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精选6篇在2025年4月份发表的结直肠癌领域文献，部分研究邀请到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王辛教授进行深入解读。
专家介绍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腹部肿瘤科副主任/兼放疗科副主任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人工智能专委会常务委员
中国医促会放射治疗学分会常务委员
四川省医师协会肿瘤医师分会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四川省肿瘤学会副理事长
四川省肿瘤学会人工智能与大数据专委会主任委员
四川省国际医学交流促进会精确放射治疗专委会主任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放疗专委会胃癌/肠癌学组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大肠癌专业委员会（CACA）放疗学组委员
四川省抗癌协会老年肿瘤治疗专委会常务委员
成都高新区医学会肝胆胰恶性肿瘤多学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四川省学术技术带头人
Sotorasib联合帕尼单抗对比研究者选择方案治疗化疗难治性KRAS G12C突变型结直肠癌的Ⅲ期 CodeBreaK 300研究总生存期分析[1]
在III期CodeBreaK 300研究中，对于化疗难治性KRAS G12C突变转移性结直肠癌（mCRC）患者，Sotorasib 960 mg联合帕尼单抗较研究者选择的方案（TAS-102或瑞戈非尼）显著延长了无进展生存期（PFS）。160例患者按1∶1∶1随机分配，分别接受Sotorasib 960 mg联合帕尼单抗（n=53）、Sotorasib 240 mg联合帕尼单抗（n=53）或研究者选择的方案（n=54；允许在主要分析后交叉）。总生存期（OS）分析作为关键次要终点，虽检验效能不足，但预先设定在50%成熟度时（约80例死亡后）进行分析。本研究报告了OS、更新的客观缓解率（ORR）和安全性数据。中位随访13.6个月后，Sotorasib 960 mg联合帕尼单抗组、Sotorasib 240 mg联合帕尼单抗组和研究者选择方案组分别发生24例、28例和30例死亡；更新的客观缓解率（ORR；95% CI）分别为30.2%（95% CI, 18.3%~44.3%）、7.5%（95% CI，2.1%~18.2%）和1.9%（95% CI，0.0%~9.9%）。与研究者选择的方案相比，Sotorasib 960 mg联合帕尼单抗组和Sotorasib 240 mg联合帕尼单抗组的OS风险比[HR（95% CI）]分别为0.70（95% CI：0.41~1.18；双侧P=0.20）和0.83（95% CI：0.49~1.39；双侧P=0.50）（图1）。未观察到新的安全性信号。尽管OS的HR无统计学意义，但其数值、ORR以及先前的PFS和安全性结果均支持将Sotorasib 960 mg联合帕尼单抗作为化疗难治性KRAS G12C突变mCRC患者的标准治疗方案。
王辛教授：KRAS是第一个被发现的人类原癌基因，当KRAS基因发生突变时，其编码的 KRAS 蛋白持续活化，驱动下游信号通路，推动肿瘤生长、侵袭与转移。此前，由于KRAS蛋白的无特征、近乎球形的结构以及KRAS与GTP、或GDP的结合非常强等原因，导致KRAS一直被认为是“不可成药”的靶点。直到首款KRAS G12C抑制剂Sotorasib的上市打破了这个僵局。
在2021年5月，基于CodeBreaK 100的研究结果，FDA加速批准Sotorasib用于治疗KRAS G12C突变型局部晚期或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NSCLC）成人患者。CodeBreaK 100研究是一项单臂I/II期临床试验，纳入既往接受过标准治疗，存在KRAS G12C突变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实体瘤患者[包含NSCLC、结直肠癌（CRC）等]，给予单药Sotorasib治疗。在II期扩展队列中，共62例mCRC患者接受了960 mg Sotorasib的治疗，其中6例患者（10%）达到PR，45例患者（73%）达到疾病稳定（SD），中位PFS为4个月（95% CI 2.8~4.2个月），中位OS为10.6个月（95% CI 7.7~15.6个月）。
