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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SGBCC｜从“去化疗”到耐药突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海伦·迪勒家庭综合癌症中心Hope S. Rugo教授分享三阴性乳腺癌治疗前沿见解

03月19日

来源：肿瘤资讯

2025年3月12日至15日，备受瞩目的第19届圣加仑国际乳腺癌大会（SGBCC）在奥地利维也纳隆重举行。会议期间，【肿瘤资讯】特邀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分校海伦·迪勒家庭综合癌症中心的Hope S. Rugo教授就三阴性乳腺癌（TNBC）的治疗策略、最新研究进展以及对中国年轻研究者的宝贵建议进行深入分享。

Q1：您能否描述一下这些年来与SGBCC的历程？您对SGBCC有哪些整体印象及从中获得的关键见解？

Hope S. Rugo教授：圣加仑会议自瑞士小镇初创至今，已发展成为国际乳腺癌领域的重要平台。随着其规模与影响力的扩大，会议最终迁至维也纳，以容纳更多参会者及更大规模的专家委员会。圣加仑会议的独特价值在于其多维度的学术贡献。首先，会议汇集最新研究数据，并通过国际视角探讨其临床应用价值；其次，大会还特别关注临床争议性问题，并通过专题辩论的形式，促进不同观点的碰撞与交流，并推动未来研究的开展；第三，在专家共识的制定过程中，圣加仑会议充分展现了其全球化的视野。国际专家委员会的构成涵盖外科、放疗、影像学和内科肿瘤学等多学科领域，为全球医学界提供了宝贵的交流平台。

在乳腺癌治疗快速发展的今天，这种多学科、国际化的讨论对临床实践的指导和未来研究方向的确立具有深远影响。圣加仑会议科学委员会精心挑选具有高度争议性的话题，并邀请全球顶级专家发表不同的观点，这种模式不仅有助于厘清现阶段乳腺癌治疗的难点和挑战，也为未来研究指明了方向。

Q2：本次大会中，您探讨了所有TNBC患者是否必须接受化疗。请问有哪些最新数据或新兴观点影响了您对这一问题的关注？

Hope S. Rugo教授：对我而言，参与这些辩论往往是极富挑战性的过程，因为很多问题并没有简单的答案。在准备过程中，我需要综合分析最新的临床数据，并结合正在进行的临床试验结果，以确保论点具有充分的科学依据。这一过程本身就是一次宝贵的学习和思考机会。

针对“是否所有早期三阴性乳腺癌患者都需要化疗？”这一问题，如果不是，那么决定因素是生物学特征还是临床特征？从临床病理学角度，当前指南对不同肿瘤大小分类提出了差异化建议：T1c肿瘤通常考虑新辅助化疗，T1b肿瘤多在辅助治疗中采用化疗，而T1a肿瘤原则上不推荐化疗，除非伴随特定高风险因素。

近期SEER数据库的大型研究显示，化疗在T1b和T1c肿瘤中的应用率正在提高，这与临床认知相符。这些数据同时证实，T1a患者的预后普遍优秀，T1b患者的乳腺癌特异性生存率也可达90%-96%。这引发了重要思考：对于这类预后较好的患者，化疗的增益是否足以平衡其潜在风险？在风险-获益平衡的决策框架下，我们必须认识到TNBC的自然病程特点——复发通常集中在前三年内，转移性疾病诊断后的中位生存期（OS）仅为两年。这意味着，即使对于T1a/T1b患者，如果远处复发风险增加4%-5%，考虑到转移性疾病的严重后果，适当的化疗干预仍可能带来临床意义。

肿瘤浸润淋巴细胞（TILs）已成为TNBC治疗分层的重要研究方向。多项研究证实了TILs的预后价值，特别是在I期肿瘤中。数据表明，高比例基质TILs与显著改善的预后相关，但不同肿瘤大小分类的临界值有所差异：T1c需要极高的TILs水平才能获得预后改善，而T1b和T1a则要求相对较低。目前，国际共识认为TILs尚未完全就绪进入常规临床实践，但多项前瞻性试验正在探索基于TILs的治疗分层策略，无论是化疗决策还是治疗强度调整。这代表了未来个体化TNBC治疗的重要方向。

此外，除经典三阴性乳腺癌外，某些特定的组织学亚型可能不需要化疗，如经典型腺样囊性癌（ADCC）、大多数分泌性癌及低级别TNBC如乳腺腺泡细胞癌（AcCC）。然而，即使在这些罕见亚型中，高级别变异如嗜碱性腺样囊性癌仍可能需要化疗，尽管其化疗反应性数据有限。

