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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We Treat・江苏省人民经验」第十五期丨精准分层,动态施治:共探MCL一线治疗的排兵与守城之道

10月16日

整理:肿瘤资讯

来源:肿瘤资讯

套细胞淋巴瘤(MCL)是一类高度异质性的成熟B细胞非霍奇金淋巴瘤,临床病程兼具侵袭性与惰性特征,患者预后差异显著。传统诊疗模式下,风险分层多依赖临床指标与形态学评估,治疗选择以年龄和体能状态为核心依据。近年来,随着BTK抑制剂、BCL-2抑制剂、双抗及CAR-T细胞疗法等新型治疗手段不断涌现,MCL的治疗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如何基于分子分型精准识别高危人群、个体化匹配一线治疗方案、通过MRD动态监测优化全程管理,成为当前血液肿瘤领域的核心议题。


2026年10月13日,由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主办的「How We Treat・江苏省人民经验」第十五期学术会议以线上形式顺利举办。本次会议由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江苏省人民医院)徐卫教授担任会议主席,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江苏省人民医院)尹华教授担任主讲嘉宾作学术分享,同时特邀广东省人民医院李文瑜教授、山东省肿瘤医院李增军教授、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蒋明教授、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姜志平教授、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杨春梅教授五位国内淋巴瘤领域资深专家,围绕MCL一线治疗的风险分层、方案选择、MRD应用及维持管理等关键问题展开深度研讨。












主席致辞












会议伊始,本次会议主席、江苏省人民医院徐卫教授首先致开场辞,向线上各位同道与专家致以欢迎。

徐卫 教授

徐卫教授指出,MCL是一类异质性极强的血液肿瘤,从形态学、分子特征到临床进程均存在差异,这也使得风险分层成为MCL全程管理的逻辑起点。如何将风险分层工具真正落地到临床实践,在年轻/老年、标危/高危等不同人群中合理选择方案、优化治疗策略,已成为当前血液肿瘤领域迫切需要解答的核心问题。在本次会议中,期待各位专家结合临床经验充分交流,为同道带来前沿视角与实践参考。



从分子分层到临床布局

系统解析MCL的一线诊疗路径




尹华教授以“MCL一线战役的‘排兵’与‘守城’——起于青萍之末”为题,系统梳理了新药时代下MCL从风险分层到维持管理的全流程诊疗逻辑。

尹华 教授

风险分层:从临床指标迈向分子全景

风险分层是MCL全程管理的逻辑起点,其内涵已从传统的临床特征评估,逐步迈向分子分型与基因组学的深度融合。对于白血病性非结节型惰性MCL,观察等待仍是合理的初始策略,但核心前提是必须通过分子分型排除TP53突变等高危异常患者,否则“观察等待”可能导致治疗延误。对于需启动治疗的患者,可通过临床预后评分联合细胞遗传学、形态学变异、Ki-67增殖指数、TP53基因异常四层维度层层筛查,精准识别高危人群。


需要注意的是,仅55%的TP53突变患者表现为p53免疫组化>50%,截短突变、剪接位点突变等类型无法通过免疫组化识别,因此NCCN指南明确推荐TP53基因测序为首选手段。此外,TP53突变本身存在高度异质性,主克隆突变、DNA结合区热点突变的患者预后更差,临床解读不能仅停留在“阳性/阴性”的简单区分。


一线布局:不同人群的治疗范式重塑

MCL的治疗决策已不再仅凭年龄和体能状态,“高危分子雷达”与“MRD动态罗盘”正在重塑一线治疗的整体格局。


对于年轻患者,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正逐渐从“必选项”变为“可选项”。TRIANGLE研究数据证实,BTK抑制剂一线联合免疫化疗可带来明确生存获益;在一线接受BTK抑制剂的前提下,叠加移植反而未带来额外生存获益,且血液学毒性与感染风险有所升高。不过,该研究亚组分析提示,对于p53高表达、母细胞型、Ki-67高增殖的高危亚组,移植仍存在获益趋势,是临床需个体化保留的选项。EA4151研究则为“MRD指导移植”提供了核心依据,达到完全缓解(CR)且深度MRD阴性的患者可豁免移植;而诱导后MRD阳性的患者,仍可通过移植实现深度缓解、改善预后。


