结炎中均可出现PD-1阳性T细胞，此为诊断陷阱；（6）MTX相关LPD：甲氨蝶呤相关T细胞LPD中最常见AITL类型，需结合用药史；（7）MF/SS淋巴结累及：蕈样肉芽肿/Sézary综合征累及淋巴结时可呈现AITL样形态，需结合皮肤活检对照及临床综合判断。
克隆性造血：多谱系肿瘤的共同土壤
王教授最后指出，克隆性造血（CH）是AITL的重要前提，TET2/DNMT3A突变可在造血干细胞阶段即存在。CH不仅是AITL的基础，还可向不同谱系分化——既可进展为髓系肿瘤（MDS、AML等），也可诱导出B细胞肿瘤。文献报道AITL可继发EBV阴性的细胞毒性T细胞淋巴瘤，王教授团队亦收集到类似病例，提示CH相关病变谱系仍在拓展。
专题分享二：AITL相关疑难病例分享
梁金花教授从临床角度分享了AITL诊疗中的真实困惑，系统展现了AITL的临床异质性及治疗困境。
AITL的三种临床病程模式
梁教授通过典型病例展示了AITL的三种临床经过：（1）侵袭性病程：部分患者一线CHOP样方案治疗后快速出现结外进展（如肝脏浸润），即使联合HDAC抑制剂亦难以控制，疾病进展迅速；（2）惰性病程：少数患者呈现“风湿病样”表现，以节拍化疗（西达苯胺+泼尼松+环磷酰胺+沙利度胺）维持治疗可达长期CR，OS超过6~7年；（3）迁延不愈型：最常见类型，患者对多种药物均有一定反应，可维持1~2年，但MRD持续阳性、无法清零，最终走向死亡。
梁教授特别强调了AITL在真实世界中的诊断困境：多数患者需经历≥2次穿刺活检方能确诊，常因发热、皮疹等非特异性症状在感染科、呼吸科、风湿免疫科等多科辗转，在病理明确前往往极度焦虑。一例47岁女性患者因纵隔淋巴结肿大就诊，经历多次穿刺仍未明确，最终因呼吸衰竭插管进入ICU，待颈部淋巴结大块切除活检方确诊AITL——这反映了样本量不足对AITL诊断的致命制约。
自体移植后的早期进展困境
梁教授重点指出临床实践中的突出难题：部分患者在获得CR后接受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巩固，但移植后1~2个月即出现疾病进展，这一现象并非个案。二代测序显示，移植后复发的克隆与基线克隆一致，未见明显克隆演变，提示AITL的“CR”可能并非真正的深层次分子缓解。
MRD监测揭示的克隆演变特征
梁教授团队对64例PTCL患者进行了动态ctDNA监测，结果显示AITL的MRD清零率在各亚型中最低（检测灵敏度10⁻⁴~10⁻⁵），即使影像学达CR者，TET2、DNMT3A及RHOA等驱动基因突变仍持续可检出。更为关键的是，AITL进展时基本不发生克隆演变——复发时的突变谱与基线高度一致。这一特征提示，AITL的耐药机制可能并非源于新的基因突变获得，而可能与肿瘤微环境或表观遗传调控的持续异常有关。梁教授总结道，AITL“路在何方”仍是临床面临的重大挑战。
大咖共话：聚焦AITL核心诊断难题，厘清精准鉴别实践思路
专题分享结束后，在徐卫教授主持下，李小秋教授、时云飞教授、黄雨华教授与王震教授围绕临床核心诊断话题，结合循证证据与临床实践经验展开深度研讨。
话题一：TFH淋巴瘤家族的三亚型——独立疾病还是形态学连续体？
徐卫教授首先提出临床关切：2022 WHO将TFH淋巴瘤分为AITL、滤泡性T细胞淋巴瘤和PTCL-TFH-NOS三种，但临床认知中三者差异显著——AITL预后差且与EBV密切相关，滤泡型预后较好，NOS型预后多变。这三种是独立疾病还是同一疾病谱系？
王震教授认为，PTCL-TFH-NOS的分类“健全度”相对最差，其本质是TFH起源还是TFH免疫表型尚存争议。他更赞成WHO将其放在家族中保持“开放”的逻辑。
时云飞教授表示，日常工作中只要看到TFH表型，习惯上多诊断为AITL，后两种类型诊断经验极少。从文献看，三种类型的突变谱相似，预后数据尚不充分。
黄雨华教授从形态学角度给出了实操性鉴别标准：AITL须满足血管内皮增生+紊乱增生的FDC网；滤泡性T细胞淋巴瘤形成结节状滤泡或PDGC样结节，FDC网局限于结节内，无紊乱扩张；PTCL-TFH-NOS则形态学既不满足AITL，也不符合滤泡型，方归为此类。黄教授指出，三者如同“三兄弟”——细胞起源相似、免疫表型类似、遗传学重叠，只是“长相”不同。滤泡型预后可能较好的原因，或许与其FDC网更成熟、肿瘤细胞相对局限有关，但目前缺乏大规模可靠数据。
李小秋教授则提出更简洁的观点：“只要保留一个血管免疫母就可以了。”他认为，滤泡型与NOS本质上属于AITL的广义大概念，三者存在大量重叠，甚至可在同一患者不同淋巴结中分别呈现。名称只是代号，不一定非要名副其实（如同“蕈样肉芽肿”并非感染性疾病）。目前越来越多的国际专家倾向于以“血管免疫母细胞性T细胞淋巴瘤”概括三者，无需过度细分。
话题二：Pattern 1生长模式的“隐形陷阱”