综上所述，针对“所有TNBC患者是否需要化疗”的回答是否定的，但治疗决策应基于精细的风险分层和个体化评估，特别是对于早期（T1a/T1b）TNBC患者。

Q3：您认为TNBC领域还有哪些重大问题需要深入研究？您和团队在这些方面是否有相关探索？

Hope S. Rugo教授：TNBC领域的关键挑战主要集中在优化治疗与克服耐药两个方面。首先，对于新辅助治疗后未达到病理完全缓解（pCR）的患者，我们正积极探索术后辅助治疗策略的优化，包括评估不同抗体偶联药物与免疫治疗的联合应用，并与标准方案进行比较。对于具有胚系BRCA突变的高风险患者，PARP抑制剂已成为重要治疗选择。
同时，我们更关注的研究方向是基于早期治疗应答的动态调整策略。在I-SPY 2试验框架下，我们正开展多中心、适应性随机化的前瞻性II期研究，研究涵盖美国20余个医学中心，旨在评估新型药物是否能实现治疗精准分层——对某些患者降低治疗强度，同时为耐药患者提供强化治疗，并探索新型药物序贯应用的pCR优化策略。

最具挑战性的是“治疗中进展肿瘤”的管理——这类肿瘤在治疗初期可能轻微缩小，但随后快速增长超过基线水平。这种现象反映了肿瘤基因组不稳定性导致的快速耐药克隆选择过程。这类患者预后较差，诊断至死亡的中位OS通常仅为两年，现有治疗手段显著不足。针对这一难题，我们需要双管齐下：一方面开发更精准的基因组分析工具以确定关键驱动通路，另一方面研发能同时靶向多个关键通路的新型药物。我们在I-SPY框架内开发的免疫特征及整合TILs的预测模型，为治疗精准分层提供了新思路，但对于治疗升级策略，仍需针对未被充分靶向的通路开发创新疗法。

Q4：面对中国庞大的人口和大量乳腺癌患者，对于立志在乳腺癌领域有所作为的中国青年研究者和临床医生，您有什么建议或寄语？

Hope S. Rugo教授：中国乳腺癌流行病学模式正经历显著变化，高风险亚型的发病率呈上升趋势，尤其在年轻女性人群中。这一趋势可能与城市化进程、早期诊断普及、饮食结构变化及生育模式转变等多因素相关，构成了全球性但在中国尤为突出的公共卫生挑战。

令人鼓舞的是，中国在乳腺癌研究和药物开发领域正展现出强大的创新活力和学术领导力。中国研究团队能够高效组织和实施大规模临床试验，加速新药评估进程。上海复旦大学专家研究团队基于基因组学特征开发的TNBC分型系统，为实现精准靶向治疗提供了创新框架。

对立志在乳腺癌领域发展的中国青年研究者，我有三点建议：首先，充分把握中国独特的研究环境优势，勇于提出创新性研究构想；其次，积极融入国际研究网络，促进东西方学术交流；第三，关注临床与基础研究的转化整合，推动从基因组发现到临床应用的高效转化。

全球乳腺癌研究正迫切需要更深入的国际合作。目前我们观察到中国完成的一些III期临床研究结果未能在全球范围内充分转化，未来应当从研究设计初期便开展国际合作，避免资源重复投入，加速全球患者获益。值得欣慰的是，我们已看到一些双特异性免疫疗法采取了全球同步开发策略，在西方、中国及其他亚洲人群中同步开展注册试验。这种协作模式代表了未来发展方向，将极大促进全球乳腺癌治疗进步。

Hope S. Rugo

教授

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UCSF)海伦迪勒家庭综合癌症中心血液和肿瘤内科教授
UCSF海伦迪勒家庭综合癌症中心乳腺肿瘤学和临床试验教育主任
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 委员
乳腺癌转化研究联盟 (TBCRC)成员
联盟（前CALGB）乳腺委员会成员
随机Ⅱ期I-SPY2药物实验安全委员会主席
乳腺癌研究基金会（BCRF）资助的多中心免疫治疗临床研究首席研究员

责任编辑：肿瘤资讯-elva
排版编辑：肿瘤资讯-zx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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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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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小丽

焦作市第二人民医院 | 放射治疗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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