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于经多线治疗的RAS、BRAF野生型转移性结直肠癌(mCRC)患者,如何在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靶向治疗耐药后重新获得治疗获益,是临床关注的重要问题。近年来,液体活检指导的抗EGFR再挑战策略展现出一定应用前景,但能够进一步预测疗效的临床指标仍不明确。Ciardiello等人在ESMO Gastrointestinal Oncology期刊发表一项合并分析,整合CAVE-GOIM和CAVE-2 GOIM研究中180例患者的个体数据,探索西妥昔单抗单药及联合Avelumab再挑战的潜在预测因素。研究发现,在西妥昔单抗联合Avelumab治疗患者中,无肝转移及较长的抗EGFR停药间隔与更好的无进展生存结局相关,为进一步优化患者筛选策略提供了研究依据[1]。
研究背景
抗EGFR单抗是经分子筛选后mCRC患者的重要治疗选择。然而,随着治疗持续,肿瘤可能出现获得性耐药,限制患者长期获益。既往研究发现,停止抗EGFR治疗后,部分耐药克隆可随时间逐渐衰减,使肿瘤重新获得治疗敏感性,为抗EGFR再挑战提供生物学依据[2]。
目前,基于循环肿瘤DNA(cctDNA)检测排除相关耐药突变,已成为抗EGFR再挑战患者筛选的重要策略。既往Ⅱ期研究显示,抗EGFR再挑战的客观缓解率(ORR)约为10%~30%,无进展生存期(PFS)约为4~6个月,总生存期(OS)约为11~16个月。然而,除分子状态外,肝转移、腹膜转移及抗EGFR停药间隔等临床因素能否进一步帮助识别获益人群,仍缺乏一致结论。
CAVE-GOIM研究初步显示,西妥昔单抗联合抗程序性死亡配体1(PD-L1)单抗Avelumab具有一定抗肿瘤活性。随后开展的CAVE-2 GOIM研究进一步比较了联合方案与西妥昔单抗单药的疗效。基于上述研究,研究团队开展个体患者数据合并分析,以探索影响再挑战治疗结局的临床因素。
研究设计
本研究整合两项Ⅱ期临床试验的个体患者数据:单臂CAVE-GOIM研究(NCT04561336)及随机CAVE-2 GOIM研究(NCT05291156)。纳入患者均为既往接受抗EGFR一线治疗并达到完全缓解或部分缓解、后来发生疾病进展的mCRC患者;患者还需接受至少一线不含抗EGFR药物的后续治疗,且抗EGFR停药间隔不少于4个月。
为降低分子耐药机制及免疫治疗相关因素的干扰,本次分析仅纳入经ctDNA检测确认RAS、BRAF及EGFR胞外结构域野生型,且具有微卫星稳定(MSS)肿瘤的患者。
治疗方案包括西妥昔单抗单药或西妥昔单抗联合Avelumab。西妥昔单抗采用400 mg/m²负荷剂量,随后每周250 mg/m²;Avelumab在CAVE-GOIM研究中采用10 mg/kg、每2周一次,在CAVE-2 GOIM研究中采用800 mg固定剂量、每2周一次。
研究重点分析年龄、性别、体能状态、原发肿瘤位置、转移部位及抗EGFR停药间隔等因素与PFS和OS的关系。停药间隔以总体人群中位数16个月为界进行分组。
研究结果
基线特征:共180例患者符合分析标准,其中136例接受西妥昔单抗联合Avelumab,44例接受西妥昔单抗单药。总体人群中位年龄63岁,男性占62.2%,左半结直肠原发肿瘤占90.6%。110例(61.1%)存在肝转移,117例(65.0%)存在肺转移,46例(25.6%)存在腹膜转移。抗EGFR停药间隔中位数为16个月。
总体疗效:中位随访23个月,180例患者中170例(94.4%)发生疾病进展,112例(62.2%)死亡。总体人群中位PFS(mPFS)为4.85个月(95% CI:4.30~5.70个月),中位OS(mOS)为15.1个月(95% CI:12.9~18.8个月); ORR为10.6%,疾病控制率(DCR)为68.9%。
接受西妥昔单抗联合Avelumab的患者,mPFS为5.00个月,mOS为15.7个月,ORR为11.0%,DCR为71.3%。西妥昔单抗单药组的mPFS为4.80个月,mOS为12.9个月,ORR为9.1%,DCR为61.4%。需要注意的是,既往CAVE-2 GOIM随机研究中,联合方案相较单药虽呈现数值改善,但差异未达到统计学显著性,不能据此认定联合治疗更优。
肝转移与PFS:在联合治疗组中,肝转移患者的mPFS为4.29个月,无肝转移患者为6.75个月。单因素分析显示,肝转移与更短PFS显著相关,风险比(HR)为2.19(95% CI:1.51~3.20,P<0.001)。多因素分析中,这一关联仍具有统计学意义(HR=2.13,P<0.001)。

抗EGFR停药间隔与PFS:联合治疗组中,停药间隔≤16个月患者的mPFS为4.3个月,>16个月患者为6.0个月。较短停药间隔与更高疾病进展风险相关,单因素分析HR为1.62(95% CI:1.13~2.31,P=0.008);多因素分析结果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20)。