CodeBreaK 101研究进一步在KRAS G12C突变型晚期实体瘤患者中评价Sotorasib单药治疗和联合其他抗肿瘤治疗的安全性、耐受性、药代动力学和疗效。CodeBreaK 101研究是一项Ib/II期伞型研究（NCT04185883）。其中Ib期剂量扩展队列（子方案H）在mCRC患者中探索了Sotorasib+帕尼单抗±化疗的可行性。研究结果表明，在“双靶”队列中，Sotorasib+帕尼单抗联合治疗的ORR为30%(12/40)，疾病控制率（DCR）为93%（95% CI 79.6%~98.4%），中位PFS为5.7个月（95% CI 4.2~7.6个月）。在“双靶+化疗”三联队列中，给予Sotorasib+帕尼单抗+标准剂量FOLFIRI联合治疗，剂量探索组中的6例患者没有出现剂量限制性毒性。ORR为55%（95% CI：38.7%~70.2%），DCR为93%（95% CI：80.5%~98.5%），从初步公布的安全性及疗效数据来看，“双靶+化疗”三联方案在肠癌是可行的。
CodeBreaK 300研究是针对 KRAS G12C 突变mCRC的III期临床试验，比较了Sotorasib 960mg联合EGFR抑制剂（帕尼单抗）（n=53）、Sotorasib 240mg联合帕尼单抗（n=53）及研究者选择的方案（TAS-102或瑞戈非尼）（n=54）在化疗难治性KRAS G12C突变mCRC患者中的疗效差异。研究结果在2023年ESMO会议上进行了首次报道：主要研究终点中位PFS在以上三组患者中分别为5.6个月 vs 3.9个月 vs 2.0个月；Sotorasib 960mg联合帕尼单抗较研究者选择的方案显著延长PFS（HR，0.48；95% CI，0.30~0.78；P=0.005）。而本次主要报道了次要研究终点OS的最终分析结果。中位随访13.6个月后，三组分别发生24例、28例和30例死亡。三组的中位OS分别为：未达到 vs 11.9个月 vs 10.3个月。与研究者选择的方案相比，Sotorasib 960 mg联合帕尼单抗组和Sotorasib 240 mg联合帕尼单抗组的OS风险比[HR（95% CI）分别为0.70（95% CI：0.41~1.18；双侧P=0.20）]和0.83（95% CI：0.49~1.39；双侧P=0.50）。尽管研究者选择方案组的后续治疗比例（61.1%）高于sotorasib-帕尼单抗两个联合治疗组（43.4%和50.9%），但在调整后续药物（如KRAS G12C抑制剂联合EGFR抑制剂）的影响后，总生存期（OS）趋势仍保持相似。该研究的统计学效能不足以检测OS的显著性差异，原因可能包括：该患者群体属于罕见基因类型，样本量较小；此外，研究还允许在主要分析后进行交叉治疗，对照组中有27.8%的患者在试验外接受了KRAS G12C抑制剂联合EGFR抑制剂的治疗，这可能导致OS结果的混杂，进一步干扰OS的统计分析结果。更新的ORR三组分别为30.2%（95% CI，18.3~44.3）、7.5%（95% CI，2.1~18.2）和1.9%（95% CI，0.0~9.9）；数值略高于此前报告的数据（26.4% vs 5.7% vs 0%）。总之，本研究提出的这种“双靶”联合治疗方案在延长PFS和提高ORR方面显示出了显著的效果，为这一难治性患者群体提供了新的治疗选择，但OS的获益还需进一步扩大样本量的随机对照临床研究进行验证。
此外，KRAS的突变体种类繁多，包括G12C、G12D、G12V、G13D、G12R、G12A等。G12C是KRAS的拓荒者。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球约70个以KRAS为靶点的在研项目，药物类型包括小分子抑制剂、癌症疫苗、RNAi疗法、T细胞疗法、PROTAC疗法等。除了药物的研发以为，联合治疗方案的探索也是重要的研究方向。
胃肠道肿瘤中新抗原特异性肿瘤浸润淋巴细胞：一项Ⅱ 期试验[2]
