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激素剥夺治疗（ADT）是前列腺癌治疗的重要组成，在局部治疗联合、复发风险管理及晚期疾病治疗等临床情境中均具有相应的应用价值。随着治疗方案日益丰富，ADT的临床实践不仅涉及持续去势治疗，还需要结合治疗目标、疾病风险、患者耐受性及联合方案，合理确定启动时机和治疗疗程。在此背景下，【肿瘤资讯】特邀南通大学附属医院李文光教授，围绕ADT在前列腺癌治疗中的基础价值、个体化疗程、睾酮管理，以及“ADT+x”模式下联合治疗策略的发展与临床实践展开深入解读。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江苏省医学会泌尿外科分会微创学组委员
南通市医师协会泌尿外科分会委员
江苏省医师协会泌尿外科分会结石学组委员
上海第二医科大学临床医学系本科
南京医科大学硕士
发表Sci论文及核心期刊论文二十余篇
主持市级以上课题三项
出版学术专著三部
贯穿疾病全程，ADT持续发挥基础治疗价值
在前列腺癌的全程管理中，ADT作为基石性治疗手段已应用数十年。从您的临床实践出发，您认为ADT在不同阶段前列腺癌治疗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相较于新型内分泌治疗药物，传统ADT药物在当前的临床实践中是否仍具有不可替代的治疗价值？
李文光教授：总体而言，ADT治疗在前列腺癌全程管理中处于基石地位，在不同疾病阶段均具有重要价值。在局限性阶段，ADT的应用探索包括术前新辅助和术后辅助治疗，手术患者术后监测一旦出现生化复发或远处转移，即需启用ADT；术后若存在切缘阳性、病理评分≥7分（中高危）、盆腔淋巴结转移、局部分期较晚或包膜外侵犯，亦需ADT治疗。中晚期出现远处转移时，ADT更是基础性治疗手段。即便进入去势抵抗性前列腺癌（CRPC）阶段，ADT仍为贯穿全程的治疗基础[1]。不仅如此，ADT的价值并未因新型内分泌治疗药物的出现而减弱。相反，以戈舍瑞林为代表的传统ADT药物，仍然是维持去势治疗连续性、开展分层联合治疗以及实现长期疾病控制的重要治疗选择。
具体来看，在局限期前列腺癌管理中，ADT的应用建立在风险分层基础之上，并贯穿初始治疗选择、术后辅助决策和长期复发风险管理。对于中危患者，若初始治疗选择根治性放疗，可根据具体风险特征联合不同时长的ADT，以增强局部治疗后的疾病控制；对于高危及极高危患者初始治疗，放疗联合ADT 2～3年与根治性手术均属于指南I级推荐的治疗选择。对于极高危人群，指南提出初始治疗可在放疗联合长期ADT基础上叠加系统强化治疗，以进一步提升疾病控制强度。在根治术后管理中，ADT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对高复发风险人群的辅助干预。对于切缘阳性、精囊侵犯、包膜外侵犯、术后前列腺特异性抗原（PSA）可测或淋巴结转移等不良因素，临床需综合评估复发和转移风险，并考虑ADT或ADT联合局部治疗[2]。研究显示，术后高危患者接受为期2年的含戈舍瑞林的ADT联合策略后，5年及10年总生存率分别达96%和87%，且整体耐受性良好[3]。由此可见，ADT在局限期管理中的意义，更在于围绕高危因素进行前移干预，帮助延缓复发并提升根治性治疗后的长期获益。
在治愈性治疗后复发管理中，ADT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对生化复发风险的早期控制和治疗强度的分层升级。对于根治术后生化复发（BCR），指南推荐对于根治性放疗后BCR且前列腺特异性抗原倍增时间（PSADT）＜9个月的患者，也可考虑ADT±新型内分泌治疗，这提示ADT并非仅用于影像学转移之后，而是在PSA动力学提示高进展风险时，即可参与复发管理[2]。另有研究显示，在挽救性放疗基础上联合6个月戈舍瑞林，可使10年无进展生存（PFS）率由49%提高至64%[4]，数据亮眼。因此，ADT在BCR阶段的意义在于根据复发风险前移干预、延缓转移进程，并为后续强化治疗提供持续的去势治疗基础[4,5]。
在转移性前列腺癌管理中，ADT的价值需要放在动态疾病进程中理解。转移性激素敏感性前列腺癌（mHSPC）阶段，治疗理念已由ADT单药逐步转向以ADT为基础的联合强化治疗。指南将多种“ADT联合新型内分泌治疗、化疗或局部放疗”的方案列为Ⅰ级推荐，提示临床决策并不是削弱ADT，而是在持续去势治疗基础上，根据肿瘤负荷、转移部位、症状状态、合并疾病及患者耐受性选择合适的强化组合[2]。进入CRPC阶段后，ADT仍建议持续应用。所谓去势抵抗，并不代表雄激素轴抑制完全失效，而是肿瘤在低睾酮环境下发生适应性重塑、AR通路重新激活，而非肿瘤脱离雄激素依赖[6]。诸多研究均是在持续ADT基础上联合新型内分泌治疗，并显著延长非转移性去势抵抗性前列腺癌(nmCRPC)患者MFS、降低转移或死亡风险等获益[2]。因此，ADT疗法自上世纪确立以来，始终是晚期前列腺癌治疗的基石，无论是基础的单药或联合新型内分泌治疗药物方案均应贯穿晚期前列腺癌治疗全周期。在此阶段，戈舍瑞林等传统ADT药物的意义，在于维持低睾酮环境、保障联合治疗连续性，并为CRPC个体化治疗提供持续的内分泌管理基础。
