肺癌是中国发病率与死亡率最高的癌症，是严重威胁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疾病之一。数据显示，在2020年的全球肺癌新发病例中，约有37%来自中国。而在因肺癌死亡的病例中，中国病例约占其中的39.8%。正因如此，针对肺癌的有效治疗方案的制定和实施显得尤为重要，建立中国自己的指南体系亦势在必行。
中国抗癌协会（CACA）作为我国肿瘤学界历史最久、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国家一级协会，勇担重任，集结数名权威专家制定了首部《中国肿瘤整合诊治指南》(下文简称《CACA指南》)，囊括53种肿瘤和相关诊治技术。该指南基于中国人肿瘤疾病特征，结合国际和国内临床研究结果，兼顾医疗可及性，体现整合思维，为中国肿瘤规范化诊疗提供了更加精准的依据。
为进一步提高中国恶性肿瘤的规范化诊治水平，促进中外肺癌领域顶尖专家交流与合作，2024年1月6日，“CACA指南中国行-肺癌国际大师学术交流项目”在杭州成功开展。本次大会由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周建英教授、浙江省肿瘤医院范云教授担任会议主席，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李雯教授、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周建娅教授、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孙晓南教授、浙江省肿瘤医院余新民教授以及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医院吴宏成教授共同担任会议主持，国内众多大咖围绕非小细胞肺癌（NSCLC）临床诊疗和CACA指南解读进行了精彩的分享与讨论。
NSCLC指南共识分享
会议上半场在李雯教授和周建娅教授的主持下进行，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兰芬教授首先进行了主题为“《非小细胞肺癌MET免疫组织化学检测和判读标准中国专家共识(2023版)》解读”的报告分享。兰芬教授主要围绕MET蛋白过表达检测的临床意义和适用人群；MET IHC检测方法和流程；MET IHC检测结果判读标准；MET IHC检测报告规范；MET IHC检测的质量控制等5个话题进行阐述。
兰芬教授认为，多项临床研究结果显示，伴有MET蛋白过表达的EGFR-TKI耐药患者能从EGFR-TKI联合MET抑制剂的双靶治疗中获益。因此EGFR‑TKI耐药的晚期NSCLC患者，推荐使用IHC进行MET过表达检测。而《非小细胞肺癌MET免疫组织化学检测和判读标准中国专家共识(2023版)》是全球首个MET IHC检测共识，对MET IHC检测的临床意义、检测人群、检测流程、判读标准及检测报告形式进行了规范，具有指导意义。
总体来说，这一共识对于非小细胞肺癌在EGFR-TKI耐药后的MET过表达检测提供了全面的指南，对临床医生和病理专家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MET IHC检测可参照本共识，建议使用循证医学证据充足的抗MET抗体（SP44、D1C1、3077 抗体等），判读参考Clinical Score标准，检测报告应包含不同染色强度MET阳性肿瘤细胞百分比。
随后，中国科学院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李晖教授进行了主题为“CACA指南解读-驱动基因阳性NSCLC的治疗”的报告分享。李晖教授主要围绕肺癌的流行病学及诊断；早期及局部晚期驱动基因阳性NSCLC的治疗；晚期驱动基因阳性NSCLC的治疗等三个话题进行阐述。
