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CLL）的治疗模式正经历深刻变革。从免疫化疗时代的有限周期治疗，到BTK抑制剂（BTKi）单药持续治疗，再到以BCL-2抑制剂为基础的有限周期治疗回归，CLL的治疗策略在不断迭代中走向精准化。然而，有限周期治疗并非“一刀切”的方案，如何在患者分层、疗效评估、复发管理之间寻求精准平衡，成为当前临床实践中亟待厘清的核心问题。
2026年9月8日，由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主办的「How We Treat・江苏省人民经验」系列直播会议第十三期顺利召开。本次会议以“初治CLL有限周期治疗的精细化选择”为核心主题，由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江苏省人民医院）徐卫教授担任会议主席，江苏省人民医院梁金花教授担任主讲嘉宾，并特邀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冯茹教授、河南省肿瘤医院周可树教授、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曲昌菊教授、四川大学华西上锦医院蒋明教授、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李菲教授共同参与深度研讨。与会专家围绕CLL17研究对一线治疗格局的影响、有限周期治疗的获益人群筛选、三药联合的临床价值、MRD指导停药的可行性等核心议题展开深入讨论，为我国CLL有限周期治疗的规范化实践提供了重要指引。
开场致辞：直面CLL有限周期治疗的关键抉择
会议伊始，大会主席徐卫教授在致辞中指出，CLL治疗先后经历免疫化疗有限周期、BTKi持续治疗两大阶段，当前以BCL-2抑制剂为基础的有限周期治疗成为新的重要主线。有限周期治疗的临床实践中存在大量亟待厘清的现实问题：有限周期治疗如何做好患者分层；疗效评估体系如何建立；停药之后复发，再治疗时机与再挑战方案如何选择。与此同时，在新药快速迭代的时代背景下，未来有限周期治疗模式将走向何方，值得深入探讨。
专题分享：初治CLL有限周期治疗的精细化选择
在专题分享环节，梁金花教授围绕初治CLL有限周期治疗的精细化选择展开系统讲解。
有限周期治疗的时代背景与两大阵营格局
当前CLL一线治疗已形成两大阵营：一是BTKi持续治疗，凭借伊布替尼、阿可替尼、泽布替尼等药物长达十年的随访数据奠定基石地位；二是以BCL-2抑制剂为基础的有限周期治疗，包括固定周期治疗（时间驱动，如CLL14、CLL17、GLOW、CAPTIVATE研究）和MRD驱动的治疗（缓解深度驱动，如FLAIR、SQUARE研究）。有限周期治疗的优势在于可诱导更高比例的uMRD、实现“治疗假期”、降低耐药风险、减少累积毒性并提高依从性。CLL17研究作为有限周期与持续治疗的首次头对头比较，证实固定周期治疗（VO或VI方案）在PFS方面非劣于伊布替尼持续治疗，OS无显著差异，标志着有限周期已获得与持续治疗相当的疾病控制能力，其精细化选择迫在眉睫。
谁适合有限周期治疗？三大维度的精细筛选
梁教授结合NCCN指南与EHA指南，从三个维度系统阐述有限周期治疗的精细筛选策略：
（1）TP53异常（17p-/TP53突变）人群。BTKi持续治疗能有效克服TP53异常带来的不良预后（SEQUOIA研究5年PFS率约72%），而两药固定周期治疗（VO/VI）难以克服TP53异常带来的预后差异（CLL14、CAPTIVATE研究均显示TP53异常组PFS更短）。CLL17研究亦证实，对于TP53异常患者，BTKi持续治疗优于两药固定周期治疗。然而，MRD驱动的两药有限周期（如FLAIR研究IV方案5年PFS率达100%，SQUARE研究ZV方案3年PFS率无差异）可能克服这一局限。三药联合（如CLL16研究的AVO方案）亦值得期待。当前共识：TP53异常患者首选BTKi持续治疗；若选择有限周期，应优先考虑MRD驱动模式或三药联合方案。
