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浆湖共话”是由中华医学会血液学分会浆细胞疾病学组发起的系列学术交流项目，旨在搭建一个前沿学术分享平台，汇聚浆细胞疾病领域的权威专家与最新研究成果，通过深度剖析和解读相关疾病的复杂机制、诊断难题及治疗策略，促进该领域知识的广泛传播与深度应用。专题由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李娟教授领衔，本期特别邀请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糜坚青教授作为领读者，以及浆细胞学组的多位专家作为解读嘉宾，就浆细胞疾病这一关键领域展开深入分析与探讨。
多发性骨髓瘤（MM）作为全球第二大血液系统恶性肿瘤，其“缓解-复发-耐药”的疾病特征长期困扰临床诊疗，尽管无法完全治愈，但近年来领域突破已彻底重塑其治疗格局。如今，新诊断MM（NDMM）一线治疗更注重患者是否适合四药联合疗法的分类，复发/难治性（RRMM）患者的嵌合抗原受体 T 细胞（CAR-T）疗法应用、双特异性抗体等免疫治疗手段取得突破性进展，以及cereblon E3泛素连接酶调节剂（CELMoDs）、新型抗体药物偶联物（ADC）等新兴疗法的快速迭代，MM治疗已进入“多靶点、多机制、精准化”的新时代。
然而，临床实践中仍面临诸多待解难题：一线四联疗法的适用人群如何精准界定、免疫治疗的疗效差异与毒性管理如何平衡、生物标志物的检测与临床转化如何落地、新兴疗法的研发瓶颈与治疗可及性如何突破。基于此，本文特别邀请到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糜坚青教授领读前沿文献——《Novel Treatment Options for Multiple Myeloma》，围绕一线治疗优化、RRMM免疫治疗、精准治疗转化及新兴疗法探索四大核心方向展开深度研讨，同时邀请大连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王晓波教授以及桂林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王晓桃教授，分享MM临床诊疗中积累的真实世界经验、对新型疗法临床应用的思考，以及针对不同亚型MM患者个体化治疗方案的制定策略,旨在整合最新临床证据与实践经验，为MM诊疗策略的进一步完善提供思路，最终助力患者生存获益与生活质量的双重提升。
60秒get，糜坚青教授重点导览
本期“浆湖共话”聚焦MM诊疗的前沿突破与临床实践难题，核心围绕四大关键方向展开深度研讨。首先是NDMM一线治疗的分层优化，重点解析从传统“移植适配分层”转向“四联疗法适用性分层”的临床依据，以及如何结合患者身体状况、合并症等，精准匹配四联方案或低强度方案；其次针对RRMM，对比CAR-T细胞疗法与双特异性抗体的临床定位，优化治疗顺序选择与明确毒性分层管理策略；再者深入解读CELMoDs、BCMA靶向ADC及新型CAR-T等新兴疗法的创新机制，以及针对耐药患者的临床方案；最后探讨治疗顺序选择、新型疗法可及性提升及长期毒性监测管理的实践路径，为MM精准诊疗提供循证指导。
议题一：新诊断多发性骨髓瘤一线治疗策略的分层与优化
Q1：近年来NDMM的一线治疗已逐渐从传统的“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ASCT）适合/不适合分层”转向“四联疗法适用性分层”，这一转变的核心临床依据是什么？在实际临床实践中，如何结合患者的动态虚弱状态、合并症情况及治疗偏好，精准区分四联疗法“适用患者”与“不适用患者”，并制定个体化的初始治疗方案？
