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文章详情

呼吁弃用“三阴性”等命名：让肿瘤分类体现生物学本质

10月14日

编译：肿瘤资讯

来源：肿瘤资讯

当肿瘤治疗已进入分子时代，疾病名称为何仍停留在“三阴性”“非小细胞”“野生型”？近期，Annals of Oncology接收的一篇评论文章中，斯坦福大学等机构的学者呼吁，逐步改变以缺失或排除特征定义癌症的命名方式。其核心主张是重构疾病分类，使名称能够反映肿瘤的驱动因素、谱系背景和功能状态，为临床决策提供更有意义的信息。

“三阴性”说明了缺少什么，却未充分揭示肿瘤是什么

三阴性乳腺癌（TNBC）是这一命名困境的典型代表，该命名依据雌激素受体、孕激素受体及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ER2）的阴性状态界定疾病，却难以呈现这一类别内部显著的生物学异质性。

原文指出，TNBC可包含携带BRCA1/2胚系或体细胞突变并表现出同源重组缺陷（HRD）的肿瘤、可能对抗雄激素治疗产生反应的雄激素受体阳性肿瘤、具有特征性基因表达谱的基底样肿瘤，以及肿瘤浸润淋巴细胞丰富的免疫浸润型肿瘤。这些特征具有不同的预后和治疗意义，笼统的“三阴性”标签却未能充分传递相关信息。此外，随着抗体偶联药物拓展至HER2低表达和超低表达疾病，传统“阴性”概念与治疗选择之间的关系也在变化。

这种以缺失特征定义疾病、难以充分呈现其生物学差异的命名方式，也见于其他肿瘤。例如，“野生型”胃肠间质瘤（GIST）通常指缺乏KIT或PDGFRA突变的肿瘤，但其中仍可能存在琥珀酸脱氢酶（SDH）缺陷、NF1异常、BRAF突变或NTRK融合，分别对应不同的临床行为及潜在治疗机会。可见，“野生型”并不意味着分子层面没有可识别的异常。

非小细胞肺癌（NSCLC）则通过排除性名称，将多种发病机制、预后及治疗反应不同的肿瘤归于一类。现代肺癌诊疗已经越来越依赖EGFR突变、ALK重排等驱动异常及免疫相关标志物，传统名称却难以独立承载这些决定治疗方向的信息。

作者因此认为，以“缺少什么”定义癌症，可能掩盖具有临床意义的差异，增加治疗沟通和试验设计的困难。不过，仅为TNBC更换名称、保留原有类别不变，同样无法解决问题。需要更新的是分类依据，名称应随之改变。

从阴性标签走向功能分类，让名称传递治疗依据

针对TNBC，作者提出“BRCA缺陷型乳腺癌”“雄激素受体阳性乳腺癌”“基底样乳腺癌”和“免疫浸润型乳腺癌”等示例名称，分别关联聚腺苷二磷酸核糖聚合酶（PARP）抑制剂及铂类敏感性、抗雄激素治疗、预后分层和免疫治疗考量。这些示例旨在说明分子命名能够提供哪些信息，并非本文验证的新治疗标准。

同时作者强调，命名改革也不能简化为给疾病加上一个基因名称。单个分子改变不足以定义完整的生物学类别，还应考虑其谱系背景、功能后果，以及相关的共存异常和免疫状态。因此，相比单纯列出BRCA1/2突变，作者更倾向于采用能够表达功能特征的“同源重组缺陷型”。新分类的价值，取决于它能否提供原有类别未能表达的临床信息。

在依据分子和功能特征细化分类的同时，还需考虑肿瘤的组织来源，因为相同分子异常在不同组织背景下，可能具有不同的治疗意义。原文援引欧洲肿瘤内科学会的相关框架，将治疗区分为不依赖组织来源、疗效受肿瘤背景调节，以及受特定组织生物学限制的三类。这意味着，共享分子异常可以支持跨癌种探索，但不能据此忽略不同组织背景对治疗反应的影响。

在作者看来，这种分类方式可能带来多方面价值。多学科讨论和预后沟通能够更直接地围绕肿瘤特征展开，试验入组条件也可更贴近生物学依据。高度微卫星不稳定及NTRK融合等标志物支持的跨癌种治疗，为这一方向提供了实践基础。对患者而言，解释“BRCA缺陷型乳腺癌”为何考虑PARP抑制剂，也可能比从“三阴性”出发更直观。但命名是否能够实际改善患者理解、知情同意或治疗依从性，本文并未提供直接验证数据。

分子亚型不等于可用靶点，改革需要分步落实

不过，即使依据分子特征识别出更精细的肿瘤亚型，也不意味着已有针对这些亚型的有效治疗。作者以非透明细胞肾细胞癌为例指出，尽管现有分类已能区分SDH缺陷、延胡索酸水合酶缺陷等亚型，多数类别仍缺乏相应的靶向治疗。原文列举的部分治疗方向也处于研究阶段，不能将生物学命名直接转化为用药依据。此外，仍会存在无法归入已知驱动因素类别的肿瘤。作者承认，新框架无法立即消除所有基于缺失特征的定义，而是将其转变为有待进一步研究的暂定类别。随着证据积累，分类体系应持续修订。

在实施层面，分子检测、报告格式和术语需要标准化，全面基因组分析的费用及可及性障碍也需解决，尤其是在资源有限地区。患者应作为正式参与者加入命名过程，以检验新术语是否易于理解和接受。

为此，作者建议成立国际多学科工作组，联合专业学会、世界卫生组织相关分类机构、病理学组织、监管部门及患者代表，推进四项工作：一是明确生物学疾病实体的判定标准，涵盖驱动因素、谱系背景、功能后果和可重复的检测方法；二是优先选择5～10个试点疾病实体，从TNBC、野生型GIST和NSCLC开始；三是采用经患者参与评价的术语；四是制定过渡规范，使病理报告、试验入组标准、指南及监管标签保持一致。

为使新的分类体系与现有诊疗实践平稳衔接，作者建议过渡期采用“三阴性同源重组缺陷型乳腺癌”等混合命名，能够在保留既有沟通基础的同时，补充分子和功能信息。

总结与临床启示

这篇文章将“弃用三阴性等名称”的倡议，推进为对肿瘤分类依据的重新审视：疾病名称应尽可能表达能够解释肿瘤行为、支持治疗选择的生物学特征。对TNBC等异质性显著的疾病，临床沟通需要在传统标签之外，还需更充分地呈现分子异常、功能状态及组织背景。不过，本文属于分类改革的观点倡议，尚不足以改变标准治疗。其后续重点在于建立可重复的分类标准，通过试点与患者参与评价，确认新体系能否改善诊疗沟通、研究设计及临床决策，并兼顾检测资源的可及性。

参考文献

Subbiah V, Nabhan C. What's in a Name? A Call to Retire Negative Nomenclature in Oncology. Ann Oncol. 2026 Sep 22:S0923-7534(26)06650-0. doi: 10.1016/j.annonc.2026.09.007.

责任编辑：肿瘤资讯-ZRQ
排版编辑：肿瘤资讯-ZR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