对于老年患者,需先通过综合评估分为fit、unfit与frail三组,个体化匹配治疗强度,在疾病控制与生活质量间寻找平衡。MANGROVE研究结果显示,与苯达莫司汀联合利妥昔单抗(BR)方案相比,泽布替尼联合利妥昔单抗(ZR)的治疗方案使患者疾病进展或死亡风险降低43%,总生存也观察到获益趋势,为无化疗方案在初治MCL中的应用提供了高级别循证支持。对于fit老年患者,BR方案仍是基础选择,联合BTK抑制剂可进一步提升疗效;对于unfit患者,除ZR方案外,其他无化疗方案也均被证实可实现长期疾病控制;对于极度虚弱的frail患者,低剂量姑息放疗可有效减轻症状、控制病灶,帮助患者维持生活质量。


MRD赋能:从预后标志物到治疗决策工具

MRD是指导治疗进退的核心“罗盘”,但其临床价值高度依赖检测平台、靶点与标本的合理选择。目前临床常用检测平台中,qPCR是标准化的基础方法,NGS灵敏度更高,是深度MRD(10⁻⁶)检测的基础;ctDNA检出率更高,但目前尚无证据支持其指导治疗决策,尚不能替代标准检测。标本选择方面,治疗后早期骨髓MRD敏感性更高,是移植决策的金标准;治疗后期及长期随访中,外周血MRD的预后判别能力同样可靠,可作为常规监测手段,且连续动态监测可进一步提升预后价值。


维持管理:平衡疗效与安全性的长期策略

维持治疗是巩固一线治疗成果的关键环节,临床需在疗效与安全性之间做好动态权衡。目前临床可选的维持方案包括利妥昔单抗单药、BTK抑制剂单药以及二者联合,但联合治疗也会导致感染等不良事件风险同步升高。现有循证证据支持利妥昔单抗固定维持2~3年,BTK抑制剂固定维持2年或持续至疾病进展或不耐受。针对停药探索,现有研究提示持续深度MRD阴性的患者具备停药探索的空间,MRD是未来指导停药的核心依据。



大咖论道

聚焦临床痛点,拆解一线诊疗实践难题



在徐卫教授的主持下,五位教授结合各自中心的临床实践经验,围绕核心临床问题展开了深度碰撞。

话题一:传统高危定义主要基于TP53异常、Ki-67升高、复杂核型、母细胞样形态及MIPI等指标,但BTKi、双抗、CAR-T等治疗手段正在改变不同高危因素的预后权重。未来高危MCL的定义是否应从“单一危险因素识别”升级为“生物学风险+治疗敏感性+MRD动力学”的综合评估体系?哪些因素应成为风险分层的核心组成?

蒋明 教授

MIPI评分在BTK抑制剂时代的预后区分能力已明显下降,未来适用性会进一步降低。目前TP53突变、高Ki-67指数、母细胞样/多形性形态等高危指标均具有临床实用性,其中TP53突变是经证实价值最高的预后因子,但母细胞样形态患者的最优治疗策略仍未完全明确。未来分层可向结合治疗敏感性的方向发展,但临床层面仍需兼顾简便性与实用性。

李增军 教授

预后分层的价值与治疗手段高度相关,传统MIPI评分已不适用于新药时代。TP53异常仍是目前最强的不良预后因素;Ki-67升高与母细胞型高度重叠,≥30%即有预后意义,≥50%意义更明确。无TP53突变的高Ki-67、母细胞型患者,大概率可从强化化疗中获益,但靶向治疗的获益尚不明确;复杂核型的预后特征更接近TP53异常,更适合从新型靶向与免疫治疗中获益。相比治疗后反应评估,治疗前即具备预测价值的生物学因素临床指导意义更大。

姜志平 教授

靶向治疗的加入使得传统基于强化疗时代建立的分层模型不再适用。参考其他血液肿瘤的发展经验,MCL的风险模型未来必然需要重置,MRD动力学结合治疗敏感性调整治疗方案是明确的发展方向。传统高危因素仍有其生物学基础价值,但其中部分可能会被新药逐步消弭,同时也可能伴随新药出现新的高危因素。

杨春梅 教授

临床研究数据显示,TP53突变人群很难从自体移植中获益,而母细胞样、多形性患者则可能存在移植获益,但临床实践中两类人群存在高度重叠。因此,在患者治疗过程中需从单一的风险因素升级至“生物学风险+治疗敏感性”,从患者治疗的敏感性去反推患者移植获益的可能性。

话题二:TRIANGLE提示含BTKi方案下ASCT未带来总体额外生存获益,但部分高危亚组可能存在获益信号。临床应依据哪些生物学特征、缓解深度及MRD结果保留ASCT?