在NDMM的一线治疗中，从“适合/不适合ASCT分层”转向“四联疗法适用性分层”，核心依据源于MM治疗格局的变化与循证医学证据的更新。过去，我们以是否适合ASCT指导方案选择，适合者通常会接受含CD38单抗、蛋白酶体抑制剂（PI）、免疫调节药物（IMiD）及地塞米松的四联方案诱导后移植，随后接受大剂量美法仑治疗及自体造血干细胞回输。不适合者则接受三联方案治疗，该方案包含CD38单抗或PI、来那度胺及地塞米松。然而，实际临床中，部分初始评估适合ASCT的患者可能因个人意愿放弃移植，而一些原本不适合ASCT的患者，经治疗后动态虚弱状态改善，又可能转为适合移植，这种“静态分层”已无法满足个体化治疗需求。
从疗效数据来看，无论是适合还是不适合ASCT的患者，四联方案都展现出显著优势。适合ASCT的患者中，D-VRd方案（硼替佐米+来那度胺+地塞米松联合达雷妥尤单抗）在GRIFFIN试验和PERSEUS试验中，4年PFS率分别达87.2%和84.3%，远高于传统VRd方案的70.0%和67.7%；不适合ASCT的患者中，IMROZ试验显示 Isa-VRd方案（伊沙妥昔单抗联合VRd）5年PFS率63.2%，CEPHEUS试验中D-VRd方案54个月PFS率68%，均优于对应的三联方案。
在临床实践中区分适用与不适用人群时，需综合多维度评估。对于年龄＜80岁、无明显虚弱状态、合并症控制良好且无治疗强度顾虑的患者，优先考虑四联方案；而年龄超80岁、存在严重心肺功能不全等合并症，或因虚弱状态无法耐受四联方案药物毒性的患者，更适合低强度方案。比如Dara-Rd方案（达雷妥尤单抗+来那度胺+地塞米松）在Ⅲ期MAIA试验中，将老年不适合ASCT患者的中位PFS延长至61.9个月，5年总生存（OS）率达66%。
从临床实践角度看，分层转变的核心逻辑是“以患者为中心”的治疗理念升级——不再单纯依赖移植可行性这一单一标准，而是结合治疗疗效、患者耐受度及动态病情变化综合决策。一方面，移植并非适合所有患者，且患者病情会随治疗发展发生变化；另一方面，四联方案的疗效优势已被多项Ⅲ期试验验证，比如BENEFIT试验中，Isa-VRd方案不仅使患者1年内可测量残留病（MRD）阴性率达51%（对照组21%），还通过将硼替佐米调整为每周1次给药，在不影响PFS的前提下降低了神经病变风险，提升了患者治疗依从性。
在精准区分适用人群时，“动态虚弱状态”是关键变量。临床中我们会通过量表评估患者体力状态、器官功能，同时密切监测治疗过程中的身体反应——比如部分初始评估为“适合四联”的患者，若治疗中出现严重血小板减少、反复感染，可能需要下调治疗强度；而原本虚弱的患者，经初始低强度治疗后若体力恢复、合并症稳定，也可能重新评估为适合四联方案。此外，患者的治疗目标也需重点考量：部分年轻患者更追求深度缓解以延长无治疗间隔，可能更愿意耐受四联方案；而老年患者更关注生活质量，倾向选择毒性更低、给药更便捷的方案，如Ⅲ期MAIA试验的患者报告结果来看，能在治疗开始后3个月内显著减轻患者的疼痛症状，更符合这类患者需求。
还需注意的是，四联方案并非“一刀切”，临床应用中需个体化调整药物剂量与给药频率。比如针对合并糖尿病的患者，使用地塞米松时需加强血糖监测并调整降糖方案；针对有神经病变病史的患者，选择以卡非佐米（外周神经毒性低）替代硼替佐米的四联方案（如Isa-KRd），既能保证疗效，又能降低毒性风险。同时，需结合患者经济状况与药物可及性，在疗效相当的前提下，选择患者能长期坚持的方案，避免因治疗中断影响预后。
两位教授的观点非常贴合临床实际，我从循证医学与治疗策略优化的角度补充两点。首先，分层转变的核心临床依据是“疗效获益的普遍性”与“患者病情的动态性”——从疗效来看，无论是否适合ASCT，四联方案均能带来PFS、MRD阴性率的显著提升，且部分四联方案（如Isa-VRd、D-VRd）通过药物剂量调整、给药方式优化（如达雷妥昔单抗皮下注射），进一步降低了毒性，扩大了适用人群；从病情动态性来看，患者的虚弱状态、器官功能并非固定不变，比如部分不适合ASCT的患者，经诱导治疗后骨髓功能改善，可能重新获得移植机会，这种“动态调整”的需求推动了分层标准的转变。
其次，在个体化方案制定中，需建立“多维度评估体系”：第一，基线评估要全面，涵盖年龄、体能状态、合并症（如肝肾功能、心血管疾病）、细胞遗传学风险（如是否存在高危染色体异常）；第二，治疗中动态监测，定期评估血常规、肝肾功能、MRD、M蛋白，同时关注患者报告结局（如疼痛、疲劳程度），及时调整方案；第三，结合治疗线数规划，比如不适合四联疗法的患者，选择Dara-Rd方案时需考虑后续治疗衔接，从整体治疗顺序角度制定初始方案。