（2）IGHV突变状态。对于IGHV未突变患者，BTKi持续治疗同样能克服其不良预后（SEQUOIA研究证实PFS相近）。CLL17研究显示，持续治疗与两药固定周期治疗在IGHV未突变人群中的3年PFS无显著差异（伊布替尼79.7% vs VI 78.9% vs VO 75.8%）。但深入分析发现，VI方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克服IGHV未突变的不良影响，而VO方案在IGHV突变与未突变患者间的PFS差异更为显著（CLL17：突变组87.6% vs 未突变组75.8%）。三药联合（如AMPLIFY研究的AVO方案）或MRD驱动策略可进一步消除IGHV状态带来的预后差异。当前共识：IGHV未突变患者可合理选择有限周期治疗，VI可能优于VO，三药或MRD驱动可最大程度克服IGHV的不良影响。
（3）fit与unfit患者。多项研究（CAPTIVATE、GLOW、CLL13、CLL14）表明，unfit患者接受有限周期治疗可获得与fit患者相当的PFS获益。CLL17研究亦证实，unfit患者中有限周期治疗的PFS不劣于甚至优于持续治疗（VO组79.6% vs 伊布替尼组70.4%）。但unfit患者取得相同疗效所付出的安全性代价更高——≥3级AE和SAE发生率显著高于fit患者（GLOW研究中unfit组AE率更高）。当前共识：unfit不是有限周期的禁区，但需根据患者具体合并症（心血管事件风险、出血风险、肾功能等）个体化选择方案——有心血管风险者应避免BTKi，不愿意频繁输注者可选择全口服方案。
有限周期治疗耐药与再挑战策略
梁教授指出，有限周期治疗的另一优势在于降低耐药风险。BTKi耐药突变（BTK/C481S、PLCG2突变）通常出现在治疗20个月后，BCL-2抑制剂耐药突变（G101V）多出现在19-42个月后，而多数有限周期方案设计为12-24个周期，在耐药突变出现前已停药。CAPTIVATE研究证实固定周期治疗后复发患者中未检出典型耐药突变。
关于停药后复发管理，梁教授区分了三种情况：MRD复阳、影像学进展、达到治疗指征。CLL13和CAPTIVATE研究显示，固定周期治疗后复发患者采用原方案再挑战可获得良好疗效。MRD复阳后是否干预尚无定论，但对于高危患者（TP53异常、IGHV未突变、复杂核型），MRD复阳到临床进展的窗口期较短，需密切监测，部分研究提示早期干预可能延缓复发。当前共识：复发再挑战时机与方案选择缺乏标准化证据，需结合患者风险分层与前期治疗反应个体化决策。
未来展望：新药迭代重塑有限周期格局
随着新一代BCL-2抑制剂和新一代BTKi的迭代，有限周期治疗的疗效和安全性有望进一步提升。2026年EHA公布的索托克拉联合泽布替尼在17p异常患者中显示出极高的uMRD率，未来或可实现无需MRD驱动的固定周期停药。BTK降解剂等新机制的探索亦为有限周期治疗提供了更多可能。
大咖共话：聚焦有限周期核心议题，厘清精准决策实践路径
专题分享结束后，在徐卫教授主持下，冯茹教授、周可树教授、曲昌菊教授、蒋明教授围绕临床核心问题，结合循证证据与实践经验展开深度研讨。
话题一：CLL17研究之后，您认为有限周期治疗是否正在改变初治CLL的一线治疗格局？
冯茹教授认为，CLL17研究为临床实践提供了清晰指引。她强调，启动治疗前应尽量完成高危因素筛查，而非简单选择持续治疗。对于TP53异常患者，固定周期治疗可能因缺乏MRD监测而缓解深度不足；有高危因素患者一旦MRD复阳或进展，后续进展较快，需预先判断。CLL17研究提示，年纪大并非有限周期治疗的禁忌，充分评估后仍可为患者提供个体化选择。
周可树教授指出，CLL17研究以大规模RCT确认了有限周期治疗的一线地位，实现了从BTK抑制剂持续治疗“一统天下”到两者“平分秋色”的转变。但该研究使用的VI/VO方案与当前中国临床实践存在差异——国内已有泽布替尼、奥布替尼、匹妥布替尼等新一代BTKi及索托克拉等新一代BCL-2抑制剂，未来需更多研究探索基于新药的迭代组合。
蒋明教授认为，CLL17研究提供了直接的头对头对比证据，但临床观念的转变更多与药物可及性相关。既往因维奈克拉适应症、报销、毒性等问题，有限周期治疗应用较少；随着新一代BCL-2抑制剂的出现，有限周期治疗将变得更可及。
曲昌菊教授表示，CLL17研究使有限周期治疗与持续治疗“平分秋色”，未来在新药加持下，有限周期治疗有望成为主流。她展望道，淋巴瘤治疗正经历从“总”到“分”再回归“总”的过程——未来随着疗效更好、安全性更高的新药出现，可能无需再进行危险分层，CLL治疗将趋向简单化。
话题二：如何精准筛选有限周期治疗获益人群？不同风险患者是否需要不同的有限周期治疗模式？
冯茹教授分享了临床分层经验：年轻有停药需求者最迫切；一般状况好、无高危因素的老年患者可予停药机会；有高危因素但不愿长期用药者需MRD监测确保深度缓解。无论何种情况，治疗前高危因素筛查至关重要。