首先，关于肺癌流行病学，肺癌在全球肿瘤病发中排名第二，死亡率却居首位，中国的情况也是如此。肺癌发病率和死亡率在过去几十年里持续上升，显示出疾病负担的加重。肺癌筛查在早诊早治中至关重要。CACA指南推荐的筛查人群为50-74岁，长期吸烟者或戒烟不超过15年者，以及其他高危人群。推荐的筛查技术是低剂量CT，筛查频率为每两年一次。
在肺癌诊断方面，CACA指南提出六个方面的考虑，包括病理学诊断、影像学检查、血清学诊断，并基于第8版AJCC的分期进行精准诊断。关于早期和局部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治疗，手术仍是一期治疗的标准，而对于EGFR阳性患者，Ib期可考虑奥希替尼辅助治疗。II期分为可手术和不可手术，III期则更为复杂，分为可切除、临界可切除和不可切除三种情况。
而晚期驱动基因阳性患者的治疗涉及多种驱动基因，包括EGFR、MET14跳跃、ROS1、ALK等。治疗选择多样，涵盖一代至三代靶向药物，以及化疗和抗血管治疗。
最后，CACA指南还强调了患者康复治疗的重要性，包括术后教育、功能康复训练、疼痛处理和心理调节等，体现了中西医结合的治疗理念。尤其是对于未接受根治性治疗的晚期肺癌患者，越来越多地强调肿瘤康复的重要性，这可能是未来肺癌治疗的一个重要方向。
会议上半场讨论环节，主要围绕驱动基因阳性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诊疗以及驱动基因阳性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长期管理两个话题展开。
第903医院王喜教授：自从IPASS研究以来，靶向治疗已成为肺癌治疗的一个里程碑，尽管目前免疫治疗受到关注，但靶向治疗依旧是肺癌治疗中的关键环节。它不仅提高了疗效，减轻了不良反应，而且在卫生经济学角度上更为高效。目前，靶向治疗的主要挑战在于延缓和克服耐药。对于MET等耐药机制，细分靶点治疗是关键。通过联合不同治疗手段，包括新型ADC药物，我们有望在未来实现更精准的治疗。
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医院余碧芸教授：驱动基因阳性患者的长期管理，特别是随访和康复指导，是我们目前关注的重点。对于晚期患者来说，定期全身检查是必要的，但也要避免过度检查。在发现进展后，再次组织检测和耐药基因检测是关键。MET过表达的免疫组化检测值得重视，但费用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嘉兴市第一医院李娜教授：针对MET检测，目前我们医院主要进行NGS检测，但希望能与病理科联合进行免疫组化和FISH检测。而对于三期病人的治疗转化问题，化疗+免疫新辅助治疗后，一些病人可以转为手术治疗。此外，对于晚期患者，如何在进展时选择合适的治疗是一个重要问题。
桐乡市第一人民医院来雷教授：MET免疫组化的应用是一个重要进步，它不仅有助于发现更多的病例，而且能够为患者节省检测费用。此外，随着患者生存时间延长，经济压力成为一个挑战，定期检测的可负担性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
永康市第一人民医院林莉教授：驱动基因阳性非小细胞肺癌的诊疗是呼吸科的一个重点病种。在诊疗过程中，我们需基于临床和指南来规范诊断和个性化治疗，同时进行全程管理。特别是在二期EGFR阳性病例中。三期的MDT对临床决策有极大帮助。对于四期患者，我们需要结合患者病情和药物的安全性、可及性来规划治疗，以获得更好的OS和PFS。在长期管理中，重点是在耐药后进行再次活检和基因检测，以做出更好的临床决策。
丽水市人民医院汪笑秋教授：在肿瘤精准靶向治疗时代，EGFR的作用尤为重要。我们的目标是让患者活得更好、更长。对于患者，尤其是ADAURA研究中的Ib~IIIa期患者，我们看到OS、PFS都获益。对于II期患者，作为辅助治疗也得到了认可。
