胆道癌是一类相对罕见的原发性恶性肿瘤。分子分析方面的最新进展为治疗预后不良的 BTC 患者揭示了新机会。一项发表在 The Oncologist 上面的文章分析了 BTC 的可靠预后因素和潜在的治疗靶点[1]，期望能为今后的胆道癌靶向治疗提供更多的治疗依据。【肿瘤资讯】整理如下，以飨读者。
研究背景
胆道癌(BTC)，包括胆管癌(肝内[iCCA]和肝门部[pCCA])和胆囊癌(GBC)，是相对罕见的原发性恶性肿瘤，预后较差。超过 50%的此类肿瘤在晚期才被诊断出来，并且无法切除。所有患者的 5 年生存率为 5%- 15%。常规化疗包括吉西他滨联合顺铂(GemCis)方案，仍然是 BTC 患者一线治疗推荐的主要治疗方法。然而，随着目前向分子治疗的转变，BTC 的基因变异越来越多地被认为是治疗的潜在靶点。分子分析方面的最新进展为治疗预后不良的 BTC 患者揭示了新的机会[2,3]。
最近，针对 FGFR 和 IDH1 突变的靶向疗法(如 pemigatinib、infigratinib 和 ivosidenib)因其在改善生存方面的有效性而获得了 FDA 批准。尽管过去十年精准医疗不断发展，但 BTC 的治疗仍需要进一步创 新。鉴于 iCCA、GBC 和 pCCA 之间的解剖学差异、它们的异质性、发病机制和基因组驱动因素，这种需求尤为明显。因此，人们对结合精准医疗方法确定 BTC 患者新的治疗目标产生了浓厚兴趣。
因此，在本研究中，我们评估了 BTC 中受体酪氨酸激酶（RTKs）、MET、HER2 和 EGFR 的表达水平和扩增，以确定它们是否是 BTC 的可靠预后因素和潜在的治疗靶点，重点关注这些 RTKs 共同表达的意义。
研究方法
患者和标本
我们回顾性地检查了 1991 年至 2016 年期间在汉阳大学医院进行外科手术时获得的 193 例 BTC 样本。患者符合组织学确诊的 BTC 的纳入标准，BTC 定义为胆囊和肝内、肝门周围胆管的肿瘤。
组织微阵列构建
S. J.S 和 Y.K.审查了苏木精-伊红切片，仔细选择并标记了最具代表性的无坏死和出血的肿瘤区域。从 193 个福尔马林固定石蜡包埋的原发性肿瘤中各获取一组标准的 2 个组织芯片(直径 3 毫米),并使用手动组织微阵列(TMA)仪器(Quick-Ray,Unitma,韩国首尔)组装成新的受体石蜡块。
免疫组化
免疫组织化学染色(IHC)是在 Ventana Benchmark XT 自动染色机(Ventana Medical Systems,Tucson,AZ,USA)上根据制造商的方案进行的。所用的一抗是抗 EGFR 小鼠单克隆抗体(克隆 3C6,Ventana)、抗 HER2 兔单克隆抗体(克隆 4B5,Ventana)和抗 C-MET 兔单克隆抗体(克隆 SP44,Ventana)。两位病理学家(S.J.S 和 Y.K)独立评估了 MET、HER2 和 EGFR IHC。MET 的免疫反应性使用 4 级系统进行评分。该系统是在先前对非小细胞肺癌 MET IHC 的研究中建立的。HER2 评分按照 ASCO/CAP 2018 进行。EGFR IHC 按照 EGFR pharmDx 方案进行评分。在本研究中，MET、HER2 和 EGFR 免疫染色水平为 2+或 3+的样本被归类为过表达阳性(图 1)。
原位杂交
根据制造商的协议，在自动化 Ventana BenchMarkXT 平台(Ventana)上进行 MET 和 HER2 银染原位杂交(SISH)。
统计分析
统计分析为分析临床病理特征与 MET 或 HER2 基因扩增及 MET 或 HER2 蛋白表达的关系，适当时采用卡方检验或 Fisher 精确检验分析。采用 Kaplan-Meier 生存曲线测定无复发生存期(RFS)和总生存期 (OS)，采用 log-rank 检验比较差异。采用 Cox 回归模型进行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采用 Cox 比例风险回归模型评价独立预后意义。所有统计分析均采用 4.2.0 版R 软件进行。P <0.05 认为有统计学意义
研究结果
