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 WCLC于9月12日-15日在韩国首尔举办，在此次会议中，教育专场ES09「Advancing Precision Oncology」由四位讲者串联NSCLC精准治疗全链条：西班牙Madrid 12 Octubre医院Fernando Lopez-Rios教授讲以临床问题为核心的生物标志物全面诊断；美国City of Hope综合癌症中心Christine Lovly教授主张在MRD阶段即干预、告别"观察等待"；台湾大学癌症中心Derek De-Rui Huang教授盘点肿瘤疫苗、TIL、CAR-T、TCR-T四类个体化疗法；美国Cedars-Sinai医学中心Karen Reckamp教授总结HER2、MET、TROP2新靶点与ADC、双抗及合理联合的最新进展。
以临床问题定义生物标志物蓝图
精准治疗的第一步，是把生物标志物在合适的时间用合适的方法测出来。NCCN 2026年第7版推荐的预测性标志物清单仍在延长——除EGFR、ALK、KRAS、ROS1、BRAF、NTRK、MET ex14、RET等经典靶点外，ERBB2（HER2）突变、HER2过表达、NRG1、c-Met等也已纳入。一线治疗前能否及时拿到结果，直接关系总生存（OS）；现实却是组织NGS常需近一个月，仅做液体活检仍超过10天，"患者和医生等不及，就先开始治疗了"。
为此，Fernando Lopez-Rios教授把全面检测概括为三大支柱：标本、技术与沟通。他强调"全面"并不等于更大的panel，而是要做到反射性、多模式、动态且时间敏感——覆盖所需一切、又不多做无用功，并可因地制宜地适配不同地区与资源条件。
在标本端，每一块不必要的诊断性染色都在消耗可用于分子检测的组织；液体活检则应像术中冰冻会诊一样重视分析前阶段。
在技术端，需IHC、FISH、PCR、NGS与人工智能（AI）互补，panel质量取决于广度、准确性、速度与可及性而非基因数量。AI正在利用EGFR突变肺腺癌特征性的贴壁（lepidic）生长模式，从H&E切片反推突变；ADC时代对靶标定量的要求，也在把表达评分推向计算病理。
图2 精准肿瘤学是反射性、多模式、动态且时间敏感的通路
第三根支柱是沟通。讲者主张合理借助gnomAD、cBioPortal、OncoKB、VarSome等公共数据库与分子肿瘤委员会清单工具，用对话式报告取代单纯罗列数据。
突破"观察等待"的MRD管理
美国City of Hope综合癌症中心Christine Lovly教授把视角投向治疗后的"残留病灶"，提出"检测—识别—治疗"新范式：在残留病灶阶段即识别驱动机制并主动干预。她以一例33岁IV期ALK阳性患者开场——靶向治疗后影像学明显缓解、扫描上仍有残留病灶，按现行标准这已被视作治疗成功，而肿瘤最终正是从残留部位进展；在全球"观察等待"的随访模式下，能接受二线治疗的患者不足一半。
背后的难点在于耐药机制高度异质：奥希替尼治疗之后，继发突变、基因扩增、致癌融合、MAPK-PI3K与细胞周期改变乃至小细胞转化都可能出现，不存在"一刀切"的解法；TRACERx研究（NCT01888601）更显示，转移播散常发生在肿瘤不足8 mm时，药物耐受持久的细胞正是耐药发生的基础。
要在残留阶段干预，先得看清残留什么。Christine Lovly教授提醒，T790M突变致耐药的发现曾是"改变领域的转折点"，但如今临床上几乎从不在最佳缓解、仍有残留病灶时再活检。液体活检方面，ctDNA持续阳性者PFS显著更差，SHEDDER研究正在比较奥希替尼单药与联合化疗；不过荟萃分析显示，I–III期NSCLC中ctDNA预测复发的敏感度约0.76、特异度约0.87，肿瘤知情与肿瘤未知策略各有利弊，ctDNA目前仍是信息量大但尚不可行的替代指标，且早期逃逸还常涉及非遗传机制。