黄雨华教授指出，Pattern 1是AITL诊断的最大陷阱之一。此类病例中，HE切片极易误判为反应性滤泡增生。关键鉴别要点在于免疫组化——CD10阳性T细胞围绕残存生发中心呈“环抱”分布，且肿瘤性CD10阳性细胞的强度往往强于生发中心B细胞；PD-1在靠近生发中心处呈强阳性、远离时变弱。此外，滤泡边缘散在EBER阳性细胞亦是重要提示。
时云飞教授补充，穿刺标本诊断Pattern 1须格外谨慎。其个人遇到两例形态、免疫组化甚至TCR重排均支持AITL的病例，最终NGS未检出特征性突变，临床随访亦不支持淋巴瘤诊断，强调整合诊断的必要性。
李小秋教授强调，Pattern 1的漏诊未必是灾难。文献及经验均提示Pattern 1患者肿瘤负荷低、病程相对惰性，部分可长期稳定。但病理医生仍应尽力识别，因明确诊断可使临床采取更为温和的监测与干预策略，避免过度治疗。
话题三：EBV阳性HRS样B细胞的“身份迷局”
黄雨华教授指出，AITL伴发的HRS样B细胞在形态和免疫表型上可与经典型霍奇金淋巴瘤（cHL）高度重叠——CD20可下调甚至丢失，CD30可呈强阳性，部分可表达CD15。单纯盯住大细胞进行鉴别常走入死胡同。关键策略应转向T细胞成分的评估：肿瘤性TFH细胞是否呈簇分布、胞浆是否透亮、CD4/PD-1/ICOS是否异常表达。此外，FDC网的紊乱增生是AITL的重要特征，cHL中罕见此现象。
李小秋教授进一步指出，HRS样细胞本质上是免疫缺陷/免疫失调状态下B细胞的异常增殖，可出现在多种免疫失调相关病变（如MTX相关LPD、慢淋转化等）中，不应等同于de novo cHL。诊断cHL需同时具备典型HRS细胞、炎症性背景及特征性临床表现三大要素。更关键的是，若在AITL背景下诊断“合并cHL”，将直接导致临床治疗策略混乱——究竟采用ABVD还是AITL方案？因此，更合理的方式是描述为“伴EBV阳性HRS样B细胞增生”，避免过度诊断为独立cHL。
关于EBV阳性的AITL（肿瘤性T细胞感染EBV），黄教授指出此类病例极为罕见，国内仅有数例报道。目前证据表明，EBV感染肿瘤性T细胞的病例在形态、免疫表型及遗传学上与EBV阴性AITL无显著差异，其临床意义尚不明确。EBV在AITL中的角色可能不同于其在NK/T细胞淋巴瘤中的驱动作用，更可能是一种“旁观者”现象。
话题四：克隆性B细胞/浆细胞增生的“双重克隆”现象
黄雨华教授指出，约1/3的AITL病例可检测到B细胞或浆细胞的单克隆性增生，这源于克隆性造血干细胞的共同祖先可向不同谱系分化。鉴别克隆性增生与B细胞淋巴瘤的关键在于组织学评估：若B细胞呈弥漫成片分布、异型性明显、形成占位性结节，应诊断为“AITL伴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若B细胞仅散在分布于T细胞背景中、未形成明确肿块，则报告为“伴单克隆性B细胞增生”更为妥当。
李小秋教授补充强调，诊断实践中最大的风险并非报告增生还是肿瘤，而是仅看到弥漫大B而漏诊了背后的AITL。建议全国病理同道在诊断EBV阳性弥漫大B时，常规加做PD-1/CD21等TFH及FDC网标记，以免遗漏隐匿的AITL成分。同时，若报告“合并cHL”，将使临床无所适从，应尽量避免。
王震教授进一步提出一个深层疑问：AITL背景中出现的霍奇金样大细胞增生，究竟是继发经典型霍奇金淋巴瘤，还是EBV阳性B细胞增殖症的一种形态学表现？国外研究者曾报道AITL继发cHL的病例，但近年文献更倾向于将其归入B细胞增殖范畴。对此，李小秋教授回应：若诊断为cHL，临床将被迫切换至ABVD方案，但实际并无必要；更务实的做法是将其理解为免疫失调相关的霍奇金样增生，而非de novo cHL。黄雨华教授亦表示，除非背景完全为cHL典型的纤维化炎症、毫无AITL痕迹，否则在AITL背景下诊断继发cHL需极度谨慎。
话题五：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掩盖”下的AITL
关于如何在DLBCL背景下识别隐匿的AITL，黄雨华教授分享了关键线索：FDC网的紊乱增生是重要提示——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通常破坏FDC网而非使其增生。若在大B细胞成分中观察到CD21/CD23标记的紊乱扩张的FDC网，应高度警惕潜在AITL。辅以PD-1、ICOS等TFH标记及TCR重排/NGS检测，可明确T细胞成分的克隆性。
关于报告顺序，李小秋教授认为应根据形态学主导成分决定——哪一成分在病变中占主导即将其写在前面，另一成分作为伴随诊断。徐卫教授从临床角度指出，无论顺序如何，治疗策略均需兼顾B细胞和T细胞成分（如CHOP方案联合CD20单抗，酌情加用HDAC抑制剂或去甲基化药物），因此报告主次不影响基本治疗框架，但精准识别共存的两种成分对预后判断及后续方案调整意义重大。
话题六：分子病理的“诊断锚点”与整合策略
