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肝细胞癌（HCC）的治疗领域，阿替利珠单抗/贝伐珠单抗（atezo/bev）的联合治疗已经成为不可切除肝细胞癌患者的标准治疗方案。随着EASL肝癌峰会的召开，越来越多的研究数据得到了展示，特别是在真实世界的临床应用中，atezo/bev治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在不同亚群体中的表现受到了广泛关注。这些研究揭示了在不同治疗背景下，患者的预后因素、治疗反应以及不良事件的表现，进一步加深对这种治疗方案的理解。【肿瘤资讯】特别整理了这些摘要内容，旨在为临床医生和研究人员提供最新的真实世界数据和研究成果，以便更好地理解atezo/bev联合治疗在HCC患者中的应用效果与潜在挑战。
摘要号：PO4-03-YI
标题：真实世界前瞻性队列研究中阿替利珠单抗/贝伐珠单抗治疗肝细胞癌的有效性和安全性：2024 年更新
作者：Bernardo Stefanini 意大利
背景与目的： 阿替利珠单抗/贝伐珠单抗 (atezo/bev) 是不可切除肝细胞癌患者的标准治疗方案。然而，大多数有效性和安全性数据来自临床试验，而来自真实世界实践的证据较少。本研究旨在提供接受 atezo/bev 治疗的肝细胞癌患者的真实世界临床数据。
方法： 我们分析了 ARTE 数据库中登记的肝细胞癌患者的临床数据和结局，ARTE 数据库是一个覆盖 2022 年 3 月至 2024 年 11 月期间的意大利全国多中心数据集，专注于肝细胞癌的免疫治疗。ARTE 研究小组前瞻性地收集了在临床试验之外开始 atezo/bev 治疗的患者的数据。
结果： 纳入了来自 15 个中心的 397 例患者的数据。大多数患者为晚期肝细胞癌 (59.9%)。60 例患者 (15.1%) 存在一种或多种 IMbrave150 入组标准之外的情况（血小板减少症 <70,000/mmc [n=26]、并发/近期恶性肿瘤 [n=13]、并发抗凝治疗 [n=9]、心律失常 [n=8]、HIV 感染 [n=4]、慢性心力衰竭 [n=2]）。丙型肝炎病毒 (HCV) 是最常见的病因 (45.1%)，其次是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 (MASLD，33.0%)、酒精相关肝病 (ALD，27.7%) 和乙型肝炎病毒 (HBV，15.9%)。103 例患者 (25.9%) 具有多种危险因素。体能状态 (ECOG-PS) >0、大血管侵犯 (MVI)、肝外扩散和甲胎蛋白 (AFP) >400 ng/ml 分别见于 31.5%、32.7%、39.0% 和 28.0% 的患者。53 例患者 (13.4%) 在开始 atezo/bev 治疗后接受了非全身治疗，包括手术治疗（移植 n=8，切除 n=4）、经皮治疗 (n=9) 和经动脉治疗 (n=18) 或非肝脏定向放射治疗 (n=20)。
中位总生存期和无进展生存期分别为 20.4 个月（95% CI 17.8-23.0）和 9.6 个月（8.4-12.8）。ECOG-PS >0、MVI、AFP >400 ng/ml、ALBI 分级 >1 和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率 >3 是独立的阴性预后因素。
最常见的治疗相关不良事件 (AE) 包括疲劳 (45.1%)、高血压 (24.7%)、厌食 (17.1%) 和腹泻 (13.9%)。最常见的 3-4 级治疗相关 AE 为：高血压 (5.3%)、静脉曲张出血 (3.5%)、转氨酶升高 (2.8%) 和消化道非静脉曲张出血 (2.5%)。
结论： 真实世界研究结果证实了 atezo/bev 既往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数据。多种肝细胞癌危险因素、合并症以及与手术/局部治疗联合应用在临床实践中很常见，值得进行专门的研究。
摘要号：PO4-21
标题：影像学检测到的免疫相关不良事件在阿替利珠单抗联合贝伐单抗治疗的不可切除肝细胞癌中的预后价值
作者： Dong Ho Lee 韩国