范云教授：对于EGFR耐药后的患者，怎么提供更好的生活质量和生存是一个现实问题。再次活检非常重要，以及适当的标本、适当部位的活检，进一步分析是关键。对于MET过表达的发现和靶向治疗，我们有许多选择，并且即将有更多。对于MET信号的抑制，我们看到PFS能达到6.8个月。关于赛沃替尼和奥希替尼的联合使用，若两种药物都可用，怎么选择是未来的一个重要话题。
NSCLC靶向治疗热点探讨
会议下半场，在孙晓南教授、余新民教授、吴宏成教授的主持下，湖州市中心医院谢忠海教授首先进行了主题为“NSCLC围术期治疗热点争议与突破”的报告分享。谢忠海教授主要围绕辅助靶向治疗和新辅助免疫治疗两个话题进行阐述。
谢忠海教授认为，关于术后辅助治疗，ADAURA研究证实，针对EGFR敏感突变的患者，接受奥希替尼辅助治疗，可以显著延长DFS、降低局部及远处转移风险，改善中枢神经系统复发，并具有良好的安全性，支持其作为EGFR敏感突变患者辅助治疗标准方案选择。ADAURA研究宣布达到OS终点后，化疗不再是NSCLC辅助治疗中唯一具有高级别OS获益证据的治疗手段，辅助化疗在大部分ⅠB-ⅢA期患者中的治疗角色应得到重新审视，以保护患者生存质量。
而对于合并高危病理因素且处于较晚分期，携带RB1突变等特殊人群，应重视奥希替尼辅助治疗前应用辅助化疗的必要性，并积极开展临床研究进行探索；MRD持续阴性超过18个月的患者可能是肺癌R0术后的潜在治愈人群。尽早靶向MRD进行辅助治疗，或成为早期肺癌实现治愈的希望之路。小样本研究已显示，相比观察，第三代TKI可显著改善Ⅰ期患者5年DFS率和OS率。
而针对术前新辅助治疗，CheckMate-816研究3年随访数据显示，新辅助纳武利尤单抗+化疗较化疗持续改善EFS，替代终点EFS获益转化为OS获益的可能性正在增加。AEGEAN研究进一步证实，与单独使用新辅助化疗相比，围手术期度伐利尤单抗+新辅助化疗显著改善了可切除NSCLC患者的EFS（ HR=0.68）和pCR（差异值=13%）且在各预定义的各亚组中显示一致获益。围术期度伐利尤单抗+新辅助化疗的安全性可控，是可切除NSCLC患者的潜在新疗法。可以看到，新辅助免疫治疗与术后辅助治疗结合的优势。这些研究提供了新的治疗方案，包括免疫治疗的安全性和效果评估。总的来说，围手术期的治疗需要更多规范化的治疗方案，以确保合适的患者获得最佳治疗效果，同时避免过度医疗。
随后，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叶进燕教授进行了主题为“NSCLC治疗领域中的ADC药物研究进展”的报告分享。叶进燕教授主要围绕ADC在肺癌中的研发现状，和ADC未来的探索方向两个话题进行阐述。
叶进燕教授认为，过去20多年，靶向和免疫治疗大大改善了肺癌的预后。但是，靶向治疗不可避免的耐药，及仅有少部分人群可从免疫治疗中长期生存获益，靶向/免疫治疗在肺癌领域已达瓶颈，继续创新作用机制的药物和联合治疗带来突破。
ADC作为一种新型治疗策略，在肺癌中具有重要应用前景，ADC由三部分组成：抗体（Antibody），药物（Drug）和连接子（Linker），旨在提高化疗的有效性并减少毒副作用。肺癌因特异性表达多种异常抗原，成为ADC开发的火热领域，T-DXd继在乳腺癌领域闪亮登场，也成为肺癌领域第一个获批的ADC。同时，针对TROP2/HER3/CEACAM5 ADC也显示出初步抗肿瘤活性和安全性。
当然，目前ADC药物也面临一些挑战，包括耐药问题和联合疗法的探索，以及未来ADC药物的发展方向，如新靶点的发现和药物的结构优化。总的来说，ADC药物在肺癌治疗中具有相当大的潜力，未来需要进一步开展临床研究来评估这些药物的疗效和安全性。
最后，萧山区第一人民医院林丽教授分享了1个精彩的病例，重点讨论了该患者的全程管理和治疗过程。林丽教授重点关注如何处理在EGFR驱动基因阳性患者中出现的挑战，以及在治疗过程中遇到的费用等问题。
这位82岁的男性患者因胸痛入院，经过初步检查，包括CT扫描和胸腔积液检测，被诊断为非小细胞肺癌。患者进行的一系列检查，包括肿瘤标志物、生化检查、影像学检查等。患者的基因检测显示了EGFR L858R突变的存在，这是一种常见的肺癌驱动突变.