依据风险分层，疗程管理强调个体化与动态监测
ADT的疗程选择一直是临床关注的热点话题。在临床决策中，您如何为患者制定个体化的ADT疗程方案？此外，启动ADT的时机和疗程您通常如何把握？
李文光教授：在制定ADT疗程时，建议先明确治疗目的，而不是把疗程简单理解为“越长越充分”或“越短越安全”。对于以根治为目标的局限期或局部进展期患者，ADT疗程更多取决于风险分层和联合治疗方式；例如围绕放疗、围手术期治疗或术后辅助治疗时，需要结合临床分期、PSA水平、病理分级、肿瘤负荷、淋巴结状态以及术后不良病理因素来判断治疗强度。对于高危患者，我国相关共识提到根治术后或根治性放疗后可即刻行长期辅助ADT，至少维持18个月；而在复发风险较低、合并症负担较重或生活质量诉求较高的患者中，则要更谨慎地评估有限疗程与长期治疗之间的获益和代价。换句话说，个体化疗程不是固定模板，而是把“疾病进展风险、预期获益、睾酮控制质量和患者耐受性”放在同一个框架下持续校准[1]。
此外，治疗过程中，应更强调“关键疾病节点前移评估”。同样，我国相关共识提出，前列腺癌药物去势治疗管理中有几个需要特别关注的阶段，包括新辅助治疗阶段、高危辅助治疗起始阶段、生化复发阶段、新诊断mHSPC初始治疗阶段，以及转移性去势抵抗阶段。ADT治疗过程中，患者应在疾病重要节点以合理的频率监测睾酮。比如新辅助治疗前及治疗期间，应通过睾酮监测辅助评估手术时机；高危辅助治疗起始后的前6个月，每月监测睾酮有助于判断是否稳定达到去势状态，并协助识别复发或转移迹象；新诊断mHSPC启动药物治疗后的前6个月，也建议每月监测睾酮，以确认患者在治疗早期能够达到并维持去势水平。对于进入CRPC阶段的患者，虽然疾病已出现去势抵抗，但仍需确认睾酮维持在去势范围内，从而为后续治疗判断提供依据[1]。
在前列腺癌诊疗全程管理中过程中，建议把PSA和睾酮作为并行观察指标，而不是只依据PSA调整治疗。共识推荐，血清睾酮＜50 ng/dl为去势标准；在此基础上，＜20 ng/dl可作为深度降酮的参考水平，并与较好的预后趋势相关。相关研究显示，ADT治疗6个月或9个月时，睾酮＜20 ng/dl患者进展为CRPC的时间更长；戈舍瑞林相关研究也显示，治疗9个月时睾酮＜20 ng/dl达成率可达93.2%，提示其在维持深度降酮方面具有较好的数据支持。临床监测上，ADT开始前应检测基线睾酮，治疗前6个月每月检测；病情稳定后3年内每3个月检测1次，3年后每6个月检测1次。对于需要停药或间歇治疗的患者，再启动主要依据PSA变化，同时参考睾酮是否恢复至去势水平以上；这样既有助于识别睾酮逃逸，也能在疾病控制与生活质量之间取得更稳妥的平衡[1]。
维持持续去势，联合治疗迈向精细化全程管理
随着晚期前列腺癌治疗格局的不断演变，“ADT+x”的联合治疗模式已经成为晚期前列腺癌患者的重要治疗选择。请问目前ADT药物治疗领域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革新与变化？这些进展又展现出前列腺癌治疗领域怎样的发展趋势？
李文光教授：在“ADT+x”时代，值得关注的变化首先是晚期前列腺癌系统治疗强度的前移和组合方式的细化。过去mHSPC阶段更多依赖单一ADT控制疾病，而现在临床更强调在戈舍瑞林等ADT药物持续维持去势水平的基础上，依据肿瘤负荷、转移特征、体能状态、器官功能、病理类型及基因检测结果，选择新型内分泌治疗、化疗或局部治疗等联合方案。最新版共识指出，mHSPC三联强化治疗决策中，74%的专家将肿瘤负荷作为重要考量；在启动化疗时机方面，65%的专家倾向于在新型内分泌治疗联合ADT起始同时或2个月内加入化疗。关键研究也提示，ADT联合新型内分泌治疗及化疗可延长总生存，相关方案使死亡风险下降约31~32%，并延缓进展至去势抵抗和疼痛进展。也就是说，当前变化并不是简单“加药”，而是围绕ADT持续去势这一治疗前提，进一步优化联合治疗的对象、时机和节奏[7]。
此外，值得关注的变化，是ADT联合治疗正在从“追求疗效”转向“疗效与安全并重”的精细化管理。晚期前列腺癌患者多为老年人群，常合并心血管疾病、代谢异常、认知功能下降以及多重用药，因此治疗方案的选择不能只看抗肿瘤活性，还要前置评估心血管毒性、神经系统不良反应和药物相互作用。共识调研显示，96%的专家认同多学科协作（MDT）在新型内分泌治疗全程管理中的重要性；92%的专家认为，应用新型内分泌治疗前应进行基线心血管风险评估，尤其是既往存在心血管病史的患者；对于有癫痫、认知障碍、疲乏或跌倒风险的人群，90%的专家认为治疗前应进行神经系统相关症状评估。对于接受三联治疗的患者，90%的专家建议重点监测血液学不良反应，尤其是白细胞减少等。由此可见，ADT药物治疗领域的革新，已经不再局限于药物组合本身，而是延伸到治疗前评估、治疗中监测、毒性分层处理和患者教育等全流程管理[7]。此外，ADT药物的剂型优化也是秉持着“疗效与安全并重”的精细化管理理念进行的革新。戈舍瑞林微球是在传统的戈舍瑞林植入剂的基础上进行的优化，戈舍瑞林微球比植入剂型释放更平稳，血药浓度波动更小，且戈舍瑞林微球在疗效上不逊于皮下植入剂（第29天去势率：99.3% vs 100.0%），而戈舍瑞林微球注射部位不良反应发生率为0，疼痛严重程度更低[8]。因此，这种剂型革新在确保去势疗效的同时，兼顾了安全性与患者依从性，为需要长期ADT的患者提供了更优选择。
