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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SIBCS | 罗婷教授：从“分层”迈向“分型”，我们处于乳腺癌“第四次精准治疗革命”

11月27日

整理：肿瘤资讯

来源：肿瘤资讯

在2025年上海国际乳腺癌论坛（SIBCS）上，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罗婷教授带来了题为《晚期乳腺癌精准靶向治疗新进展》的主题汇报。站在2025年末回首，乳腺癌的治疗已走过了化疗、靶向、免疫治疗的“三次革命”。如今，罗婷教授认为我们正处于“第四次革命”的前序——诊疗模式正从基于临床特征“分子分层”迈向基于“基因分型”的精准诊疗新纪元。【肿瘤资讯】特别整理核心内容，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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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2领域的“旧词新解”

与ADC的跨时代贡献

“中位无进展生存期（PFS）18.5个月一定不是尽头。”谈及晚期HER2阳性乳腺癌一线治疗THP方案（CLEOPATRA研究），罗婷教授的这句话显得底气十足，这源于抗体药物偶联物（ADC）的强势崛起。

回溯2012年恩美曲妥珠单抗（T-DM1）问世时，彼时人们惊叹于EMILIA研究中长达30.9个月的总生存期（OS）。如今，德曲妥珠单抗（T-DXd）在DESTINY-Breast03研究中将PFS提高至28.8个月；在最新的DESTINY-Breast09研究数据中，T-DXd联合帕妥珠单抗的PFS更是达到40.7个月。罗婷教授坦言：“当年我们感叹一番，但今天看到40.7个月，我们甚至不再惊讶，反而觉得它本该如此。”这种习以为常的背后，是ADC药物对晚期生存预期的颠覆。

更令人振奋的是“HER2低表达”概念在乳腺癌诊治中的实践。随着DESTINY-Breast04及06研究的发布，从低表达（Low）到超低表达（Ultra-low），T-DXd均展现出良好的疗效。罗婷教授形象地描述了这一数据的价值：“无论内科还是外科医生，都在重新审视手中的病理报告，试图在‘0’与‘1+’之间寻找微弱的免疫组化膜染色希望——这不仅是诊断标准的更新，更是为患者争夺生存机会的执着。

与此同时，国产HER2 ADC药物（如RC48、SHR-A1811、博度曲妥珠单抗等）Ⅲ期数据不断公布。正如罗婷教授所描述的那般——“老大哥在前引路，后来者你争我抢。”

TROP-2 ADC：

从全球数据到中国方案的“豪华”进阶

如果说HER2 ADC药物是针对特定靶点的深耕，那么TROP-2 ADC药物则在更广泛的人群中掀起波澜。TROP-2在80%的乳腺癌患者中高表达，使其成为了一个理想的广谱靶抗原。

在HR+/HER2-领域：传统内分泌耐药后的治疗往往陷入僵局，但新型ADC药物带来了突破。罗婷教授重点介绍了今年8月在中国获批的德达博妥单抗（Dato-DXd）——在TROPION-Breast01研究中，针对内分泌耐药的晚期HR+/HER2-乳腺癌患者，无论是全球人群亦或中国人群，Dato-DXd的PFS相较化疗组均实现获益，且安全性良好。此外，芦康沙妥珠单抗的OptiTROP-Breast02研究也在HR+/HER2-亚群的探索中，也展示出优异疗效。这些数据证明，在激素受体阳性晚期乳腺癌中，跳出传统的HER2低表达思维，TROP-2 ADC已成为排兵布阵中的关键选择。

在三阴性乳腺癌（TNBC）领域：竞争更为激烈，且“战线”正在快速前移。在晚期TNBC一线治疗中，针对不适合免疫治疗的患者，ADC单药正在挑战传统化疗的地位。TROPION-Breast02研究证实Dato-DXd在一线治疗中带来了PFS和OS的双重获益。同样的策略也体现在ASCENT-03研究中，戈沙妥珠单抗（SG）也在积极进军晚期一线治疗。

在联合治疗领域：ADC药物与免疫治疗的“强强联合”更是成为本年度临床研究的焦点。今年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年会发布的ASCENT-04研究，证实了SG联合帕博利珠单抗在PD-L1 CPS≥10人群中的显著获益。对于正在进行的以中国人群为研究对象的ASCENT-C04研究，罗婷教授表达了殷切的期望：除了验证CPS≥10的人群，是否能在CPS≥1的更广泛人群中观察到获益？未来能否看到SG与中国国产药物特瑞普利单抗的强强联合？这种“中国方案”的探索，有望进一步拓展TROP-2 ADC药物的可及性和适用人群。