背景与目的：IMbrave150 试验的成功使得阿替利珠单抗联合贝伐珠单抗成为不可切除肝细胞癌 (HCC) 患者的标准一线治疗方案，因为它显著提高了总生存期。该方案治疗期间发生的免疫相关不良事件 (irAEs) 与更好的预后相关。然而，irAEs 的影像学特征及其在阿替利珠单抗联合贝伐珠单抗治疗期间的潜在预后意义仍未得到充分探索。本研究旨在评估与 irAEs 相关的影像学表现及其对预后的影响。
方法：在这项回顾性队列研究中，纳入了连续接受阿替利珠单抗联合贝伐珠单抗作为一线治疗的不可切除 HCC 患者。回顾了在治疗过程中进行的所有可用影像学检查，以识别 irAEs。主要目标是表征提示 irAEs 的影像学表现，并评估这些表现与肿瘤反应和总生存期之间的相关性。进行统计分析以比较有和没有 irAEs 的患者之间的疾病控制率和生存结局。
结果：共纳入 2020 年 11 月至 2023 年 6 月期间接受治疗的 198 例患者（男性 168 例，女性 28 例，中位年龄 62.5 岁）进行分析。其中，27 例患者 (13.6%) 在影像学检查中出现 irAEs，包括肺部浸润 (n=15)、肠炎 (n=7)、肠系膜脂膜炎 (n=3) 和淋巴结炎 (n=2)。影像学检查发现的 irAEs 的存在与更高的疾病控制率显著相关（irAEs 患者为 100%，无 irAEs 患者为 67.3%；P<0.001）。此外，影像学检测到 irAEs 的患者的总生存率显著提高，估计 1 年和 2 年生存率分别为 84.9% 和 51.6%，而无 irAEs 的患者分别为 50.0% 和 22.8% (P<0.001)。
结论：不可切除 HCC 患者在接受阿替利珠单抗联合贝伐珠单抗治疗期间，通过影像学检查发现 irAEs 的发生与疾病控制和总生存期改善显著相关。
摘要号：PO5-02
标题：治疗期间 ALBI 分级和血清 PIVKA-II 变化驱动阿替利珠单抗-贝伐珠单抗 (ATZ/BEV) 治疗的病情稳定 (SD) 或进展 (PD) 的肝癌患者的临床结局
作者： Antonia Syriha 希腊
背景与目的： 根据 mRECIST 标准，大多数 (> 65%) 接受 ATZ/BEV 治疗的肝癌患者表现为 SD 或 PD，而关于这些患者的真实世界研究的临床结局数据很少。本研究旨在回顾性评估在真实世界条件下接受 ATZ/BEV 联合治疗的这些患者的总生存期 (OS)。
方法：评估了 2020 年 1 月至 2024 年 9 月期间接受 ATZ/BEV 联合治疗的 69 例组织学证实的不可切除晚期肝癌患者，并在基线和每 3 个治疗周期进行评估。数据截止时，有 4 例患者尚未评估疗效，15 例患者出现完全缓解 (CR, n = 2) 或部分缓解 (PR, n = 13)，而根据 mRECIST 标准，16 例患者表现为 SD，34 例患者表现为 PD。
结果： 截至 2024 年 10 月，在 50 例无治疗反应的患者（男性 39 例，中位年龄 68 岁，病毒性病因 23 例，静脉曲张 15 例，CRAFITY 评分 0/1/2 分别为 11/20/19 例，ALBI 分级 I/II/III 分别为 19/27/4 例）中，30 例死亡（SD 8 例，PD 22 例），20 例仍存活（SD 8 例，PD 12 例）。PD/SD 死亡患者的中位 OS 分别为 3.5 个月和 5.5 个月 (p = 0.288)，而 PD/SD 存活患者的中位 OS 分别为 9 个月和 10 个月 (p = 0.008，与死亡患者相比)。存活的 SD/PD 患者与死亡的 SD/PD 患者在所有评估的基线参数（年龄、性别、基线 AFP/PIVKA-II/CRP/CRAFITY、静脉曲张的存在、组织学亚型）方面均无显著差异，但 ALBI 分级除外（ALBI-I：13/20 vs 6/30，p = 0.004）。只有 ALBI 评分在第 3 个 (p = 0.037) 和第 6 个 (p = 0.05) 治疗周期后两组之间存在显著差异，以及第 6 个周期后 PIVKA-II 值的增加 (p = 0.009)。值得注意的是，第 6 个治疗周期后，存活和死亡的 SD 患者的中位 PIVKA-II 值存在显著差异（143 vs 19208，p = 0.01），存活的 PD 患者与死亡的 SD 患者相比也存在显著差异（383 vs 19208，p = 0.006），并且正如预期的那样，存活的 SD 患者与死亡的 PD 患者相比也存在显著差异（143 vs 12218，p = 0.048）。