姜志平 教授

研究数据显示,BTK抑制剂联合治疗背景下,自体移植未带来总体额外生存获益,其传统地位受到挑战,但并未完全失去临床价值,MRD状态是移植决策的核心依据之一,自体移植仍可使MRD阳性患者获益。当前的核心难点在于MRD检测缺乏统一的方法与阈值标准,各中心结果难以横向比较。长远来看,自体移植的适用范围会进一步缩小,但仍将作为MRD下降不足患者的巩固治疗手段存在。

蒋明 教授

MRD阳性患者的自体移植价值明确。若临床无法开展10⁻⁶灵敏度的MRD检测,对于无TP53突变的母细胞样形态、Ki-67显著升高的年轻患者,仍可保留自体干细胞移植的选项。

李增军 教授

临床决策需结合患者年龄、高危因素、治疗条件及个人意愿综合判断。相对年轻、合并高危因素且有条件接受BTK抑制剂治疗的患者,倾向于推荐移植;若全程接受BTK抑制剂治疗且MRD达到10⁻⁴阴性,也可考虑不移植。

徐卫 教授

不能一概否定自体移植的价值,需个体化选择;需特别警惕p53免疫组化与TP53基因突变的不一致性,避免单纯依靠免疫组化结果判断基因状态。

话题三:EA4151支持CR且uMRD6患者省略ASCT,但MRD受样本、平台、灵敏度及检测时点影响。临床应如何建立可执行的“MRD指导移植”路径?

李增军 教授

临床常规主要采用流式细胞术检测MRD,灵敏度约10⁻⁴,遵循先外周血、后骨髓核实的检测顺序。若患者MRD阳性,更推荐进行移植;若MRD阴性且已达到CR,在BTK抑制剂治疗背景下,倾向于不再进行移植,最终决策仍需结合患者情况进行综合判断。

李文瑜 教授

对于MRD阴性的患者,不太倾向于再做造血干细胞移植。但目前MRD检测的普及度与灵敏度仍有限制,对于母细胞样/多形性、Ki-67≥50%的高危患者,临床中仍会常规选择进行移植。

杨春梅 教授

标危患者若PET-CT达到完全代谢缓解且MRD达到10⁻⁴~10⁻⁵水平,一般不推荐移植;对于Ki-67升高、母细胞样/多形性的高危人群,仍建议与家属沟通自体移植的必要性。

徐卫 教授

对于诱导治疗未接受BTK抑制剂治疗、或存在高危因素的患者,临床实践中仍会考虑进行移植,且常规进行MRD检测,但考虑到当前检测的灵敏度,目前尚未常规开展ctDNA检测。

话题四:外周血便于连续监测,但治疗后可能较骨髓更早转阴,并漏检组织残留。哪些临床场景可仅监测外周血,哪些关键节点仍应联合骨髓或ctDNA?

蒋明 教授

临床实践中,此类检测的价值核心在于是否会改变后续治疗决策。在决定是否移植这类关键治疗节点,骨髓检测具备明确临床价值;而在维持治疗阶段,若检测结果不会直接触发治疗调整,可选择更简便的外周血监测。ctDNA理论上能更全面反映全身肿瘤负荷,但目前检测的标准化与规范性不足,常规临床应用仍存在困难。

姜志平 教授

若患者前期骨髓已转阴,处于维持或观察阶段,可单独监测外周血,若外周血阴性无需反复复查骨髓;其他多数临床场景,仍需联合骨髓评估与肿瘤样本检测,排除胚系突变,减少假阳性。ctDNA应用前景明确,且定量检测的方法能够更明确地指导临床实践。