此外，前列腺癌治疗正在走向更强调连续性、个体化和可持续获益的管理模式。前列腺特异性膜抗原正电子发射断层显像（PSMA PET）、基因检测等工具正在帮助临床更准确地识别疾病分期、转移范围和复发风险，使患者选择、疗程安排和联合方案更具依据。对于以戈舍瑞林为代表的ADT药物而言，未来价值并不只是“降低睾酮”，而是通过稳定去势水平，支持新型内分泌治疗、化疗、放疗以及后续新兴治疗有序衔接。同时，MDT将更多参与共病评估、用药相互作用筛查和长期随访，使治疗目标从单一延缓进展，逐步拓展到延长生存、降低毒性、维持功能状态和改善生活质量。整体来看，晚期前列腺癌正在从经验驱动的系统治疗，转向以风险分层、联合强化和全程安全管理共同支撑的精准治疗阶段[7]。
[1] 中国抗癌协会男性生殖系统肿瘤专委会.前列腺癌睾酮管理中国专家共识(2025版)[J].中华肿瘤杂志, 2026, 48(00):1-9.
[2]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指南工作委员会。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前列腺癌诊疗指南 2025 [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25: 60-69.
[3] Jinge Zhao, Junru Chen, Guangxi Sun, Pengfei Shen and Hao Zeng.Cancer Biology & Medicine November 2024, 21 (11) 1012-1032.
[4] Carrie C, Magné N, Burban-Provost P, et al. Short-term androgen deprivation therapy combined with radiotherapy as salvage treatment after radical prostatectomy for prostate cancer (GETUG-AFU 16): a 112-month follow-up of a phase 3, randomised trial. Lancet Oncol. 2019;20(12):1740-1749.
[5] Parker CC, Kynaston H, Cook AD, et al. Duration of androgen deprivation therapy with postoperative radiotherapy for prostate cancer: a comparison of long-course versus short-course androgen deprivation therapy in the RADICALS-HD randomised trial. Lancet. 2024;403(10442):2416-2425.
[6] Ritch CR, Cookson MS. Advances in the management of castration resistant prostate cancer. BMJ. 2016;355:i4405. Published 2016 Oct 17.
[7] 中国医师协会泌尿外科医师分会,中华医学会泌尿外科学分会.晚期前列腺癌应用新型内分泌治疗多学科管理专家共识(2026版)[J].中华泌尿外科杂志, 2026, 47(04):241-252.DOI:10.3760/cma.j.cn112330-20260305-00069.
[8] Gu C, Wang Z, Lin T, et al. Efficacy and safety of LY01005 versus goserelin implant in Chinese patients with prostate cancer: A multicenter, randomized, open-label, phase III, non-inferiority trial. Chin Med J (Engl). 2023 May 20;136(10):1207-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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