未经过筛选的自体肿瘤浸润淋巴细胞（TIL）的过继疗法在转移性黑色素瘤患者中显示出有意义的临床反应，但在胃肠道上皮源性癌症中却未能实现。在一项不断优化的单臂 Ⅱ 期试验设计中，研究人员采用淋巴耗竭性化疗联合大剂量白细胞介素-2的方案，从91例难治性、pMMR型的转移性胃肠道癌患者中提取TIL，并将其回输至患者体内（正在进行的试验中的三个队列）。本研究的主要终点是使用基于RECIST 1.0测量的客观反应率；安全性是描述性次要终点。在预试验阶段，18例患者接受大量未筛选的TIL没有观察到临床反应；然而，当对 TILs 进行筛选并选择新抗原识别（SEL-TIL）时，在39例患者中观察到3例缓解（7.7%；95% CI：2.7%~20.3%）。基于回输的TIL中高水平的程序性细胞死亡蛋白1，将帕博利珠单抗添加到治疗方案中（SEL-TIL+P），在34例患者中观察到8例客观反应（23.5%；95% CI，12.4%~40.0%）（图2）。所有患者都经历了化疗引起的短暂严重血液学毒性。7例（10%）患者需要重症监护支持。对SEL-TIL和SEL-TIL+P治疗组的实验室和临床反应相关因素进行了探索性分析。缓解与靶向识别的新抗原数量增加以及回输的CD4 +新抗原反应性TILs数量增加相关。目前的策略（SEL-TIL + P）在结直肠癌患者中已超出试验设计的预期参数，扩展阶段正在入组中。这些结果可能为传统上预计对免疫治疗无应答的人群提供一种基于细胞的治疗选择。ClinicalTrials注册号：NCT01174121。
王辛教授：TIL疗法，全称为肿瘤浸润淋巴细胞（TIL）疗法；是从患者自身的肿瘤组织中，采集肿瘤细胞周围浸润的淋巴细胞，之后在体外进行扩增、培养，再回输到患者体内的一种新型抗肿瘤治疗方法。
目前TIL细胞治疗已经在包括黑色素瘤、非小细胞肺癌、卵巢癌等多种肿瘤中显示出了良好的疗效。由于TIL细胞自身具有肿瘤特异性、细胞多样性和个性化等优势，细胞在回输到患者体内后，能够精准地迁移到肿瘤部位，并在肿瘤组织中持续增殖和发挥作用。
近期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NCI）的研究团队在Nature子刊Nature Medicine上发表了一项重磅研究成果。这项研究由人类癌症免疫学先驱、TIL疗法的奠基者Steven A. Rosenberg教授领衔进行，聚焦于针对TIL疗法在胃肠道肿瘤中的治疗效果。
这项研究共纳入了91例难治性、pMMR型的多线治疗失败后的转移性胃肠道癌患者。前期探索性研究结果表明，18位患者接受未筛选的TIL没有观察到临床反应；之后研究人员将治疗策略调整为：将患者分为两个治疗组，选择性TIL治疗组（39例），选择性TIL疗法联合PD-1单抗（帕博利珠单抗）治疗组（34例）。研究发现，73例患者中有11例（15.1%）出现部分缓解（PR）。其中，选择性TIL+PD-1单抗组的疗效更好，PR率为23.5%（8例）。上述客观反应出现在胆管癌、胰腺癌、结肠癌和直肠癌患者中。反应持续时间在选择性TILs组分别为8、24和70+月；在选择性TIL+PD-1单抗组分别为4、7、7、8、10、11、17+和42月。SAE发生率为30%。
从全球发表趋势来看，TIL研究的发展经历了几个明显的阶段。在1975年至1987年，TIL研究处于起步阶段，发展较为缓慢。从1988年到2014年，TIL研究进入了稳步增长阶段，研究成果不断增多。到了2015年，TIL研究迎来了重要的转折点，论文发表数量呈现出爆发式增长，这种增长趋势一直持续到2021年，达到一个高峰 。这与免疫疗法，尤其是PD - 1/PD - L1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蓬勃发展密切相关，为TIL研究注入了强大的动力 。
目前TIL研究主要围绕黑色素瘤、乳腺癌、结直肠癌等多种癌症展开。现在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TIL疗法优化上，一方面将TIL疗法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联合使用，有望打破肿瘤的免疫逃逸机制，提高治疗效果；另一方面，基因编辑技术可以通过对TIL进行基因编辑，增强其抗肿瘤活性，可为TIL疗法带来新的希望。
不过，TIL疗法在临床应用中也面临着生产成本高昂、生产过程复杂等挑战，这些问题限制了其广泛应用，也是未来研究需要重点解决的方向。
欧洲癌症治疗研究组织（EORTC）关于结直肠癌肝转移最佳管理的共识建议[3]