李增军 教授

常规临床实践中不推荐常规行ctDNA检测,现有指南也未将其纳入常规。初诊时存在骨髓或外周血受累的患者,后续才常规监测MRD,遵循先外周血、后骨髓核实的原则。

李文瑜 教授

外周血MRD是PET-CT的重要补充,尤其在新型治疗手段背景下,临床价值明确。

杨春梅 教授

目前临床实践中并未常规开展ctDNA检测,仅在临床研究中纳入相关监测。存在骨髓受累的患者会常规监测外周血与骨髓MRD;治疗中期、治疗结束及干细胞采集前等关键节点,均会常规行骨髓检查。

徐卫 教授

参考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NCCN指南相关原则,CD20单抗治疗结束后至少间隔3个月再行外周血流式检测,可减少药物导致的假阴性。MCL领域同样存在类似问题,CD20单抗可能优先清除外周血B细胞,导致外周血MRD假阴性。

话题五:对于fit、unfit和frail患者,如何将sGA、合并症、器官功能、疾病生物学及患者目标转化为BR±BTKi、无化疗方案或减量治疗的具体选择?

李文瑜 教授

65岁以上的高龄患者,临床中较少使用BR方案,联合BTK抑制剂则更为谨慎,主要顾虑感染风险与免疫相关不良反应。

姜志平 教授

BR方案临床应用广泛,治疗选择需结合年龄、体能状态、合并症综合评估,并非仅以年龄为界。65岁以上不考虑移植的患者常选用BR方案,老年患者可适当减量;也可根据病情加用BTK抑制剂,或选择R2等无化疗方案,部分80余岁患者也可实现长期控制。期待未来能够建立完善的相关评分体系,进一步推动老年患者的规范化治疗。

李增军 教授

BR方案适用范围广,75岁以下患者均可考虑,80岁以上患者则优先考虑无化疗方案;苯达莫司汀可适当减量,现有研究显示减量不显著影响疗效。相比R-CHOP,BR方案毒性更低、疗效更优,且不影响后续干细胞动员。

杨春梅 教授

BR方案临床应用较多,一般将苯达莫司汀疗程控制在4个周期以内,以降低持续淋巴细胞清除带来的感染风险,后续联合BTK抑制剂维持,老年患者整体获益不错。对于疾病进展快、母细胞样/多形性的高危患者,会更早考虑双抗或CAR-T细胞治疗。

话题六:BTKi联合利妥昔单抗维持可改善PFS,但感染风险增加。如何依据诱导方案、MRD、复发风险和耐受性,在R单药、BTKi单药、双药维持及不维持之间选择?

李文瑜 教授

在患者能够耐受的前提下,双药维持是优先选择,临床观察中感染风险并未如预期中高,整体耐受性较好。

李增军 教授

双药维持相比单药疗效有明确提升,但不良反应也有所增加。若治疗过程中出现感染或相关不良反应,可从双药调整为单药,甚至暂停维持。诱导治疗疗效越好,维持治疗的强度可相应降低。

蒋明 教授

老年患者中,若选择BR方案诱导,一般序贯BTK抑制剂维持,避免同期联合叠加毒性。维持方案需结合患者治疗目标、经济状况个体化选择。

姜志平 教授

双药维持是首选方案,但受限于医保与经济因素,很多患者仅能选择BTK抑制剂单药维持约2年;尽可能完善MRD监测,对维持治疗决策有重要参考价值。双药维持的感染风险需引起重视,尤其患者球蛋白降低时需及时干预。


总结


本次会议系统梳理了MCL一线治疗从风险分层、方案选择到维持管理的全流程前沿进展,结合多项重磅临床研究数据与真实世界临床经验,深入剖析了新药时代下MCL诊疗的格局变迁与实践路径。徐卫教授在总结中指出,本次讨论覆盖了MCL一线诊疗的核心临床问题,但领域内仍有诸多挑战有待突破,TP53突变等极高危亚型仍缺乏有效的治疗手段,MRD检测的标准化与临床普及度仍有不足,老年虚弱患者的最优治疗路径仍需更多真实世界证据支持。期待未来随着更多靶向、免疫治疗方案的迭代,以及分子诊断技术的不断普及,MCL的全程管理能够进一步向个体化、精准化方向迈进,最终为更多患者带来更长的生存时间与更优的生活质量。

排版编辑:Olivia

责任编辑:Cynth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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