此外，目前仍有未解决的临床问题，比如SWOG S2209试验正在比较VRd-lite方案序贯来那度胺治疗、Dara-Rd方案序贯来那度胺治疗、Dara-Rd方案序贯达雷妥尤单抗+来那度胺治疗在不适合ASCT患者中的疗效，未来结果可能进一步优化分层标准。临床实践中，我们需结合现有证据与患者个体情况，在疗效与毒性间找到平衡，同时关注新兴疗法的研发进展，为患者提供更精准的治疗选择。
Q2：对于四联疗法适用的新诊断患者，无论是否适合ASCT，现有临床研究已证实D-VRd、Isa-VRd等方案的疗效优势，但其长期安全性（如神经毒性、感染风险）及不同方案间的疗效差异仍需进一步明确。在选择具体四联方案时，应优先考虑哪些因素？如何平衡疗效与治疗相关毒性以提升患者长期生活质量？
在临床选择具体方案时，不能仅关注疗效，还需综合多方面因素制定个体化策略。首先要重点评估患者的基础健康状况，尤其是年龄和虚弱状态。此前IMROZ、BENEFIT、CEPHEUS三项Ⅲ期试验均排除了80岁以上及明显虚弱的患者，这提示对于这类患者，采用强度较低的治疗方案仍然更为合适。其次，患者的合并症情况也至关重要，比如有外周神经病变病史的患者，应优先考虑神经毒性更低的方案。像卡非佐米作为外周神经毒性较低的蛋白酶体抑制剂，可替代硼替佐米组成Isa-KRd或Dara-KRd方案，例如在IsKia试验、GMMG-CONCEPT试验、MANHATTAN试验等研究中，这些含卡非佐米的四联方案安全性特征可控。
在平衡疗效与毒性方面，治疗方案的细节调整很关键。以BENEFIT试验为例，将硼替佐米的给药频率从每周2次调整为每周1次，在不影响PFS的前提下，既提升了患者治疗体验，又降低了神经病变发生率。同时，MRD检测应贯穿治疗全程，它不仅是评估疗效的重要指标，还能指导治疗方案的调整。比如MASTER试验中，通过“基于治疗反应调整Dara-KRd方案持续时间”的策略，71%的患者达到持续MRD阴性。此外，还需建立动态监测体系，密切关注患者治疗过程中的感染、血细胞减少等不良反应，及时采取干预措施，确保在发挥四联方案疗效的同时，最大限度保障患者的长期生活质量。
从临床实践来看，NDMM患者选择四联治疗方案时，要在充分认可疗效优势的基础上，结合患者个体情况和治疗目标进行综合考量。比如MASTER试验中，接受Dara-KRd方案治疗至多12个周期并联合ASCT后，达到持续MRD阴性的患者，能够停用包括来那度胺维持治疗在内的所有治疗。其中，无高危细胞遗传学异常（HRCA）患者的3年PFS率为88%，而存在≥2个HRCA患者的3年PFS率为50%。这提示患者的细胞遗传学特征可能会影响方案疗效，对于高危患者，或许需要更精准的方案选择或联合策略。
安全性是长期治疗中不可忽视的重点，尤其是神经毒性和感染风险。在方案选择时，需结合患者既往治疗史和身体耐受潜力。例如，对于出现神经毒性的患者，含卡非佐米的四联方案（如 Isa-KRd、Dara-KRd）是更优选择，因为卡非佐米的外周神经毒性显著低于硼替佐米，且相关试验已证实其安全性可控。同时，要重视治疗过程中的毒性管理，比如针对感染风险，需提前制定预防措施，包括规范使用抗菌药物、必要时进行免疫球蛋白支持治疗等。
在平衡疗效与毒性以提升患者长期生活质量方面，需做到“个体化调整”与“动态评估”相结合。一方面，根据患者的治疗反应和耐受情况调整用药剂量或频率，比如部分患者可能需要在保证疗效的前提下适当降低药物剂量，减少毒性反应；另一方面，将患者报告结局（PROs）纳入评估体系，关注患者治疗过程中的疼痛、疲劳等主观感受，及时调整治疗策略。此外，MRD指导的治疗模式为平衡疗效与毒性提供了重要思路，像PERSEUS试验中，超过60%的患者因持续MRD阴性在治疗2年后停用达雷妥尤单抗，既避免了不必要的药物暴露，又降低了长期用药的毒性风险。临床中还需加强多学科协作，血液科医生、护士、药师等共同参与患者治疗管理，从方案选择、毒性监测到康复指导全程管理，确保患者在获得良好疗效的同时，拥有较高的长期生活质量。
