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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美祺教授：局晚期NSCLC治疗的挑战与机遇，转化策略及全球前沿进展解析

11月04日

来源：肿瘤资讯

目前，晚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的治疗格局已趋成熟，步入相对稳定的平台期；早期可手术人群亦因新辅助免疫化疗的广泛应用而显著获益。然而，局晚期NSCLC仍因其高度异质性——同时囊括可手术、潜在可手术与不可手术亚群——成为策略最难统一的“高地”。传统上，不可手术局晚期NSCLC患者以同步放化疗为标准方案；随着免疫治疗、靶向治疗等快速迭代，如何借转化治疗打破手术禁忌、重塑预后，已成为肺癌临床研究的焦点与前沿。2025年10月23-24日，江苏省老年医学学会肺癌分会第一届学术年会暨第十二届扬州肺癌学术研讨会在扬州盛大召开。会议期间，【肿瘤资讯】特邀江苏省肿瘤医院史美祺教授进行专访，以飨读者。

史美祺教授

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非小细胞肺癌专家委员会委员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小细胞肺癌专家委员会委员
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肿瘤内科分会常务委员
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胸部肿瘤精准治疗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药物临床研究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胸部肿瘤分会常务委员
泛长三角胸部肿瘤联盟专业委员会副主席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标志物专业委员会肺小结节分子标志物协作组常务委员
江苏省研究型医院学会肺结节与肺癌MDT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江苏省老年医学会肺癌专委会常务委员
江苏省抗癌协会肺癌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江苏省康复医学会呼吸康复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江苏省医学会肿瘤学分会肺癌学组副组长
国际肺癌协会会员，ASCO会员
1985年从事肿瘤内科诊疗工作40年， 05年获聘主任医师
擅长肺癌的综合诊治，个体化及精准医疗
参与过80余项国际、国内肺癌药物临床试验
发表论文100余篇，以第一/通讯作者发表的SCI论文包括：Annals of Oncology(IF:56.7分)和Signal Transduction and Targeted Therapy（IF:40.8分)等
获省卫生厅新技术引进二等奖二项

局晚期不可手术NSCLC临床转化研究的探索与方向

史美祺教授：局晚期（主要为III期，包括IIIA期、IIIB期、IIIC期）NSCLC治疗仍面临复杂挑战。该阶段患者可分为可手术、潜在可手术与不可手术三类。临床实践中，多数IIIA期及部分IIIB期NSCLC患者具备手术机会，而IIIC期NSCLC患者仍以放化疗为主。对于潜在可手术者，同步放化疗是当前标准方案。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NSCLC患者群体中，手术治疗常被视为“根治”首选，即便晚期NSCLC患者亦普遍抱有强烈手术意愿，视其为治愈的关键路径。在III期NSCLC患者中，约三分之二无法接受手术，标准治疗以非手术放化疗为主。如何借助“转化治疗”使这部分NSCLC患者获得手术机会，已成为当前研究的核心方向。

关键问题在于：转化治疗能否带来更优疗效、更长生存，甚至更高治愈率？现有II期研究已初现积极信号。针对临界可切除、潜在可切除乃至部分不可切除III期NSCLC患者，采用免疫联合化疗（驱动基因阴性）或新辅助靶向治疗（驱动基因阳性），部分NSCLC患者实现肿瘤“降期”，由不可手术转为可手术，成为当前关注焦点。

随着免疫治疗在晚期NSCLC中取得突破，其在早期新辅助治疗中亦展现优异数据，显著优于单纯手术。由此，研究者开始探索：是否可将免疫治疗用于III期不可手术NSCLC患者，通过转化治疗创造手术机会？术后远期生存是否优于非手术？若优效性得以证实，该策略有望纳入临床指南，改写治疗路径。当前证据多来自小样本研究，尚缺乏大规模、多中心、随机对照试验。然而，部分研究已显示：在驱动基因阴性的III期不可手术NSCLC患者中，免疫联合化疗可使约30%患者转化为可手术状态；中短期随访提示，手术组中位无事件生存期（EFS）优于放疗组，展现潜在优势。