结论： 基线和治疗期间的 ALBI 分级可以预测接受 ATZ/BEV 治疗的无应答晚期肝癌患者的临床结局。根据 mRECIST 标准的 SD/PD 可能需要重新评估，并考虑治疗期间的 PIVKA-II 值，以准确预测临床结局。
摘要号：PO5-12-YI
标题：接受阿替利珠单抗-贝伐珠单抗治疗的 HCV 肝硬化肝细胞癌患者的 DAA 治疗结局和安全性
作者： Leonardo Stella 意大利
背景与目的： 丙型肝炎病毒 (HCV) 感染是肝细胞癌 (HCC) 发生和发展的重要驱动因素。在 HCC 系统治疗期间同时进行 HCV 治疗尚未显示出一致的生存和疾病进展获益。本研究旨在评估 HCV 相关 HCC 患者接受阿替利珠单抗-贝伐珠单抗 (A/B) 治疗期间直接抗病毒 (DAA) 治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分析其对总生存期 (OS)、进展时间 (TTP)、无进展生存期 (PFS) 和肝脏失代偿率的影响。
方法：共纳入 2021 年至 2024 年期间接受 A/B 治疗的 135 例 HCV 相关肝硬化 HCC 患者，并根据 HCV 治疗状态分为三组：“主动清除”组（18 例），在 A/B 治疗期间接受 DAA 治疗并获得持续病毒学应答 (SVR)；“既往清除”组（95 例），在开始 A/B 治疗前至少 6 个月通过 DAA 或基于干扰素的方案达到 SVR；“未清除”组（22 例），未获得 SVR。
结果：19 例患者接受了 12 周的 SOF/VEL 治疗，SVR 率达到 94.7%，主要是由于 ALT 和 AST 水平升高 (94.4%)。在治疗过程中未发生与 DAA 治疗相关的不良事件。
与“未清除”组相比，“主动清除”组的中位 OS 显著改善，未达到终点（NA，95% CI：22.8–NA vs 20.0 个月，95% CI：15.5–NA；p = 0.026）。关于 TTP，“主动清除”组的中位 TTP 为 41.20 个月（95% CI：18.6–NA），而“未清除”组为 21.3 个月（95% CI：5.13–NA）（p = 0.008）。PFS 结果进一步支持了主动清除的益处，“主动清除”组的中位 PFS 为 41.17 个月（95% CI：22.80–NA），而“未清除”组为 7.76 个月（95% CI：4.53–NA）（p = 0.012）。相比之下，对于所有结局，“既往清除”组与“未清除”组相比均未显示出显著的生存获益。各组之间的肝脏失代偿率没有显著差异 (p > 0.05)，但“主动清除”组的失代偿事件仅发生在治疗期间和治疗完成后一个月内。
结论：DAA 治疗对接受 A/B 治疗的不可切除 HCC 患者是安全有效的。在 A/B 治疗期间进行 DAA 治疗可显著改善 HCV 相关 HCC 患者的 OS、TTP 和 PFS，这可能是通过免疫调节机制增强了 A/B 治疗效果。这在需要最大程度控制疾病的环境中尤其重要，例如肝移植患者的降期治疗。
摘要号：PO5-18-YI
标题：接受阿替利珠单抗/贝伐珠单抗治疗的不可切除肝细胞癌患者食管胃静脉曲张和静脉曲张出血的预测因素
作者： Sara Ascari 意大利
背景与目的： 阿替利珠单抗/贝伐珠单抗 (atezo/bev) 是不可切除肝细胞癌 (HCC) 的标准治疗方案。贝伐珠单抗可能会增加出血风险，引起人们对肝硬化患者静脉曲张出血的担忧。本研究旨在评估接受 atezo/bev 治疗的 HCC 患者食管胃静脉曲张、高危静脉曲张（根据 Baveno 标准）和静脉曲张出血的预测因素。
方法：分析来自 ARTE 数据库（2022 年 3 月至 2024 年 6 月）中 15 个意大利中心的回顾性收集数据。对治疗开始前 6 个月内接受过上消化道内镜检查 (UGE) 的患者进行 Logistic 回归分析，以评估静脉曲张的预测因素。进行竞争风险分析以评估静脉曲张出血的预测因素。