方法学之外，终点与时机同样需要重构。例如CROWN研究洛拉替尼中位PFS在83个月随访时仍未达到，需探索ctDNA清除率/速率、炎症因子、动态影像等新终点，NORTHSTAR等试验也在回答何时才是干预时机。ARCHER研究在维持TKI基础上给予覆盖7种ALK耐药突变的预防性多肽疫苗ALK-Vac，93%受试者对至少一种抗原产生应答，71%可评估患者检出T细胞应答、中位扩增达11.9倍。有望探索出一条相较于观察等待更优的路径：在最佳缓解时点进行生物学导向的主动干预。
追求个体化的四类免疫治疗
如果说MRD是治疗时序上的前移，那么台湾大学癌症中心Derek De-Rui Huang教授带来的，则是治疗手段本身的个体化。他回顾了免疫治疗从高剂量IL-2、检查点阻断、工程化细胞到2026年后个体化治疗的演进，系统盘点了肿瘤疫苗、TIL、CAR-T、TCR-T四类在研方向。肿瘤疫苗按抗原来源分TAA与新抗原，按生产方式分现货共享抗原与6–8周定制新抗原，代表药物包括BNT116、mRNA-4157与BNT122。由于早期患者T细胞池更健康、肿瘤负荷与异质性更低、免疫抑制更弱，疫苗更适合早期疾病并常联合ICI；KEYNOTE-942、BNT122等已见阳性信号，NSCLC中多项III期研究正在推进。
图6 免疫治疗从广泛激活到个体化治疗的演进
进入细胞治疗，四类路径各有得失：
TIL需手术取材、扩增、淋巴细胞清除后回输并予IL-2；lifileucel在ICI耐药黑色素瘤中ORR达36%，已获FDA批准，但在NSCLC中的研究项目已经终止，其中存在有创取材、高剂量IL-2毒性等落地难题。
2026年，中国率先批准了实体瘤CAR-T：CLDN18.2用于胃食管结合部腺癌、Glypican3用于肝细胞癌，GD2用于神经母细胞瘤；但实体瘤仍受限于表面抗原稀缺、异质性与免疫抑制微环境。
TCR-T识别肽-HLA复合物，可覆盖约88%胞内抗原（如KRAS G12D、TP53 R175H），却受HLA限制且早期曾因交叉反应出现5级不良事件。
总而言之，在个体化免疫治疗中，正确的抗原、正确的效应细胞、正确的患者、正确的时机，缺一不可。
新靶点与合理联合加速进展
最后，美国Cedars-Sinai医学中心Karen Reckamp教授把视线拉回到当下即可改变实践的靶向治疗，从五个方向总结前沿：多维度靶点（HER2/MET）、超越基因驱动的ADC与双抗（EGFR）、合理联合（KRAS）、治疗序贯（ALK）与动态精准（EGFR）。
以HER2为例，三类标志物各有对应方案：ERBB2突变已有宗艾替尼用于一线/二线、塞伐艾替尼用于二线，T-DXd用于≥2线；对于HER2过表达IHC 3+不可切除或转移性实体瘤（包括NSCLC），有T-DXd用于二线治疗；HER2扩增则尚无获批药物。MET方面，telisotuzumab vedotin针对c-MET高表达（IHC 3+且≥50%）人群，下一代MET ADC也在研发。
在EGFR这条主线上，TROP2靶向ADC是经治人群的重点方向。TROP2在肺癌广泛表达且治疗后持续存在，但IHC并未能筛选出更可能获益的人群，NMR等计算病理方法尚待前瞻验证。相关研究已显示出TROP2 ADC在NSCLC二线治疗中带来的获益，其中芦康沙妥珠单抗已在国内获批相应适应症。
联合与序贯是另两条主线。此外，耐药匹配治疗策略也日趋成形：对于EGFR C797S可加用一/二代TKI或入组新药；对于继发性融合如RET可用奥希替尼联合塞普替尼；对于HER2过表达用T-DXd；对于MET扩增则用MET TKI联合奥希替尼。III期SAFFRON研究（奥希替尼+赛沃替尼）已于2026年8月宣布PFS与OS均获显著改善。
专场小结
本专场四位讲者恰好串起NSCLC精准治疗的完整链条，四条线索交汇于同一结论——NSCLC治疗正在从静态、单药、单次决策，走向动态、多模态、贯穿治疗全程的精准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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