结直肠癌肝转移患者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独特且经过深入研究的群体。尽管如此，这类患者的最佳管理仍存在争议，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通过现有研究和指南仅得到部分解答。欧洲癌症研究与治疗组织(EORTC）胃肠道癌症小组（GITCG）试图填补这一知识空白，并推动制定关于该主题的欧洲共识。通过使用德尔菲法（Delphi methodology）并借助由43名国际专家组成的多学科团队（包括来自12个欧洲国家的胃肠肿瘤学家、肝胆外科医生、介入放射科医生、放射肿瘤学家、影像科医生、核医学医生和病理学家）（图3），该小组提出了34项实用建议和两项共识声明（图4）。这些内容涵盖了结直肠癌肝转移最佳管理的不同方面，如基线影像学检查、肝导向治疗的选择标准、治疗策略、治疗反应评估、随访、医疗服务提供、临床研究及未来展望。这份路线图文件旨在补充国家和国际指南，并为临床医生和多学科团队提供实用指导，最终推动全欧洲的实践标准化、优化管理和改善患者预后。此外，它还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以突出该领域的灰色地带和未满足需求，并通过确定专家之间未达成共识的主题，为该领域的未来研究指明战略方向。
王辛教授：肝脏是结直肠癌最常见的转移部位。该共识建议是由欧洲癌症研究和治疗组织（EORTC）胃肠道癌症小组（GITCG）发起的，旨在就结直肠癌肝转移（CRCLM） 的最佳治疗方法达成国际专家共识。该共识的内容主要围绕针对肝脏治疗的策略选择进行讨论，内容总体上与之前的NCCN、ESMO、CSCO指南，以及《结直肠癌肝转移MDT诊疗中国专家共识2024版》保持一致；但在治疗策略选择的细节方面阐述更加详实；且在新辅助化疗的人群选择、新辅助治疗方案的推荐、姑息化疗方案的选择等方面存在一些差异。
该共识建议首先从肝脏手术技术层面将患者分为：可切除和/或可消融、潜在可切除和/或可消融、不可切除或消融。
在此基础上，对于可切除和或可消融的患者，治疗策略的制定还需要了解此类患者的预后因素，包括：原发灶分期、肝转移出现时间（同时性或异时性）、复发时间（对于异时性肝转移患者）、转移灶的个数和大小、肿瘤的分子特征（至少应包括RAS/BRAF突变状态、MMR状态）、术前CEA水平、对术前系统治疗的反应（如果有）、之前抗肿瘤治疗的方法和线数。
对于初始可切除和/或可消融的肝转移患者，治疗策略的制定根据肝脏病灶数量（≤4个vs ≥5个），MMR状态以及是否具有不良预后因素，可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1.若病灶≤4个且无上述不良预后因素者，首选治疗方案应为：
- 对于pMMR/MSS肿瘤，可选择围手术期/消融期或术后/消融后化疗（FOLFOX、CAPOX）；
- 对于dMMR/MSI-H肿瘤，优先选择术前/消融前免疫治疗，而不是围术期/消融期或术后/消融后的化疗。
2.若病灶数量 ≤ 4个且 有≥ 1个不良预后因素的患者，首选治疗方法应为：
- 对于pMMR/MSS肿瘤患者，采用围术期化疗（FOLFOX、CAPOX）联合手术和/或消融；
- 对于dMMR/MSI-H肿瘤患者，采用术前/消融前全身治疗（优先选择免疫治疗而非化疗）。
3.若肝脏病灶数量 ≥ 5个的患者，首选治疗方法应为：
- 对于pMMR/MSS肿瘤患者，采用围术期/消融期化疗（FOLFOX、CAPOX）联合手术和/或消融。
- 对于dMMR/MSI-H肿瘤患者，采用术前/消融前免疫治疗（不应超过6个月）。
对于初始不可切除和/或不可消融的CRCLM患者，在接受术前治疗后出现显著缩小并形成“消失性转移灶”的情况，应在管理方案上视为与初始可切除和/或可消融疾病完全相同。对于仍可见的转移灶或治疗后瘢痕（包括术中超声检查中发现的病灶），应进行手术切除和/或消融，并且一旦“消失的转移灶”再次变得可检测时，应重复进行切除和/或消融，这是首选的治疗策略。
共识推荐将化疗+抗EGFR单抗用于不可手术/不可消融的pMMR/MSS、RAS/BRAF野生型的左半CRCLM，且虽未达成正式共识，专家小组支持使用双药化疗而非三药化疗作为与抗EGFR单抗联合使用的最佳化疗方案；推荐三药化疗（FOLFOXIRI或FOLFIRINOX）+贝伐单抗用于不可手术/不可消融的pMMR/MSS、RAS/BRAF野生的右半，以及RAS/BRAF突变的CRCLM。
该共识为CRCLM患者针对肝脏治疗的策略制定提供了重要指导和建议。
JOSD2抑制作为针对泛KRAS突变型结直肠癌的靶向策略[4]