议题二：复发/难治性多发性骨髓瘤免疫治疗的疗效对比与安全管理
Q3：目前针对RRMM的免疫治疗已形成CAR-T细胞疗法与双特异性抗体两大核心体系。从疗效持久性、治疗反应速度、适用人群范围等维度对比，两类疗法的临床定位有何差异？在RRMM患者的治疗顺序中，应如何根据患者的疾病状态合理安排两类疗法的使用时机？
在RRMM的免疫治疗领域，CAR-T细胞疗法与双特异性抗体各有优势，临床定位需从疗效持久性、治疗反应速度和适用人群等维度综合区分。从疗效持久性来看，CAR-T疗法表现更为突出，以获批的两种BCMA靶向CAR-T为例，CARTITUDE-1试验中，ciltacabtagene autoleucel（cilta-cel）治疗的中位PFS达34.9个月，客观缓解率（ORR）高达98%；Idecabtagene Vicleucel（Ide-cel）在Ⅲ期KarMMa-3试验中ORR也达到95%，且针对治疗18个月内复发的功能性高危患者，其24个月PFS率仍有63%，这些数据都说明CAR-T疗法能为患者带来更长期的缓解。
而双特异性抗体治疗反应速度较快，首次缓解时间通常在1~2个月，且可即时获取、无需定制，能快速给药，但疗效持久性稍逊，中位DOR多在1~2年，ORR也多处于60%~70%之间，整体缓解深度和持续时间不及CAR-T疗法。
从适用人群来看，CAR-T疗法更适合疾病负荷较高、对多线治疗耐药且身体状况允许等待细胞制备（数周时间）的患者，尤其是随着FDA将其批准线数提前（Ide-cel用于两线治疗后、cilta-cel用于一线治疗后），更应优先考虑为有长期缓解需求且无紧急治疗需求的患者使用。双特异性抗体则更适合疾病进展较快、需要快速控制病情，或身体状况较差、无法耐受CAR-T疗法潜在毒性（如高级别CRS、ICANS），以及无法等待CAR-T细胞制备的患者。
在治疗顺序安排上，若患者无紧急治疗需求、身体状况良好，应优先考虑CAR-T疗法以追求更持久的缓解；若患者病情进展迅速、需快速缓解症状，或存在CAR-T疗法禁忌证，则可先使用双特异性抗体控制病情，待病情稳定后，若患者仍有治疗需求且符合条件，再评估是否后续使用CAR-T疗法。同时，需结合患者既往治疗史、疾病亚型等因素动态调整，例如既往接受过CAR-T疗法后复发的患者，可考虑换用双特异性抗体，确保治疗方案与患者疾病状态精准匹配。
在RRMM免疫治疗中，CAR-T细胞疗法与双特异性抗体的临床定位差异，本质上是“长期深度缓解”与“快速便捷控制”的选择权衡。从疗效持久性来看，CAR-T疗法的优势十分显著，以cilta-cel为例，其在临床试验中展现的中位PFS优势显著，且能为部分患者带来持续的MRD阴性状态，这对延缓疾病复发、改善长期生存至关重要。而双特异性抗体虽能快速起效，在1~2个月内实现缓解，但缓解持续时间较短，难以实现长期无病生存。
治疗反应速度和获取方式则是双特异性抗体的核心优势。CAR-T疗法需经历细胞采集、制备等过程，通常需要数周时间，期间可能延误病情控制；而双特异性抗体可即时获取，能在短时间内给药，快速抑制疾病进展，这对疾病进展迅速、出现器官受累等紧急情况的患者尤为重要。此外，双特异性抗体的毒性谱相对温和，高级别CRS、ICANS发生率低于CAR-T疗法，且无CAR-T相关的罕见毒性（如帕金森样症状），更适合年龄较大、合并症较多、耐受性较差的患者。
在适用人群细分上，对于初治失败或一线治疗后复发、身体机能良好、无明显器官功能障碍的患者，应优先推荐CAR-T疗法，充分利用其疗效优势，为患者争取更长的无治疗间隔；对于多线治疗后身体状况较差、存在多种合并症，或疾病进展快、出现骨痛加重、肾功能恶化等紧急症状的患者，双特异性抗体应作为首选，通过快速起效控制病情，为后续治疗争取时间。
在治疗顺序上，需遵循“先追求长期缓解，再考虑快速控制”的原则，但也要灵活调整。若患者疾病状态稳定，无紧急症状，优先选用CAR-T疗法；若患者病情紧急，需立即干预，则先用双特异性抗体稳定病情，待条件成熟后再评估CAR-T疗法的可行性。同时，需关注两类疗法的毒性管理差异，CAR-T疗法需重点监测CRS、ICANS及罕见感染，双特异性抗体则需警惕反复感染和味觉障碍，在选择治疗方案时，需将毒性耐受能力纳入考量，确保在有效控制病情的同时，最大限度降低治疗相关风险，提升患者治疗耐受性和生活质量。