周可树教授补充，筛选需综合考虑患者意愿（停药需求）、基础疾病（如心脏问题不适合BTK抑制剂）、经济能力与药物可及性，以及CLL本身的生物学特征（TP53、IGHV、复杂核型等）。有限周期治疗是高度个体化的决策，MRD标准化与医保政策等落地问题仍需推动解决。
蒋明教授分享了老年患者的特殊考量：部分老年患者因肾结石、血管结石出血、肺结节手术等并发症需反复中断BTKi，中断后淋巴结迅速增大。此类患者虽年龄大、可能不适合强化疗，但恰恰更需要有限周期治疗以避免BTKi的长期使用限制。
曲昌菊教授则从安全性角度提出警示：BCL-2抑制剂使用后血象异常常见，若患者依从性差，无法按要求监测血象并及时处理，风险极高。此外，BCL-2抑制剂目前多为自费，费用问题也是现实考量。
话题三：三药联合（BTKi+BCL-2i±CD20抗体）：追求更深缓解是否一定带来更大临床长期生存获益？
针对AMPLIFY研究中三药（AVO）三年PFS优于两药但三年OS反逊于两药（AV）的现象，周可树教授认为，三药联合感染风险更高，未必带来OS优势。她个人更倾向于两药全口服方案（BTK+BCL-2），尤其对体弱、易感染患者；仅对年轻、体健患者考虑三药。
冯茹教授表示同意，认为三药适合人群相对狭窄。两药治疗后缓解深度不足时，停药后再启动治疗多数仍有效，多个PFS叠加总体生存仍获益，不必为追求深度缓解冒太大风险。
蒋明教授态度更为保守，认为在现有证据下甚至不会尝试三药组合——两药复发后再治疗有效率很高，若因三药感染等并发症导致后续无法治疗，反而得不偿失。
曲昌菊教授强调安全第一，老年unfit患者合并症多，三药毒副作用不容忽视，一次严重感染可能使患者丧失长期获益机会。OS应作为首要考量，深度缓解与MRD阴性并不等同于OS获益。
话题四：BTKi长期治疗与有限周期短程强化治疗的风险如何平衡？
周可树教授指出，BTK单药安全性问题常被低估——感染、出血、皮疹均常见，需严密监控。有限周期治疗总体药物暴露时间更短，毒性更轻，但联合治疗血液学毒性可能更常见，需个体化把控。
冯茹教授补充了管理维度的差异：长期用药的老年患者可能因年龄增长出现新发心脏问题，且易脱离医生视线。她强调，长期治疗患者不能仅由子女代开药，必须定期复诊，监测心电图、血压等；有限周期治疗患者在治疗期内就诊频率更高，管理反而更精细。
话题五：uMRD是否能成为停药决策的核心依据？
周可树教授认为，MRD驱动研究虽以MRD阴性作为停药依据，但实践中存在检测标准化、检测时机、样本来源（外周血vs骨髓）、与CR的关系等诸多未解问题，目前尚无确定答案。
冯茹教授指出，部分单位在肝脾淋巴结肿大情况下报告MRD阴性，概念上即存疑——这并非真正的深度缓解。MRD检测方式、质控、监测时间均不统一，距离慢粒MRD检测的标准化水平仍有很长路要走。但她同时强调，规范化的uMRD监测一定优于单纯血常规或流式检测。
蒋明教授从慢性病管理角度提出，当前证据下更倾向于固定周期治疗，不因MRD结果改变决策，以免增加患者焦虑。
曲昌菊教授分享了本中心实践：采用10色流式（灵敏度10⁻⁶），先外周血间隔至少两个月两次转阴后再考虑骨髓；同时常规进行浅表淋巴结及肝胆胰脾B超等影像学评估，排除髓外病灶后，方以MRD指导停药。关于ctDNA，目前多通过PCR检测IGH，但费用较高，临床选择较少。
话题六：有限周期治疗停药后复发再治疗的时机及再挑战的方案选择如何？
冯茹教授指出，MRD复阳无治疗指征的患者可暂观察，但高危患者从复阳到进展时间极短，需更密切监测或提前干预。再挑战方案应根据停药时间长短判断前期治疗是否有效，持续治疗患者出现临床加重时，首先需检测是否耐药，而非盲目加药甚至化疗。短期进展者需更换方案，包括换用不同类型BTK抑制剂或联合不同BCL-2抑制剂。
蒋明教授同意上述观点，认为MRD监测主要用于高危患者，若监测显示MRD快速上升，会考虑早期介入；无高危因素者则更多依据临床表现与治疗指征决策。
话题七：在新药快速迭代的时代，未来有限周期治疗模式（固定疗程 or MRD指导治疗）是否会发生变化？
蒋明教授与冯茹教授均对未来充满信心。随着新一代BTKi、BCL-2抑制剂乃至BTK降解剂的不断涌现，药物特性持续优化（更深缓解、更低毒性），现有治疗模式的困境有望被破解，尤其是TP53异常等高危人群的有限周期治疗前景可期。
会议总结
徐卫教授在总结中指出，本次会议围绕CLL有限周期治疗的精细化选择开展了全面深入的专题分享与专家研讨。会议形成的核心共识包括：（1）CLL17研究确立了有限周期治疗的一线地位，但精细化分层选择是关键——TP53异常患者优先持续治疗或MRD驱动/三药联合，IGHV无突变与unfit患者可选择有限周期治疗，VO方案可能更适合unfit人群；（2）三药联合虽可带来更深缓解，但OS获益不明确，安全性需谨慎评估，多数专家倾向两药全口服方案；（3）uMRD尚不能单独作为停药决策核心依据，需结合影像学评估与标准化检测；（4）停药后复发管理缺乏统一标准，高危患者需更积极监测，再挑战方案应基于缓解持续时间与耐药检测个体化选择；（5）新药迭代将深刻改变未来有限周期治疗模式，为高危人群带来新希望。