李小秋教授强调，形态学仍是AITL诊断的第一位——HE切片中高内皮血管增生、透亮细胞簇、FDC网紊乱等特征，仍是经验丰富的病理医生最可靠的线索。免疫组化是第二步，推荐最低限度组套包括CD3、CD4、CD8、CD10、BCL6、PD-1、ICOS、CD21及EBER。分子检测（NGS）对于疑难病例是“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TET2、DNMT3A、RHOA G17V、IDH2等突变在典型病例中已有形态和免疫表型对应，而在形态不典型病例中，NGS结果往往也不典型（仅见TET2/DNMT3A突变而无RHOA/IDH2）。黄雨华教授补充，IDH2突变往往与透亮细胞明显、CD10阳性等典型特征相伴出现，分子结果更多是验证而非破局。
时云飞教授提出RHOA突变的早期监测价值值得关注——其可早于组织学改变24个月检出，对AITL高风险人群的早期识别具有潜力。同时，TET2/DNMT3A作为CH相关突变，不宜作为MRD监测的靶标；应以RHOA、IDH2等肿瘤特异性驱动突变为监测核心。
此外，围绕“治疗后改变”的报告解读，王震教授坦率回应了徐卫教授的提问：治疗后的活检标本诊断标准与初诊不同，肿瘤细胞数量减少、免疫表型改变均可使病理医生难以像初诊那样明确判读。有时报告中的“模糊性”确属客观局限，建议临床医生遇到此类报告时直接与病理科沟通，结合影像学及ctDNA/MRD结果综合判断。黄雨华教授补充，理想状态下应明确区分“未见肿瘤残留，仅见治疗后改变”与“伴肿瘤残留”，但穿刺标本量少、治疗后形态不典型时，确实难以完全明确。李小秋教授补充，其个人习惯在未见明确恶性证据时直接报告“未见充分恶性证据”，但同时提醒病理医生应把握好诊断灵敏度——组织学阴性不等于MRD阴性，化疗后肿瘤细胞可“伪装”为良性形态，停药后可能重新暴露恶性本质，临床病理沟通在此类情形下尤为重要。
会议总结
徐卫教授在总结中指出，本次会议围绕AITL病理诊断中的核心难题开展了全面深入的专题分享与专家研讨。会议形成的核心共识包括：（1）形态学仍是AITL诊断的基石，HE特征不可替代；（2）免疫组化最低限度组套应常规覆盖TFH关键标记；（3）分子检测对疑难病例具有重要辅助价值，但不应过度依赖；（4）诊断报告应从临床治疗需求出发，避免脱离临床实践的“学术化”诊断；（5）AITL本质上是一种复杂的免疫系统疾病而非单纯肿瘤，治疗策略应兼顾肿瘤清除与免疫微环境调节，积极拥抱chemo-free及靶向治疗的临床探索。
徐教授展望道，AITL的诊断与治疗仍面临诸多挑战，未来需通过多中心、前瞻性的临床研究进一步积累循证证据，完善AITL规范化诊疗体系。同时期待通过「How We Treat・江苏省人民经验」系列会议平台，持续聚焦血液肿瘤领域的前沿进展与临床痛点，推动我国淋巴瘤诊疗水平的规范化与同质化提升，惠及更多患者。
专家简介
二级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 中国抗癌协会血液肿瘤专委会副主委
中国初保会血液淋巴瘤专委会主委 中国老年保健协会淋巴瘤专委会副主委
中国医药教育协会淋巴瘤专委会副主委
CSCO中国抗淋巴瘤联盟常委
中国女医师协会血液专委会常委
江苏省医学会血液学会副主委
江苏省医师协会血液病医师分会副会长
江苏省研究型医院协会淋巴瘤专委会主委
江苏省抗淋巴瘤联盟主委
江苏省抗癌协会血液肿瘤专委会副主委
南京市血液学会主委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江苏省人民医院）
中国抗癌协会血液肿瘤专业委员会淋巴瘤学组委员及T细胞/霍奇金/边缘区淋巴瘤工作组委员
CCPI淋巴瘤病理学部委员
中国医药教育协会 淋巴瘤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国健科促进会中枢神经系统淋巴瘤专委会委员
江苏省抗癌协会，淋巴瘤专委会委员
江苏省医学会肿瘤学分会，淋巴瘤学组委员
江苏老年医学会学会，淋巴瘤分会委员
中华医学会病理学分会 头颈疾病学组委员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 超微与分子病理专业委员
美国MD 安德森癌症中心血液病理学部高访学者
江苏省人民医院 血液科 副主任医师 医学博士 博士后在读
以第一/通讯作者在Leukemia、Advanced Science、Haematologica、Blood cancer journal、Clinical and Translational Medicine、Cancer letters、mBio等高水平杂志发表SCI论文40余篇
主持科研项目：国家自然基金青年项目1项；国家自然基金面上项目1项；中国博士后面上项目1项
国际会议口头发言