KRAS 是结直肠癌中最常见的突变致癌基因，但针对多种 KRAS 突变的有效治疗策略仍具有挑战性。KRAS突变体的蛋白质稳定性延长了其强大的肿瘤促进作用，但其潜在机制尚不清楚。在此，研究者通过筛选去泛素酶（DUBs）siRNA文库，发现了Josephin蛋白结构域2（JOSD2）是一种有效的DUB，可调节KRAS突变体的蛋白稳定性。从机理上讲，JOSD2直接与不同突变体的KRAS变体相互作用，并通过还原它们的蛋白水解泛素化来稳定KRAS变体；而KRAS突变体会相互抑制CHIP的催化活性，CHIP是真正的JOSD2 E3泛素连接酶，从而形成JOSD2/KRAS正反馈回路，显著加速KRAS突变型CRC的生长。通过 RNA 干扰或药物抑制剂抑制JOSD2可促进 KRAS 突变体的多泛素化和蛋白酶体降解，并对抑制携带 KRAS突变的结直肠癌细胞生长的抑制作用优于携带野生型KRAS的细胞（包括患者来源细胞/异种移植物/类器官PDCs/PDXs/PDOs）（图5）。总之，这项研究不仅揭示了JOSD2/KRAS正反馈回路在KRAS 突变型CRC中的关键作用，还为以JOSD2作为泛KRAS突变靶向策略治疗不同突变类型的KRAS突变型 CRC患者提供了理论依据。
转移性结直肠癌患者从一线治疗到后续治疗循环肿瘤DNA中Neo-RAS野生型的演变[5]
在mCRC中，液体活检已能够识别 “neo-RAS野生型（neo-RAS-WT）”，一种以RAS突变消失为特征的短暂阶段，该阶段对EGFR阻断治疗的再敏感具有重要临床意义。本研究旨在前瞻性追踪RAS突变型mCRC患者在接受一线及后续系统治疗期间，循环肿瘤DNA（ctDNA）中 neo-RAS-WT的动力学。
共分析了35例患者的380份系列血液样本。每位患者在一线及后续治疗期间每3个月提供一次 ctDNA 样本，中位样本数为10份。患者被分为三组：neo-RAS-WT 组、非脱落组和持续突变组。
在一线治疗期间，68%的患者转变为 RAS-WT。其中，17%为neo-RAS-WT，而大多数被归类为非脱落。在二线治疗中，neo-RAS-WT 的比例增加到34%，在三线治疗期间则降至8.5%（表1）。neo-RAS-WT患者的neo-RAS-WT窗口期明显长于非脱落患者（P = 0.037）。与持续突变的患者相比，达到RAS-WT状态的患者的PFS得到改善，在所有治疗线中均观察到显著差异：一线（P = 0.004）、二线（p < 0.0001）和三线（P = 0.001）（图6）。多变量分析显示，RAS-WT 窗口期的持续时间与更长的一线 PFS（HR：0.78；95% CI：0.69~0.89；P < 0.0001）、二线 PFS（HR：0.66；95% CI：0.52~0.84；P = 0.001）和OS（HR：0.82；95% CI：0.72~0.95；P = 0.006）相关。
在非脱落状态下，neo-RAS-WT 窗口是短暂的，但在neo-RAS-WT 患者中是持久的，一直持续到疾病进展。这些发现强调了ctDNA 检测在完善RAS突变型 mCRC治疗策略方面的潜在效用。
抑制 LSD1 可降低 BRAF 突变型结直肠癌中靶向治疗诱导的谱系可塑性[6]
BRAF 激活突变发生在约10%的mCRC中，且与更差的预后相关，部分原因在于患者对标准化疗反应不佳。对于难治性转移性BRAF V600E突变结直肠癌患者，当前标准治疗为BRAF抑制剂联合EGFR抑制剂，且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最近批准将这些抑制剂与化疗联合用于初治的转移性BRAF V600E突变结直肠癌患者。在多种癌症类型中，向神经内分泌癌的谱系可塑性是靶向治疗耐药的一种新出现机制。与 BRAF 野生型结直肠癌相比，肠道神经内分泌细胞（EEC），即肠道的神经内分泌细胞在 BRAF突变型结直肠癌中独特存在。
在多种BRAF突变型结直肠癌模型中，通过基因表达分析、成像技术和单细胞研究方法，确定BRAF抑制剂联合EGFR抑制剂治疗诱导的细胞组成变化。此外，研究还测试了多种与临床相关的赖氨酸去甲基化酶LSD1抑制剂，以确定哪些抑制剂可阻断细胞组成的变化。
在所有测试的BRAF突变型结直肠癌模型中，BRAF和EGFR联合抑制均会使EEC富集（图7）。此外，在接受靶向治疗后的一部分BRAF V600E突变结直肠癌患者样本中，EEC和其他分泌细胞类型也出现富集。重要的是，使用临床相关的LSD1抑制剂可通过阻断 LSD1、CoREST2 和STAT3的相互作用，减弱靶向治疗诱导的EEC富集。