转移部位与OS:联合治疗组中,肝转移患者的mOS为14.8个月,无肝转移患者为20.5个月;腹膜转移患者的mOS为13.0个月,无腹膜转移患者为19.9个月。多因素分析显示,肝转移(HR=1.70,P=0.032)及腹膜转移(HR=1.73,P=0.027)均与较短OS独立相关。
单药组探索性分析:在44例接受西妥昔单抗单药治疗的患者中,研究未发现所分析的临床因素与PFS或OS存在统计学显著关联。
研究者说
分子筛选奠定再挑战基础,临床因素有望进一步优化患者选择
抗EGFR再挑战的核心在于识别仍可能对EGFR抑制敏感的患者。ctDNA检测能够帮助排除RAS、BRAF及EGFR胞外结构域相关耐药突变,为再挑战提供分子依据。
本研究纳入180例经分子筛选的患者,总体mPFS约5个月、mOS约15个月,进一步支持抗EGFR再挑战在特定mCRC人群中的潜在临床价值。值得注意的是,西妥昔单抗单药组未发现明确的临床预测因素,而联合Avelumab组中,肝转移状态及停药间隔与治疗结局存在关联。这提示不同再挑战方案可能需要不同的患者筛选策略,但相关差异仍有待前瞻性验证。
肝转移状态值得关注,或影响免疫联合治疗获益
肝脏不仅是结直肠癌常见的转移部位,也可能通过形成免疫抑制性肿瘤微环境,影响免疫治疗效果。既往研究提示,肝转移可能与微卫星稳定型mCRC患者接受免疫治疗后的较差结局相关[3]。
本研究发现,在西妥昔单抗联合Avelumab组中,无肝转移患者的PFS和OS均优于肝转移患者,而单药组未观察到类似的统计学关联。因此,肝转移状态可能成为联合方案患者筛选时值得考虑的因素。
不过,肝转移本身也可能反映疾病预后差异。现有分析尚不足以证明其为特异性的治疗预测生物标志物,仍需结合随机对照研究及转化医学分析进一步确认。
停药间隔与疗效相关,但最佳再挑战时机尚未明确
既往研究认为,停止抗EGFR治疗后,部分耐药克隆可能逐渐衰减,为再次使用抗EGFR单抗创造条件。本研究中,联合治疗组停药间隔>16个月患者的mPFS达到6.0个月,优于停药间隔≤16个月患者的4.3个月,提示停药间隔可能具有一定的患者分层价值。
但16个月是根据本研究总体人群的中位数确定的探索性截断值,并非经过验证的最佳再挑战时间。此外,既往CHRONOS等研究对停药间隔与疗效关系的观察并不一致。因此,不能仅凭停药时间决定是否开展再挑战。
未来,结合更全面的ctDNA分子检测、肝转移状态及动态临床特征,有望进一步优化抗EGFR再挑战的患者选择。研究团队也已开展ROMANCE-GOIM随机Ⅱ期研究(NCT07381764),探索更严格分子筛选条件下西妥昔单抗联合伊立替康的治疗价值。随着更多前瞻性证据积累,抗EGFR再挑战有望向更加精准的个体化治疗迈进。
[1] Ciardiello D, Martini G, P et al. Predictive biomarkers for cetuximab-based rechallenge therapy in metastatic colorectal cancer: a pooled analysis of the CAVE and CAVE-2 GOIM studies. ESMO Gastrointest Oncol. 2026 Aug 10;13(Pt B):100398. doi: 10.1016/j.esmogo.2026.100398.
[2] Parseghian CM, Loree JM, Morris VK, et al. Anti-EGFR-resistant clones decay exponentially after progression: implications for anti-EGFR re-challenge. Ann Oncol. 2019;30(2):243-249. doi:10.1093/annonc/mdy509.
Parseghian CM, Loree JM, et al. Anti-EGFR-resistant clones decay exponentially after progression: implications for anti-EGFR re-challenge. Ann Oncol. 2019 Feb 1;30(2):243-249. doi: 10.1093/annonc/mdy509.
[3] Pakvisal N, Pappas L, et al. Effect of Liver Metastases on Survival in Microsatellite-Stable Metastatic Colorectal Cancer Treated with 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s. Cancer Res Commun. 2026 Feb 1;6(2):340-349. doi: 10.1158/2767-9764.CRC-25-0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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