徐教授展望道，随着更多临床研究长期随访数据的披露与迭代组合研究结果的公布，今日讨论的结论或将进一步更新。期待通过「How We Treat・江苏省人民经验」系列会议平台，持续聚焦血液肿瘤领域的前沿进展与临床痛点，推动我国CLL诊疗水平的规范化与同质化提升，惠及更多患者。
专家简介
二级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 中国抗癌协会血液肿瘤专委会副主委
中国初保会血液淋巴瘤专委会主委 中国老年保健协会淋巴瘤专委会副主委
中国医药教育协会淋巴瘤专委会副主委
CSCO中国抗淋巴瘤联盟常委
中国女医师协会血液专委会常委
江苏省医学会血液学会副主委
江苏省医师协会血液病医师分会副会长
江苏省研究型医院协会淋巴瘤专委会主委
江苏省抗淋巴瘤联盟主委
江苏省抗癌协会血液肿瘤专委会副主委
南京市血液学会主委
江苏省人民医院 血液科 副主任医师 医学博士 博士后在读
以第一/通讯作者在Leukemia、Advanced Science、Haematologica、Blood cancer journal、Clinical and Translational Medicine、Cancer letters、mBio等高水平杂志发表SCI论文40余篇
主持科研项目：国家自然基金青年项目1项；国家自然基金面上项目1项；中国博士后面上项目1项
国际会议口头发言
2023年度美国血液学年会（ASH）口头报告1项
2024年度美国血液学年会（ASH）口头报告1项
2024年度欧洲血液学年会（EHA）口头报告1项
2025年度欧洲血液学年会（EHA）口头报告2项
广州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中华医学会血液病学分会白血病淋巴瘤学组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血液肿瘤专业委员会常委
中国抗癌协会血液肿瘤专业委员会慢淋工作组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血液肿瘤专业委员会滤泡淋巴瘤工作组委员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抗白血病联盟专家委员会委员
中国老年保健协会淋巴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实验血液学专业委员会委员及血液免疫学组委员
中国免疫学会血液免疫分会临床流式细胞术学组常委
广东省免疫学会血液免疫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广东省抗癌协会血液肿瘤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广东省抗癌协会淋巴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广东省医学会肿瘤学分会淋巴瘤学组副组长、广东省医学会血液病学分会常委
中国女医师协会血液肿瘤学专业委员会常委
广东省女医师协会淋巴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南方肿瘤临床研究协会淋巴瘤专业委员会常委
河南省肿瘤医院血液科副主任，淋巴瘤病区主任
中原名医，人民好医生淋巴瘤领域杰出贡献专家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淋巴瘤专家委员会委员
中华医学会血液学分会淋巴细胞学组委员
中国血液病专科联盟惰性淋巴瘤协作组副组长
中国套细胞淋巴瘤工作组副组长
河南省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工作组组长。