Q4：CAR-T细胞疗法与双特异性抗体在RRMM治疗中均存在独特的安全性挑战，如CAR-T相关的CRS、ICANS及罕见的神经毒性，双特异性抗体相关的反复感染、味觉障碍等。针对这些毒性事件，临床中应建立怎样的分层监测与管理体系（如预处理方案优化、毒性预警标志物筛选、多学科协作干预）？如何在保障治疗安全性的同时，最大限度维持治疗疗效？
在RRMM患者接受CAR-T细胞疗法或双特异性抗体治疗时，毒性事件的分层监测与管理需紧密结合临床研究数据，才能既保障安全又维持疗效。针对CAR-T疗法，首先要关注不同产品的毒性差异：从CARTITUDE-4试验和KarMMa-3试验来看，ide-cel与cilta-cel的短期CRS、ICANS发生率相近，但真实世界数据明确显示，cilta-cel的高级别CRS、感染及延迟性神经毒性风险更高，且1年非复发死亡率（15.2%）高于ide-cel（6.3%）。这提示我们在选择CAR-T产品时，需优先评估患者对高等级毒性的耐受潜力。
同时，CAR-T 相关的罕见毒性也需重点防控：CARTITUDE-4试验中，超10%的cilta-cel治疗患者出现颅神经麻痹，虽帕金森样症状仅0.6%，但仍需在治疗后长期监测神经功能；两种CAR-T均可能引发免疫效应细胞相关肠炎，表现为延迟性腹泻，部分病例致命，这就要求临床建立监测机制，一旦出现腹泻需及时排查并干预。感染作为CAR-T非复发死亡的首要原因，需提前落实抗菌预防，对免疫功能低下者加用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尤其要警惕新冠病毒、进行性多灶性白质脑病等罕见致命感染。
对于双特异性抗体，其优势是高级别CRS、ICANS发生率低且无帕金森样症状，但持续给药带来的感染风险及特殊毒性需重点管理。MonumenTAL-1试验显示，塔奎妥单抗虽感染发生率低于BCMA靶向双抗，但皮疹、味觉障碍常见，且降低剂量或调整给药频率可缓解大部分皮肤与口腔毒性，这为临床提供了明确的毒性管理方案——对出现中度以上味觉障碍的患者，可适当调整用药方案，同时联合营养科指导饮食调整，避免因毒性导致治疗中断。
CAR-T细胞疗法与双特异性抗体的毒性管理，必须基于临床试验与真实世界证据制定精准策略，才能在安全与疗效间找到平衡。针对CAR-T疗法，首先要依据试验数据区分产品毒性特征：CARTITUDE-4试验和KarMMa-3试验证实其短期CRS、ICANS可控，但CAR-T疗法（尤其是cilta-cel）相关的罕见毒性仍需进一步明确，研究数据显示，两种CAR-T疗法（cilta-cel更常见）均与免疫效应细胞相关肠炎相关，该不良反应可表现为延迟性腹泻，部分罕见病例可能致命。此外，在CARTITUDE-4试验中，超过10%接受cilta-cel治疗的患者出现颅神经麻痹或相关疾病，其中1例（0.6%）为治疗相关帕金森样症状。这一发生率低于早期CARTITUDE-1试验中观察到的 6%（该试验中cilta-cel用于更后续的治疗线数）。尽管这提示在治疗早期使用CAR-T疗法可能降低某些毒性，但仍需更多数据以充分明确疾病负荷对这些结局的影响。
对于双特异性抗体，尽管高级别CRS、ICANS发生率较少，但每1~4周的持续给药会增加感染暴露风险，因此需在治疗前完善感染筛查。正如王晓波教授所说，塔奎妥单抗作为一种GPRC5D靶向疗法，MonumenTAL-1试验显示其ORR为69.5%，中位DOR为17.5个月。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既往接受过CAR-T或双特异性抗体治疗的患者中，其ORR仍高达66.7%。与靶向BCMA的双特异性抗体相比，塔奎妥单抗治疗的感染发生率通常更低，但皮疹和味觉障碍较为常见。而剂量中断和减量可能有助于缓解这些毒性：例如，在MonumenTAL-1试验的一个患者队列中，降低塔奎妥单抗的剂量或给药频率，可显著减轻皮肤毒性和大部分口腔毒性。但这些措施无法改善体重下降问题，这也凸显了正在进行的TALISMAN试验的必要性——该试验旨在更好地探索如何缓解味觉障碍。
