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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CSCO | 张剑教授：ADC药物研发的“中国创新”，从跟跑、并跑到领跑

09月19日

整理：肿瘤资讯

来源：2025 CSCO

金秋九月，泉城济南迎来了中国肿瘤学界的一场盛会。2025年9月10日至14日，以“规范诊疗，创新引领”为主题的第28届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学术年会在此隆重举行。大会汇聚了海内外顶尖专家，共同探讨肿瘤防治的前沿进展。在“创新引领”这一核心议题下，抗体偶联药物（ADC）的研发新浪潮成为全场瞩目的焦点。来自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的张剑教授，以其《ADC药物研发新策略》的专题报告，系统性地阐述了中国ADC药物，特别是乳腺癌领域的研发现状、挑战与未来方向，为与会者呈现了一场思想盛宴。

中国创新药的黄金十年：ADC药物的崛起与突破

张剑教授指出，从2015年的“7.22”药政改革至今，中国创新药研发走过了不平凡的十年，实现了从“Me-too”到“First-in-class”和“Best-in-class”的三级跳。2024年，中国自主研发进入全球首创（First-in-class）的新药已达到120个。尤为瞩目的是，以中国为总部的公司发起的肿瘤领域临床试验数量，已占全球总管线的39%，首次跃居全球第一。

在这股创新洪流中，ADC药物的研发尤为突出。截至2024年，已有18种中国原创创新药获得海外批准，其中超过60%用于肿瘤治疗。ADC药物在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张教授所在的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I期病房，自2021年至今已累计开展了72项ADC相关临床研究，目前运行的212个项目中，ADC项目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这充分反映出ADC药物已成为中国抗肿瘤新药研发的核心赛道之一。

ADC研发新策略：五大维度构建未来核心竞争力

面对日益激烈的竞争格局，张剑教授认为，未来的ADC研发需超越传统的“抗体+载荷+连接子”的思维定式，从以下五个战略维度进行创新与突破：

1. 源头创新：药物设计的革命性突破

传统的ADC定义正在被颠覆。未来的ADC设计将在各个组分上寻求创新。例如，抗体部分可以采用双表位或双特异性抗体，以增强靶向精准度和亲和力；连接子（Linker）可以设计为在肿瘤微环境中响应特定条件（如pH值、酶）而精准裂解，实现药物的条件性释放；载荷（Payload）则可以探索“双载荷”模式，或引入全新的作用机制，如ATR抑制剂或ATM抑制剂，以增强杀伤效力并克服耐药性。张教授强调，ADC的作用机制已不再局限于内吞后释放，许多新型ADC可在肿瘤微酸性环境下直接释放药物，产生更强的“旁观者效应”，尽管这可能带来一定的脱靶毒性，但也可能换来意想不到的疗效。ADC的设计没有绝对的“最优解”，只有在临床实践中被验证“疗效足够好，且毒副反应可控”的设计，才是成功的关键。

2. 精准聚焦：基于生物标志物的研发策略优化

有效的研发策略需要精准地锁定获益人群。对于某些靶点如TROP-2，由于其在超过90%的肿瘤患者中均有表达，因此可以采取“全人群”（All-comer）的策略。然而，对于另一些靶点，如EGFR，其在激素受体阳性乳腺癌中的阳性率可能仅为30-40%，这就需要通过伴随诊断（CDx）来筛选出优势人群。张教授团队正在探索通过定量蛋白质组学等技术，结合HER2低表达和TROP-2高表达等特征，为患者制定更有效的ADC序贯治疗策略，从而实现研发资源的优化配置。

3. 强强联合：探索最佳联合用药搭档

ADC药物的未来在于联合治疗。单一ADC的疗效终将遇到瓶颈，而寻找“最佳拍档”则可能带来“1+1>2”的协同效应。其中，ADC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O）的联合是最受关注的方向。ASCENT-04研究结果证实，戈沙妥珠单抗（SG）联合帕博利珠单抗（K药）能够为三阴性乳腺癌（TNBC）患者带来显著获益，其PFS达到了11个月，这是ADC联合IO在TNBC领域首次被大型III期临床研究证实。此外，ADC与PARP抑制剂、CDK4/6抑制剂、抗血管生成药物甚至化疗的联合，都在积极探索中。更前沿的探索甚至包括ADC与双免疫疗法（如PD-1/L1抑制剂+TIGIT/LAG-3抑制剂）的组合，这些创新组合有望为患者带来全新的治疗选择。

4. 科学排兵布阵：ADC药物的序贯治疗之道

随着越来越多ADC药物的上市，如何进行科学的“排兵布阵”成为临床亟待解决的难题。现有真实世界研究数据提示，无论是“同靶点、不同载荷”还是“不同靶点、同载荷”的ADC序贯使用，都可能有效。然而，最佳的序贯策略仍需前瞻性临床研究来回答。张教授团队通过研究者发起的临床试验（IIT），探索了其自主研发的SNP656在Dato-DXd或TROP-2 ADC治疗失败后的疗效，并观察到了超出预期的结果。这提示我们，通过对ADC进行特殊改造，ADC follow ADC的策略完全可能成功，未来需要更多的前瞻性研究来为此类策略提供高级别循证医学证据。

5. 严密监控：毒性管理的全程化与精细化

ADC药物在带来显著疗效的同时，其独特的毒副反应也必须引起高度重视。从DS-8201相关的间质性肺炎，到Nectin-4 ADC引发的皮肤毒性（如Stevens-Johnson综合征），再到TROP-2 ADC常见的黏膜炎，这些“在靶毒性”（On-target toxicity）是不可避免的。张教授强调，必须建立系统、精细的毒性管理体系。例如，对于间质性肺炎，及早识别与干预至关重要；对于眼毒性，应制定标准化的预防和处理流程；对于黏膜炎，可以通过特殊设计的ADC药物（如FT-018）来降低其发生率和严重程度，该药物在保持疗效的同时，黏膜炎发生率低于现有药物，相关的III期临床研究也即将启动。只有将毒性管理贯穿于研发和临床应用的全过程，才能最大化患者的获益。

结语

张剑教授的分享为我们描绘了一幅中国ADC药物研发从快速跟进到引领创新的全景图。中国不仅在临床试验数量和新药获批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更在ADC的设计理念、研发策略和临床应用探索上，展现出深刻的“中国智慧”。

责任编辑：肿瘤资讯-Kelly
排版编辑：肿瘤资讯-Ke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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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阳阳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河北省肿瘤医院） | 放疗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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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艳东

叶县人民医院 | 肿瘤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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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志国

益阳市大通湖区人民医院 | 呼吸内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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