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7月， 世界卫生组织（WHO）下属 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与美国癌症协会（ACS）联合发布了GLOBOCAN 2024全球癌症统计报告，全文发表于 CA: A Cancer Journal for Clinicians ，题为“ Global cancer statistics 2024: GLOBOCAN estimates of incidence and mortality worldwide for 34 cancers in 186 countries ”。 该报告覆盖186个国家和地区、34种癌症类型，系统评估了不同世界区域、人类发展指数（HDI）水平及性别间的癌症负担差异，并对2050年全球癌症发病趋势进行了预测。“肿瘤界”基于GLOBOCAN 2024数据， 全面分析2024年全球癌症发病与死亡负担、地域与人群分布特征及未来趋势， 以期为理解全球癌症疾病负担变化及癌症防控策略提供参考。
一、数据来源与方法
1.1 数据来源
1.1.1 GLOBOCAN 2024数据库简介
本次统计数据来自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 IARC）搭建的全球癌症观察平台（Global Cancer Observatory, GCO）中的GLOBOCAN 2024估算数据集，核心特征如下：
覆盖范围 ：全球186个国家或地区，按联合国人口司标准划分为20个地理区域；
癌种范围 ：涵盖34种癌症部位，基于《国际疾病分类第10版（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 10th revision, ICD-10）》编码分类；
底层数据源 ：整合各国基于人群的癌症登记系统（population-based cancer registries, PBCRs）、民事登记与生命统计系统的死亡数据、官方人口统计资料，对数据缺失区域采用模型法估算。
1.1.2 癌症分类及统计指标
癌症部位分类 ：按ICD-10编码划分为34个独立癌种，其中结直肠癌合并结肠（C18）、直肠（C19-C20）、肛门（C21）编码统计；非黑色素瘤皮肤癌计入全癌总负担，在癌种顺位比较时归入“其他”类别。
核心统计指标 ：
新发病例数（incidence）：统计周期内新发恶性肿瘤病例总数；
死亡病例数（mortality）：统计周期内因恶性肿瘤死亡的病例总数；
年龄标准化率（age-standardized rate, ASR）：采用1966年Segi–Doll世界标准人口进行标化，单位为每10万人年，用于消除人口年龄结构差异，实现跨地区、跨人群比较；
累积风险（cumulative risk）：假设无其他竞争死因的前提下，个体从出生到74岁发生或死于癌症的概率，以百分比表示。
1.2 2024年癌症发病和死亡估算方法
1.2.1 发病率估算
以各国可获得的最佳癌症登记数据为核心基础，数据有效性取决于数据源的质量、代表性与时效性。对于登记数据缺失或滞后的国家和地区，采用短期趋势预测、发病死亡比模型等方法进行推算，确保全国层面估计值的合理性。所有国家的估算结果均经过统一质量控制流程，确保区域内、全球范围内的逻辑一致性与可比性。
1.2.2 死亡率估算
以各国生命统计系统的死亡登记数据为基础，结合对应癌种的发病数据与发病-死亡比模型，对缺失区域的死亡率进行推算与校正。
1.2.3 分层与标准化方法
年龄标准化 ：通过世界标准人口调整年龄结构，消除不同国家人口年龄差异对率的影响；
累积风险计算 ：基于年龄别率计算0~74岁累积发生/死亡概率，直观反映人群终生癌症风险；
人类发展指数分层 ：采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22年人类发展报告的四级分类体系，将国家划分为低、中、高、极高人类发展指数（HDI）四组，同时采用“低+中HDI”与“高+极高HDI”二元分组进行对比。考虑到人口规模影响，对中国、印度两个人口大国单独分析（2024年两国人口分别占全球的17.5%和17.8%）。