结果：在 ARTE 数据库中纳入的 317 例接受 atezo/bev 治疗的患者中，256 例近期进行过 UGE 检查，并被纳入本研究。研究人群的主要特征为：中位年龄 70 岁，男性 83%，病毒性病因 58%，Child-Pugh A 级 88%，ALBI 1 级 52%，肿瘤性门静脉血栓形成 (nPVT) 34.3%，巴塞罗那临床肝癌 C 期 59.9%。在治疗开始时，27.3% 的患者接受非选择性 β 受体阻滞剂治疗，5.8% 的患者接受过既往弹力带结扎术。
任何类型和高危静脉曲张的患病率分别为 32.0% 和 8.6%。静脉曲张的独立预测因素为：血小板计数 <150,000/mmc（OR 3.69，95%CI 2.06-6.61）、ALBI 分级 >1（OR 1.95，95%CI 1.09-3.48）和 nPVT（OR 1.78，95%CI 1.01-3.18）。高危静脉曲张与血小板计数 <150,000（OR 5.81，95%CI 1.91-17.67）和 ALBI 分级 >1（OR 2.44，95% CI 1.02-5.77）独立相关。9 例患者在随访期间发生静脉曲张出血（G3：n=6；G4：n=2；G5：n=1），12 个月的累积发生率为 3.5%。在竞争风险分析中，高危静脉曲张是静脉曲张患者出血的唯一相关因素（sHR 4.06，95% CI 1.14-14.46）。这些患者的 12 个月出血风险为 12.7%。
结论：静脉曲张出血的风险较低，但在基线时存在高危静脉曲张的亚组患者中，静脉曲张出血的风险不容忽视。所有患者在开始治疗前均应进行 UGE 检查：血小板计数 <150,000/mmc、ALBI 分级 >1 或肿瘤性门静脉血栓形成的患者发生静脉曲张的风险增加。
摘要号：PO6-05
标题：中期不可切除肝细胞癌患者接受仑伐替尼或阿替利珠单抗联合贝伐珠单抗治疗的生存预后因素
作者： Naoki Uchihara 日本
背景与目的：既往指南中，经动脉化疗栓塞术 (TACE) 是中期肝细胞癌 (HCC) 的主要治疗方法。然而，近年来，“TACE 难治”和“TACE 不适用”的概念逐渐确立，突出了全身治疗对 BCLC B 期 HCC 的潜在价值。本研究探讨了真实世界中 BCLC B 期 HCC 患者接受仑伐替尼 (LEN) 或阿替利珠单抗联合贝伐珠单抗 (AB) 治疗的生存预后因素。
方法：本研究纳入了 155 例在我院接受 LEN (n=66) 或 AB (n=89) 治疗的 BCLC B 期 HCC 患者。我们使用 Kaplan-Meier 方法和 Cox 比例风险模型回顾性分析了总生存期 (OS) 和无进展生存期 (PFS) 及其预测因素。
结果：AB 组患者中位年龄为 73 岁，男性占 74%，中位 ALBI 评分为 -2.25，73% 超过 up-to-7 标准。中位 OS 和 PFS 分别为 20.9 个月和 7.9 个月。LEN 组患者中位年龄为 75 岁，男性占 82%，中位 ALBI 评分为 -2.27，69% 超过 up-to-7 标准。中位 OS 和 PFS 分别为 22.8 个月和 6.9 个月。对于接受 AB 治疗且符合 up-to-7 标准的患者，只有基线 ALBI 评分与 OS 显著相关（HR 5.3，95%CI 1.2-22.9，p=0.03）。在符合 up-to-7 标准的 LEN 组中，没有发现与 OS 显著相关的因素。对于超过 up-to-7 标准的 HCC 患者，单因素分析显示基线 ALBI 评分（HR 2.8，95%CI 1.2-6.2，p=0.01）和肌酐水平（HR 0.1，95%CI 0.01-0.8，p=0.03）与 OS 显著相关。然而，多因素分析显示没有与 OS 显著相关的因素。在超过 up-to-7 标准的 LEN 组中，单因素分析发现基线 ALBI 评分、AFP ≥ 400 ng/mL 和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率 (NLR) 与 OS 显著相关。多因素分析显示，基线 ALBI 评分（HR 5.2，95%CI 1.5-18.8，p=0.009）和 NLR（HR 1.3，95%CI 1.0-1.6，p=0.049）是显著的独立因素。在两个治疗组中，最大肝内肿瘤直径和肿瘤数量均未对 up-to-7 标准的 OS 产生显著影响。
结论：对于 BCLC B 期 HCC 患者，全身治疗的结局不受最大肿瘤直径或肿瘤数量的影响。对于接受 LEN 治疗且超过 up-to-7 标准的 HCC 患者，NLR 和 AFP 等生物标志物对于优化治疗策略至关重要。