专家简历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血液内科，科主任
法国Joseph Fourier大学博士
连续十年法国临床工作经验
瑞金医院及上海血研所重要人才引进（陈竺、王振义、陈赛娟联合邀请）上海市血液病基因编辑与细胞治疗重点实验室主任
上海血液学研究所副所长
中华医学会血液分会全国委员
中华医学会血液学分会浆细胞疾病学组副组长
中国医师协会血液科医师分会副会长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骨髓瘤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上海医药行业协会血液医学转化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上海抗癌协会理事、血液肿瘤分会副主任委员
上海市浦江人才、上海领军人才、上海市优秀学科带头人
《Nature Genetics》《Cancer Cell》《Leukemia》《PNAS》《Journalof Clinical Oncology》《Blood》等知名刊物发表SCI论文80余篇，其中以第一或通讯作者发表SCI论文50篇。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首席科学家，作为项目负责人，共承担课题22项，其中973子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卫生行业科研专项子课题等国家级课题9项、省部级课题8项。获国家发明专利3项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淋巴瘤骨髓瘤诊疗中心主任
血液二科（淋巴瘤骨髓瘤亚专科）主任
中华医学会血液分会第二届浆细胞疾病学组委员
中华医学会血液学分会第十一届委员会淋巴细胞疾病学组委员
国家卫健委能力建设和继续教育中心淋巴瘤专科建设项目专家组专家
CSCO 淋巴瘤专委会及骨髓瘤专委会常委
中国抗癌协会血液肿瘤专委会淋巴瘤学组委员
中国人体健康科技促进会 浆细胞疾病专委会常委
中国老年保健协会淋巴专业委员会常委
中华医学会辽宁省内科分会常委
辽宁省血液分会委员
辽宁省免疫学会淋巴系统基础与临床免疫分会常委
辽宁省慢淋工作组副组长
曾于美国梅奥医学中心进行淋巴瘤骨髓瘤及干细胞移植的临床访学
桂林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血液科主任
广西139计划医学高层次骨干人才
桂林医科大学血液科带头人
主要社会兼职：
中国医师协会血液科医师分会第六届委员会委员
中华医学会血液学分会第十一届、十二届委员会浆细胞疾病学组成员
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血液病学专业委员会常委
中国老年保健协会淋巴瘤专业委员会委员
广西医学会血液病分会副主任委员
广西抗癌协会淋巴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广西抗癌协会血液肿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广西医师协会血液病分会常委
桂林医学会血液病分会主任委员
主要成就：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3项，广西自然科学基金4项
发表各类学术期刊包括SCI收录的科研论文50余篇
获广西科技进步奖、广西卫生适宜技术推广奖、桂林市科技进步奖
排版编辑：肿瘤资讯-Vickey
苏公网安备32059002004080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