本研究发现，BRAF和EGFR联合抑制可在BRAF V600E突变型结直肠癌中诱导谱系可塑性，这为 BRAF联合EGFR抑制的耐药机制提供了新范式。此外，本研究关于 LSD1 抑制可阻断谱系可塑性的发现，有望改善患者对 BRAF抑制剂联合EGFR抑制剂治疗的应答。
本期关键信息总结
1、 III期CodeBreaK 300研究总生存期分析结果提示，尽管OS的HR无统计学意义，但其数值、ORR以及先前的PFS和安全性结果均支持将Sotorasib 960 mg联合帕尼单抗作为KRAS G12C突变化疗难治性mCRC患者的标准治疗方案。
2、 一项II期试验结果提示，对TIL进行筛选并选择新抗原识别（SEL-TIL）的过继疗法可能对难治性、pMMR型的转移性胃肠道癌患者具有治疗潜力，且在这一疗法基础上联合帕博利珠单抗可能进一步提升获益，这些结果可能为传统上预计对免疫治疗无应答的人群提供一种基于细胞的治疗选择。
3、 欧洲癌症治疗研究组织（EORTC）编撰了共识，对结直肠癌肝转移最佳管理的不同方面，如基线影像学检查、肝导向治疗的选择标准、治疗策略、治疗反应评估、随访、医疗服务提供、临床研究及未来展望等方面提供了实用性建议。
4、 一项基础研究结果揭示了JOSD2/KRAS正反馈回路在KRAS 突变型CRC中的关键作用，还为以JOSD2作为泛KRAS突变靶向策略治疗不同突变类型的KRAS突变型CRC患者提供了理论依据。
5、 一项前瞻性研究通过液体活检追踪了RAS突变型mCRC患者在接受一线及后续系统治疗期间， ctDNA中neo-RAS-WT的动力学变化，发现了在一线、二线、三线治疗中出现neo-RAS-WT的患者的PFS优于持续突变的患者，同时也提示了ctDNA的价值。
6、 一项基础研究结果提示，BRAF和EGFR联合抑制可在BRAF V600E突变型结直肠癌中诱导谱系可塑性，这为 BRAF联合EGFR抑制的耐药机制提供了新范式；且LSD1 抑制有潜力阻断谱系可塑性，这一发现有望改善患者对BRAF抑制剂联合EGFR抑制剂治疗的应答。
1、 Filippo P. et al., Overall Survival Analysis of the Phase III CodeBreaK 300 Study of Sotorasib Plus Panitumumab Versus Investigator's Choice in Chemorefractory KRAS G12C Colorectal Cancer. J Clin Oncol. 2025 Apr 11:JCO2402026.
2、 Frank J L. et al., Neoantigen-specific tumor-infiltrating lymphocytes in gastrointestinal cancers: a phase 2 trial. Nat Med. 2025 Apr 1.
3、 Giacomo B. et al., EORTC consensus recommendations on the optimal management of colorectal cancer liver metastases. Cancer Treat Rev. 2025 May:136:102926.
4、 Tao Y. et al., Josephin Domain Containing 2 (JOSD2) inhibition as Pan-KRAS-mutation-targeting strategy for colorectal cancer. Nat Commun. 2025 Apr 16;16(1):3623.
5、 Marco S. et al., Evolution of Neo-RAS-WT in Circulating Tumor DNA from First-Line to Subsequent Therapies in Metastatic Colorectal Cancer. Cancers (Basel). 2025 Mar 22;17(7):1070.
6、 Christopher A L. et al., LSD1 inhibition attenuates targeted therapy-induced lineage plasticity in BRAF mutant colorectal cancer. Mol Cancer. 2025 Apr 23;24(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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