博士毕业于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天津血液学研究所血液病医院，擅长淋巴系统肿瘤的规范化、个体化、精准化诊断及治疗。主持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在内的多项课题，获河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2项、三等奖2项、河南省医学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4项。近年作为PI主持了多项淋巴瘤相关的国际及国内多中心的新药临床试验，推动了多个抗淋巴瘤新药上市。研究成果多次在国际顶级学术会议进行口头发言和壁报展示。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美国斯坦福大学及迈阿密大学癌症中心访问学者
国家血液内科专业质控中心淋巴细胞/浆细胞疾病专家组成员
中华医学会血液学分会淋巴瘤学组委员
江苏省老年医学会淋巴瘤分会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江苏省研究型医院学会造血干细胞移植和免疫治疗专业委员会常委
北京癌症防治学会淋巴瘤免疫治疗专业委员会常委
江苏省医学会血液学分会淋巴瘤学组委员
江苏省医学会血液学分会青委会委员
江苏省研究型医院学会细胞治疗（CAR-T）专业委员会委员
第五批姑苏卫生青年拔尖人才
2011和2012年两次获美国血液学年会授予的“成就奖”
2013年获美国M.D.Anderson癌症中心颁发的“Performance Reward”
2022年获第二届人民好医生·金山茶花奖（淋巴瘤领域）优秀典范专家
主持国家和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及苏州市课题5项，参与国内外课题10余项
在JCI、Blood等刊物发表SCI 论文30余篇，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20余篇
四川大学华西上锦医院肿瘤二病房主任
博士，肿瘤学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
国家卫健委人才交流服务中心高级人才评价项目专家
四川省肿瘤学会肿瘤患者心理及健康管理专委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老年健康协会淋巴瘤专业委员会委员
四川省抗癌协会淋巴瘤专业委员会常委
四川省优生托育协会生育力分会副主任委员
四川省女医师协会血液淋巴专委会常委
主攻方向为恶性淋巴瘤的个体化治疗
承担一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一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一项省科技厅重大项目，发表三十余篇SCI论文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江西省血液系统疾病重点实验室主任
江西省血液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
国家血液病质控中心专家组委员
江西省血液病医疗质控中心主任
江西省主要学术与学科技术带头人
中华医学会血液学分会常委
江西省医学会血液学分会主任委员
中华医学会血液学分会淋巴疾病学组委员
中国免疫学会血液学分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CSCO骨髓瘤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医师协会血液科医师分会委员
中国医药教育协会造血干细胞移植和免疫治疗分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惰性淋巴瘤工作组副组长
中国女医师协会靶向专委会血小板学组副组长
中华血液学杂志编委、中国肿瘤临床杂志、临床血液学杂志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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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编辑：Rex
苏公网安备32059002004080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