治疗方面，患者最初接受了一代EGFR-TKI（埃克替尼），但由于副作用，后来转为使用三代TKI（阿美替尼），而三代TKI耐药后由于MET扩增进使用了阿美替尼联合赛沃替尼治疗。林丽教授指出，虽然患者对治疗有良好的初期反应，但后来出现了病情进展。随后进行的基因检测显示了MET扩增和EGFR扩增的存在，这可能是耐药的原因。
林教授的这个病例展示了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管理的复杂性和挑战性，特别是在处理耐药和选择最佳治疗方案方面。她的分享不仅提供了对这一疾病深入理解的窗口，也强调了临床医生在个体化治疗中的重要角色。
下半场讨论环节，主要围绕少见驱动基因非小细胞肺癌配向治疗进展-MET/ADC以及FROM WCLC/ ESMO TO FUTURE,下一年关注的临床研究，两个话题展开。
西湖大学附属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沈凌教授分享了自己的临床经验，特别是在使用MET抑制剂治疗非小细胞肺癌患者时的观察。她提到了一位80多岁的患者，强调了胃肠道反应作为MET抑制剂使用中的一个主要副作用。沈教授建议对于年龄较大的患者，从小剂量开始治疗可能更为合适，尽管她也提出了关于长期预后的不确定性，并期待更多的真实世界数据来进一步探讨这一点。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刘青教授特别关注了围手术期的治疗、ADAURA临床研究，以及对EGFR突变患者的术后辅助化疗的效果。刘教授对于术后治疗的策略提出了一些思考，特别是针对合并突变的患者。此外，她还关注了ADC药物的发展，特别是linker的可降解性和不可降解性对药物效果的影响。
丽水市中心医院王永辉教授谈到了围手术期治疗中对于早期肺癌患者化疗的必要性，提出MRD（最小残留病）检测可能在临床决策中发挥作用。他还分享了自己对ADC药物的看法，强调了其在临床上的显著效果，并期待未来以ADC为中心的联合治疗策略。针对MET扩增的病例，王教授提出了免疫组化检测的重要性，并讨论了这些检测在确定治疗效果的原因方面的作用。
丽水市人民医院彭旭阳教授从胸外科医生的角度出发，强调了对局部晚期肺癌患者进行综合治疗的重要性。他认为，手术虽然是胸外科医生的主要工作，但对于晚期患者而言，综合治疗对于改善总生存期(OS)至关重要。彭教授还提到，基因检测在肺癌治疗中的应用需要更加规范，特别是对于1b期之后的患者。他认为，在经济条件相对落后的地区，对于少见突变的关注程度可能不足，这是今后工作中需要加强的一个方面。
杭州市萧山区中医院曹建标教授表示，在萧山这样的县级医院，临床诊疗面临的挑战包括有限的检测资源和经济条件，以及如何处理耐药和不耐受情况。他特别提到了他的经历和患者案例，包括使用赛沃替尼+TKI治疗的患者。
丽水市中心医院蔡大霞教授讨论了ADC药物在非小细胞肺癌治疗中的应用和前景，特别强调了其针对少见驱动基因的有效性。她还关注了肺癌病理类型在TKI治疗后可能发生的转换，以及如何处理疗法带来的挑战。
总结
周建英教授在会议的最后进行了总结性发言，强调了多学科团队（MDT）在非小细胞肺癌治疗中的重要性。周建英教授的发言强调了在非小细胞肺癌治疗中，医生和医院需要采取积极主动的策略，包括提供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参与新药的研究和应用、以及教育患者和社会。他强调了通过这样的努力，可以为肺癌患者创造更好的治疗结果和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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