2023年度美国血液学年会（ASH）口头报告1项
2024年度美国血液学年会（ASH）口头报告1项
2024年度欧洲血液学年会（EHA）口头报告1项
2025年度欧洲血液学年会（EHA）口头报告2项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病理科副主任、淋巴造血病理专科负责人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淋巴瘤多学科综合诊疗组副首席专家
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能力建设和继续教育中心淋巴瘤专科建设项目专家组顾问暨病理学组组长
国家癌症中心国家肿瘤质控中心淋巴瘤质控专家委员会委员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淋巴瘤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淋巴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血液肿瘤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暨滤泡性淋巴瘤工作组副主任委员
中华医学会病理学分会淋巴造血系统病理学组顾问
中华医学会肿瘤学分会淋巴血液学组委员
中国老年保健协会淋巴瘤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中国医药教育协会淋巴疾病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中国民族医药学会精准医学分会常务理事
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病理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中国癌症基金会肿瘤防控与科普专家
上海市抗癌协会淋巴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上海医药行业协会血液医学转化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WHO造血淋巴肿瘤分类》（2024）、《WHO头颈部肿瘤分类》（2017、2023）、 《WHO消化系统肿瘤分类》（2019、2025）及 《WHO皮肤肿瘤分类》（2023）章节作者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病理科
从事病理专业近20年，侧重淋巴瘤病理诊断及科研
美国City of Hope国家癌症中心访问学者
CSCO淋巴瘤专家委员会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病理专业委员会淋巴瘤学组委员
中国人体健康科技促进会淋巴瘤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国人体健康科技促进会中枢淋巴瘤委员会常务委员
北京医学会病理学分会淋巴瘤学组委员
北京抗癌协会淋巴血液肿瘤专业委员会委员
北京肿瘤病理精准诊断研究会淋巴造血分会副秘书长
《中华病理学杂志》通讯编委
《诊断病理学杂志》通讯编委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病理科副主任/淋巴瘤亚专科病理负责人
世界卫生组织（WHO）淋巴造血系统肿瘤分类（第5版）编者
中国“杰出青年病理医师”（2021年）
中华医学会病理学分会淋巴瘤学组委员兼秘书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病理专委会常委/青年学组副组长/淋巴瘤学组委员
国家肿瘤质控中心淋巴瘤质控专家委员会青年委员
广东省临床医学会病理学分会副主任委员
广东省精准医学应用学会淋巴瘤分会副主任委员
广东省医学会病理学分会常务委员兼秘书
广东省抗癌协会淋巴瘤专委会常务委员
广东省科技进步一等奖（2023年）
以第一或通信（含共同）作者在Journal of Hepatology，npj Digital Medicine，JCI，Haematologica，Advanced Science，Cell Rep Med，Modern Pathology，AJSP等杂志发表SCI论文40余篇
关注How We Treat专栏，查看详细报道
排版编辑：TanRongbing
苏公网安备32059002004080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