结果共纳入 193 例 BTCs，其中 GBC 137 例，pCCA 29 例，iCCA 27 例。其中男性 95 例(49.2%)，女性 98 例(50.8%)，年龄分布均匀。GBC 组中女性略多(男性 vs. 女性，43.0% vs. 57.0%)，但 pCCA 组(男性 vs. 女性，65.5% vs. 34.5%)和 iCCA 组(男性 vs. 女性，63.0% vs. 37.0%)中男性居多。
MET、HER2 和 EGFR 之间的相关性
当结合 MET 和 HER2 扩增结果时，15 例患者(7.8%)同时出现 MET 扩增和 HER2 扩增。19 例患者显示 MET 和 EGFR 均扩增和过度表达。26 例患者显示 HER2 和 EGFR 均扩增和过度表达。在所有患者中， MET 扩增与 HER2 扩增(P<0.001)、EGFR 过表达(P=0.001)显著相关。HER2 扩增状态也与 EGFR 过表达(P=0.003)显著相关。在 GBC 组中，MET 扩增与 HER2 扩增(P<0.001)以及 EGFR 过表达(P<0.001)显著相关。HER2 扩增和 EGFR 过表达也显示出显著相关性(P=0.001)。在 pCCA 和 iCCA 组中未发现MET、HER2 扩增和 EGFR 过表达之间有显著关联。
174 例 BTC 病例中有 34 例(19%)显示 RTKs 同时表达，其中12 例(7%)为 MET+/HER2+/EGFR+,12例(7%)为MET-/HER2+/EGFR+,7例(4%)为 MET+/HER2-/EGFR+,以及3例(2%)为 MET+/HER2+/EGFR-。GBC 组12 例(10%)的3 种 RTK 均阳性，16 例(14%)的 2 种RTK 均阳性，pCCA 组和 iCCA 组均未出现三重阳性病例。
与临床病理因素的相关性
在所有患者中，MET 扩增和 EGFR 过表达与肿瘤较大(P=0.029 和 P=0.014)、组织学分化不良(P=0.015和 P=0.023)、晚期 pT 分期(P<0.001 和 P=0.003)、淋巴结转移(P=0.029 和 P=0.012)和晚期 AJCC 分期(P<0.001，P=0.004)显著相关。EGFR 在浸润性或肿块形成性大体组织学类型中也过度表达 (P=0.025)。HER2 扩增与肿瘤较大(P=0.031)、淋巴结转移(P=0.037 和晚期 AJCC 分期(P=0.025)显著相关，但与组织学分级不良无关(P=0.514)。此外，MET、HER2 和 EGFR 的扩增和过度表达与其他组织学类型显著相关，例如腺鳞癌或肉瘤样癌(P 分别为 0.025、0.029 和<0.001)(表 1)。
表 1 胆道癌(n=193)患者 MET 扩增、HER2 扩增或 EGFR 过表达与临床病理学特征之间的相关性
在 GBC 组中，MET 扩增也与肿瘤较大、组织学分化差、晚期 pT 分期、淋巴结转移、晚期 AJCC 分期和神经周围侵犯显著相关(所有 P<0.05)。HER2 扩增与组织学类型相关(P=0.024)，但与肿瘤大小、淋巴结转移或晚期 AJCC 分期无关。EGFR 过表达与组织学类型、低组织学分级、晚期 pT 分期、淋巴结转移和晚期 AJCC 分期显著相关(所有P<0.05)。
在 pCCA 组中，HER2 扩增与淋巴结转移(P=0.034)和晚期 AJCC 分期(P=0.010)显着相关，但与其他基因和临床病理因素之间没有任何关联。
在 iCCA 组中，MET 扩增与晚期 pT 分期(P=.003)和晚期AJCC 分期(P=0.011)。其他基因与临床病理因素之间无显著相关性。
BTC 中的蛋白质表达、基因扩增和患者生存之间的关联
在所有患者中，EGFR 表达是 OS 和 RFS 的预后因素(P=0.045 和 P=0.047)。此外，MET 扩增与总体生存率显著相关(P=0.024)。HER2 扩增与 RFS 显著相关(P=0.041)。组织学分级(P=0.001 和P=0.002)、晚期 pT 分期(均 P<0.001)、淋巴结转移(P<0.001 和P=0.002)、远处转移(均 P<0.001)、晚期 AJCC 分期(均 P<0.001)、淋巴血管侵犯(均 P<0.001)和神经周围侵犯(均 P<0.001)分别被发现是较差 RFS 和 OS的预后因素。