1.3 2050年全球癌症负担预测方法
本次报告中的2050年负担预测为人口驱动的静态基线预测，核心假设为：各国家、各癌种的年龄别发病率与死亡率保持2024年水平恒定不变，未来癌症负担的变化完全由人口数量增长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老龄化）驱动。预测未纳入以下动态因素：未来危险因素流行率的升降、癌症防控政策的实施效果、诊疗技术进步对生存与发病的影响、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长期效应。因此该预测反映的是“无干预基线情景”下的未来负担，用于提示防控压力与规划参考，而非对未来实际发病数的精准预测。预测使用的人口基础数据来自联合国人口司《世界人口展望2022/2024修订版》。
二、结果
2.1 全球癌症发病和死亡总体概况
2024年，全球估计新发恶性肿瘤病例约2063.7万例（包括非黑色素瘤皮肤癌）。全年全球因恶性肿瘤死亡约976.3万例（包括非黑色素瘤皮肤癌）。2022年全球新发癌症约1997.6万例，死亡约974.4万例，2024年数据呈现持续增长趋势。
从终生风险维度看，全球范围内每5人中就约有1人会在一生中罹患癌症；男性中每9人就有1人死于癌症，女性中每13人就有1人死于癌症。
从公共卫生影响来看，癌症已成为21世纪全球重大公共卫生挑战，是全球预期寿命提升的核心阻碍。2021年数据显示，癌症占全球全因死亡的近1/6（17%），占非传染性疾病死亡的近1/4（23%）。除健康损失外，癌症还带来巨大的社会与宏观经济成本：2022年，癌症导致的早死造成全球约5660亿美元的生产力损失，其中有偿工作损失3050亿美元，无偿活动（包括照护、家务劳动等）损失2600亿美元。
从防控潜力来看，全球约48%的癌症死亡理论上是可避免的：其中33%可通过针对可改变危险因素的一级预防避免，15%可通过早期发现与规范治疗获得治愈。但不同地区的可避免比例差异极大，例如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可避免的癌症死亡比例超过60%，这一方面是因为当地宫颈癌等可预防癌种占比高，另一方面是因为乳腺癌等可治愈癌种因诊疗不足导致病死率高。
2024全癌及34癌种的发病与死亡数据
2.2 全球主要癌症发病和死亡顺位
2.2.1 十大高发癌症 （按发病数排序）
肺癌是全球发病数最多的癌症，2024年新发病例约263.7万例，占全部新发病例的12.8%；其后依次为女性乳腺癌（约243.4万例，占11.8%）、结直肠癌（约204.1万例，占9.9%）、前列腺癌（约154.6万例，占7.5%）、胃癌（约98.0万例，占4.7%）、甲状腺癌（约95.9万例，占4.6%）、肝癌（约84.3万例，占4.1%）、膀胱癌（约63.5万例，占3.1%）、宫颈癌（约60.4万例，占2.9%）、非霍奇金淋巴瘤（约56.3万例，占2.7%）。
2.2.2 十大死亡癌症 （按死亡数排序）
肺癌同样是导致癌症死亡最多的癌症，2024年死亡约186.2万例，占全部癌症死亡的19.1%；其后依次为结直肠癌（约91.8万例，占9.4%）、肝癌（约73.2万例，占7.5%）、女性乳腺癌（约69.4万例，占7.1%）、胃癌（约64.2万例，占6.6%）、胰腺癌（约49.1万例，占5.0%）、食管癌（约44.2万例，占4.5%）、前列腺癌（约42.0万例，占4.3%）、白血病（约29.2万例，占3.0%）、宫颈癌（约28.0万例，占2.9%）。
全球发病、死亡排名前十的恶性肿瘤合计占全部新发病例、癌症死亡60%以上。
2.2.3 发病与死亡顺位差异分析
顺位比较揭示出典型的"高发低死"和"低发高死"两类癌症：
甲状腺癌是典型的"高发低死"癌种，发病顺位第6，但死亡顺位仅为第25位，全球约48000例死亡，反映其相对惰性的自然病程及广泛存在的过度诊断（over diagnosis）问题；
肝癌则是"低发高死"的典型代表，发病顺位第7，但死亡顺位跃升至第3位，反映该疾病的高度致死性；
胰腺癌同样如此，发病顺位第11，死亡顺位却高居第6，反映该病早期诊断困难、生存率极低的特点。
2024年全球及前十癌种发病与死亡数据
2.3 全球主要癌症的性别分布
2.3.1 性别总体负担对比