PAM通路：中国人群的特殊性与新药突围

在HR+/HER2-晚期乳腺癌中，PI3K/AKT/mTOR（PAM）通路的治疗策略正在发生改变。罗婷教授提出一种有别于现行指南的检测观念转变：“以前我们只盯着40%的PIK3CA突变人群，未来完整检测PAM通路(PI3K/AKT/PTEN)或能带来更多获益。”这一转变的考量主要基于中国人群独特的基因特征：中国乳腺癌患者的AKT1突变和PTEN缺失率实际上高于全球人群。检测全部PAM通路相关基因，能将覆盖人群从40%提升至60%——多出来的这20%，可能是患者从“无药可用”到“有药可治”的关键转折。

针对这一通路，CAPItello-291研究确立了AKT抑制剂卡匹色替联合氟维司群的优选方案。罗婷教授将卡匹色替与PI3K抑制剂alpelisib进行对比：alpelisib虽然在SOLAR-1研究中表现不俗，但遗憾的是目前在国内尚未上市，且其不良反应管理相对棘手；相比之下，卡匹色替不仅在安全性上更易于管控，且已在中国获批，解决了临床最现实的用药可及性问题。展望未来，罗婷教授对CAPItello-292研究寄予厚望，该研究正在探索“卡匹色替+CDK4/6抑制剂+氟维司群”的三药联合方案在一线治疗中的潜力，有望通过更强效的“联合阻断”，将治疗防线进一步前移。

ESR1突变与口服SERD：

从“见招拆招”到“主动出击”

“我第一次接触ESR1基因，是在当年氟维司群的研究中。”罗婷教授回忆道。当年的研究揭示了一个核心现象：ESR1往往是获得性突变，初治患者突变率极低，但在经芳香化酶抑制剂（AI）治疗后，突变率可升至40%。正是基于这一获得性特征，针对此类突变患者的治疗理念正在从“被动等待复发”，转向主动监测。针对这一靶点，新型口服选择性雌激素受体降解剂（SERD）类药物正在改变治疗模式。其中elacestrant已获批用于ESR1突变的晚期乳腺癌患者。此外，camizestrant、imlunestrant等新型口服SERD及PROTAC技术药物在多项研究中均显示出对ESR1突变人群的PFS获益。

罗婷教授高度评价了SERENA-6研究的设计思路：通过ctDNA动态监测，一旦发现ESR1突变，即便影像学未提示疾病进展，也立即将AI切换为口服SERD类药物。这种“治疗前移”的策略，通过分子层面的干预延缓了疾病进展，成功实现PFS翻倍。此外，口服SERD类药物不再满足于“单打独斗”，虽然针对ESR1突变人群单药有效，但未来趋势仍是联合治疗。罗婷教授指出，除了联合CDK4/6抑制剂，今年欧洲肿瘤内科学会（ESMO）年会上还展示了口服SERD类药物（giredestrant）联合mTOR抑制剂（依维莫司）的数据，显示出降低疾病进展和死亡风险的潜力。这些“组合拳”的出现，让乳腺癌内分泌耐药后的治疗手段变得更加丰富。

总结与展望：幸福的烦恼与历史的回应

随着新药不断涌现，临床医生面临着“幸福的烦恼”：靶点交错，药物繁多，应该如何“排兵布阵”？罗婷教授认为，未来的核心在于检测先行与多学科协作（MDT）——通过更早期的液体活检（如ctDNA）捕捉耐药的早期信号，通过MDT团队管理新药复杂的不良反应，才能真正实现个体化的精准治疗。

分享尾声，罗婷教授以“历史终究会记得所有药物在晚期乳腺癌精准治疗中做出的贡献”作为收尾，兼具人文温情与医学哲理。她致谢的不仅是今天的“主角”药物，更有那些曾经“辉煌”、如今退居二线甚至被遗忘的“配角”药物。从共性到个性，从“盲打”到精准，这不仅是技术的进步，更是医学人文关怀的彰显。“心之所向，行则将至；廿廿不忘，生生不息。”这或许是本年度，我们对乳腺癌精准治疗最生动的注脚。

注：本文图源自SIBCS大会直播。

责任编辑：肿瘤资讯-Ethon
排版编辑：肿瘤资讯-zx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