未来探索的关键在于提升新辅助免疫联合化疗的疗效。目前，局晚期NSCLC患者接受该策略后的病理完全缓解（pCR）率约为20%–30%，与早期患者相近。为此，我们提出“免疫升级”与“化疗迭代”双轨策略：一方面探索双免疫、双抗等新型免疫组合；另一方面引入更优化疗药物，如紫杉醇聚合物胶束，其缩瘤率优于传统紫杉类药物。我们已启动相关研究者发起临床试验，初步结果值得期待。此外，ADC药物作为“精准化疗”，在早期可手术患者中展现显著缩瘤效果。若将ADC药物与新型免疫疗法联合，有望构建更高效的新辅助/转化治疗方案，进一步提升pCR率，扩大手术获益人群。

肺癌治疗前沿进展：从免疫治疗到新型ADC及“小靶点“药物

史美祺教授：当前，晚期肿瘤的药物治疗主要包括免疫治疗、靶向治疗、化疗及抗血管生成治疗。过去十年间，免疫治疗在肺癌领域的应用已取得显著进展，但近年来发展趋于平稳，逐渐进入平台期。因此，预计未来十年将迎来“免疫升级”的新阶段。

这意味着治疗策略将从现有的单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如PD-1/PD-L1）拓展至双免疫、双特异性抗体，乃至三抗、四抗等新型药物的研发。在今年多个国际学术会议上，已有相关研究设计亮相，例如PD-1与VEGF组成的双特异性抗体、IL-2与PD-1联合的双抗等。同时，针对新靶点（如TIM-3、TIGIT等）的双免疫或双抗设计也在积极开发中，初步研究结果已显示出良好前景。总体而言，“免疫1.0”时代历经十年发展，使众多患者受益。但我们仍需不断前行，“免疫2.0”时代或将来临。我们热切期待这些双抗、三抗药物（如在研的PD-1、VEGF与IL-2三联药物）一旦研发成功，必将推动免疫治疗迈上新台阶。

其次，ADC药物的研发正如火如荼地推进，针对多种靶点（如MET、PD-L1、EGFR、HER2及小细胞肺癌中的B7H3等）的ADC药物均在积极开展临床试验。我们中心也参与大量相关研究。这些研究在不同患者亚群中已取得初步数据，部分药物甚至已获批适应症并开始临床应用，前景广阔。

另一热点领域是“小靶点”靶向药物。以KRAS G12C为例，目前已有成熟的获批药物。KRAS家族尚包含多个亚型，在今年WCLC上，我们关注到针对KRAS G12D的靶向药物，其I期临床试验显示出优异的抗肿瘤活性。若该药物后续研发成功，将填补该靶点患者的治疗空白，成为他们的重要福音。此外，在HER2靶点方面，基因检测显示HER2突变在NSCLC中的发生率约为2%。目前，抗HER2 ADC药物在该类患者中已显示出良好疗效。同时，我们也观察到HER2 TKI（小分子靶向药物）即将或已在我国获批。研究数据显示，该口服靶向药物在携带HER2突变的患者中取得与ADC相当的疗效。预计该药物将很快进入临床实践，一旦获批上市，将与现有的抗HER2 ADC药物并存，为患者提供更多治疗选择。综上所述，我们在肺癌诊疗的多个方向——包括免疫治疗、靶向治疗、ADC药物等领域——均取得重大突破。在某些细分领域，我国的研发水平已实现从“跟跑”到“并跑”，乃至“领跑”全球的转变。我们欣喜地看到，国内创新企业开发的I期甚至临床前新药项目，已开始吸引国际合作，共同开发。这一成果的取得，离不开我国民族企业与临床医务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也为我们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与光明前景。

责任编辑：肿瘤资讯-Bear
排版编辑：xiaod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