摘要号：PO6-11
标题：晚期肝癌患者应用阿替利珠单抗/贝伐珠单抗治疗期间服用他汀类药物：一项来自意大利前瞻性多中心数据库 ARTE 的倾向评分匹配队列分析
作者： Andrea Dalbeni 意大利
背景与目的： 他汀类药物已被认为可以通过调节血管生成、纤维化、炎症和肿瘤微环境来发挥抗癌作用，这引起了人们对其在慢性肝病 (CLD) 和肝细胞癌 (HCC) 化学预防中的临床应用的兴趣。然而，他汀类药物治疗对接受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的 CLD 相关 HCC 患者的影响仍然未知。本研究主要旨在评估他汀类药物对接受阿替利珠单抗和贝伐珠单抗 (A+B) 治疗的晚期 HCC 患者的总生存期 (OS) 和无进展生存期 (PFS) 的潜在影响。
方法：ARTE 数据集是一个回顾性维护的数据库，包括来自意大利 12 个三级医疗中心的 305 例接受 A+B 治疗的不可切除 HCC 患者。从原始队列中，进行了 1:1 倾向评分匹配，以平衡 63 例接受他汀类药物治疗的患者与未接受他汀类药物治疗的患者之间的潜在混杂因素。主要结局是 OS 和 PFS，次要结局包括全因死亡率、肝脏相关死亡率、治疗中断和肝脏失代偿事件的发生率。
结果：在 126 例匹配的患者中，75% 患有肝硬化，其中代谢功能障碍相关脂肪性肝病 (MASLD) 是最常见的病因。97 例患者 (32%) 患有糖尿病。他汀类药物使用者和非使用者之间在 OS、PFS 或肝脏相关死亡方面没有发现显著差异。此外，log-rank 检验显示，两组在因肝脏失代偿事件导致的治疗中断方面没有显著差异 (p=0.28)。
结论：在接受 A+B 治疗的晚期 HCC 患者中，他汀类药物的使用对 OS、PFS 或肝脏相关失代偿事件导致的死亡率或治疗中断的降低没有任何影响。
摘要号：PO7-05
标题：肝细胞癌患者阿替利珠单抗和贝伐珠单抗治疗后的系统治疗序列的真实世界分析：来自 IMMUreal 队列的见解
作者： Najib Ben Khaled 德国
背景与目的： 近年来，几种新的全身疗法的出现显著改变了晚期肝细胞癌 (HCC) 的治疗格局。尽管取得了这些进展，但阿替利珠单抗/贝伐珠单抗 (atezo/bev) 被批准作为优于索拉非尼的首选一线治疗方案，这引起了人们对晚期 HCC 最佳治疗顺序的不确定性。本研究旨在评估 atezo/bev 治疗后 HCC 的序贯治疗，并提供来自前瞻性真实世界队列的证据。
方法：我们报告了正在进行的 IMMUreal 队列的初步结果，该队列前瞻性地检查了 HCC 的免疫治疗，招募了来自巴伐利亚州两个三级中心的患者。在本分析中，纳入了 2020 年 6 月至 2023 年 12 月期间接受 atezo/bev 作为一线治疗的 124 例患者。在定义的预后亚组中评估了序贯治疗的结构和可行性。
结果：在这个真实世界队列中观察到的中位总生存期为 21.5 个月。只有 41.2% 的患者在 atezo/bev 治疗后继续接受二线全身治疗，并且符合进一步治疗条件的患者数量减少，只有 19.2% 的患者接受了三线治疗。二线和三线治疗的合格率下降与各线治疗之间较短的治疗持续时间有关。此外，在开始全身治疗后，观察到肝功能显著恶化，如 ALBI 和 Child-Pugh 评分所示。值得注意的是，接受的治疗线数与不良预后因素（如肝硬化、体能状态差、肝外扩散或大血管侵犯）之间没有相关性。
结论：一线治疗后的序贯治疗仅适用于一部分晚期 HCC 患者，而肝功能下降可能会限制进一步治疗的适用性。制定新的策略以提高多线治疗的有效性，同时保持肝功能，对于改善晚期 HCC 患者的预后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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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编辑：Kings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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