在 GBC 组中，对所有患者的一般预后因素进行单变量分析，结果均相似。MET 扩增与 OS 显著相关 (P=0.029)。HER2 扩增与 OS 和 RFS 均显著相关(P=0.026 和 P=0.010)。单变量分析未发现 EGFR 过表达与 GBC 生存率之间有统计学意义。
在 iCCA 组中，MET 扩增与 OS 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P=0.014)，但与 RFS 无相关性。尽管EGFR 过表达与 OS 没有显著关联，但预后有恶化趋势。pCCA 组中任何基因表达与 OS 或 RFS 均无统计学意义。
在多变量模型中，组织学分级的预后作用通过 Kaplan-Meier 分析得到证实，结果显示所有 BTC 的 OS 明显较短。然而，MET 或 HER2 扩增在所有患者和 GBC 组的多变量分析中未显示生存差异。
我们还研究了 BTC 中这些 RTK 的共同表达与 OS 和 RFS 之间的关联。在所有患者(表 2;图 1A 和 B)和 GBC 组中(表 2;图 1C 和 D)，HER2 和 EGFR 双阳性患者的 OS 和 RFS 明显较短。进行了多变量分析，但未发现统计学上显著的相关性(未显示数据)。未观察到生存率(OS 和 RFS)与任何其他 RTK 阳性组合之间的相关性(未显示数据)。
表 2 胆道癌（n=193）和胆囊癌（n=137）患者 OS 和 RFS 的单变量 Cox 分析
图 1 所有胆道癌患者的 Kaplan-Meier 生存曲线（A,B）和胆道癌患者的 Kaplan-Meier 生存曲线
研究结论
我们的研究表明，靶向细胞表面rtk可能是治疗 BTC 的一种潜在策略。RTK 扩增或过表达与不良临床病理特征相关，EGFR 和 HER2 双阳性患者的生存期明显较短。这些结果表明 rtk 可能是 BTC 中可操作的药物靶点，强调了靶向多个 rtk 而不是依赖单一治疗的重要性，特别是在共表达的情况下。总的来说，这些发现对 BTC 的精准医疗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1. Kim Y, Jee S, Kim H, et al. EGFR, HER2, and MET gene amplification and protein expression profiles in biliary tract cancer and their prognostic significance. The Oncologist.2024;XX:1-10.
2. DeOliveira ML, Cunningham SC, Cameron JL, et al. Cholangiocarcinoma: thirty-one-year experience with 564 patients at a single institution. Ann Surg.2007;245(5):755-762.
3. Anderson C, Kim R. Adjuvant therapy for resected ex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and future directions. Cancer Treat Rev.2009;35(4):322-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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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批编码：CN-140096
有效期至：202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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