按性别拆分，2024年男性新发病例约1061.4万例，死亡约548.2万例；女性新发病例约1002.3万例，死亡约428.0万例。全癌症合计的发病率，男性（209.6/10万）比女性（185.8/10万）高约13%，而死亡率的性别差距更大，男性（106.2/10万）比女性（72.8/10万）高46%。死亡率性别差距（46%）显著大于发病率性别差距（13%），这一现象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男性在肺癌、肝癌、食管癌等高致死性癌种中普遍存在的更高发病率密切相关。这些癌种本身病死率高，男性又是其主要负担人群，从而在总体统计中放大了死亡率的性别差距。
就累积风险而言，约1/5的男性（21.4%）和女性（18.5%）会在75岁前患癌，约1/9的男性（11.0%）和1/12的女性（7.6%）会在75岁前死于癌症。 需要说明的是，原文摘要部分将这一死亡风险表述为"每9名男性中有1人、每13名女性中有1人死于癌症"，而正文则以"约1/9的男性、1/12的女性"进行了近似描述——二者均对应同一组精确数据（男性11.0%、女性7.6%），仅四舍五入方式不同，7.6%换算更接近1/13（≈7.7%），本文以精确百分比为准，两种近似表述并存仅为原文表述习惯差异，不代表数据矛盾。
分性别全癌及34癌种的发病与死亡数据
2.3.2 男性癌症谱特点
2024年， 男性发病前10位癌种 依次为：肺癌（163.2万例）、前列腺癌（154.6万例）、结直肠癌（113.9万例）、胃癌（63.9万例）、肝癌（58.7万例）、膀胱癌（49.2万例）、食管癌（36.0万例）、唇口腔癌（31.9万例）、非霍奇金淋巴瘤（31.9万例）、 肾癌（28.4万例）。 男性死亡前10位癌种 依次为 ：肺癌（125.9万例）、结直肠癌（50.5万例）、肝癌（50.5万例）、 前列腺癌（42.0万例）、 胃癌（41.9万例）、食管癌（32.1万例）、胰腺癌（25.9万例）、 膀胱癌（17.1万例）、 白血病（16.5万例）、 脑及中枢神经系统肿瘤 （13.9万例）。
从全球国家层面来看，前列腺癌是123个国家男性最常见的发病癌种，覆盖了全球近2/3的国家；肺癌是31个国家男性首位发病癌种；结直肠癌、肝癌、胃癌分别在11个、9个、6个国家居男性发病首位。死亡方面，肺癌是89个国家男性的首位癌症死亡原因；前列腺癌是68个国家男性首位死亡原因；肝癌是15个国家男性首位死亡原因。
2.3.3 女性癌症谱特点
2024年， 女性发病前10位癌种 依次为 ：乳腺癌（243.4万例）、肺癌（100.5万例）、结直肠癌（90.2万例）、甲状腺癌（71.3万例）、宫颈癌（60.4万例）、子宫体癌（43.5万例）、胃癌（34.2万例）、卵巢癌（33.1万例）、肝癌（25.6万例）、胰腺癌（25.1万例）。 女性死亡前10位癌种 依次为：乳腺癌（69.4万例）、肺癌（60.3万例）、结直肠癌（41.3万例）、宫颈癌（28.0万例）、 胰腺癌（23.2万例）、 肝癌（22.8万例）、胃癌（22.3万例）、卵巢癌（20.4万例）、白血病（12.7万例）、食管癌（12.1万例）。
从全球国家层面来看，女性发病癌种的集中度远高于男性：乳腺癌是164 个国家女性的首位发病癌种，占据绝对主导；宫颈癌是剩余22个国家中 19国的女性首位发病癌种，主要集中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等低收入地区；例外的是中国、朝鲜女性肺癌居发病首位，蒙古女性肝癌居发病首位。死亡方面，乳腺癌是122个国家女性的首位癌症死亡原因；宫颈癌和肺癌各为26个国家女性的首位死亡原因，其中宫颈癌主要分布在低收入国家，肺癌主要分布在中高收入国家及中国等吸烟率高的东亚国家。
2.3.4 男女癌症差异原因
全球男女癌症谱与负担的显著差异，主要由以下因素驱动： 第一，吸烟暴露差异。 这是肺癌性别差异的主要原因之一。 2022年近60%的男性肺癌和32%的女性肺癌可归因于吸烟。 全球烟草流行在不同地区处于不同阶段，男性吸烟率普遍高于女性，且开始更早、吸烟量更大。肺癌的男女发病比在不同地区差异极大：北美、北欧地区男女吸烟率差距小，肺癌发病比接近1:1；而北非、东欧等地区男性吸烟率远高于女性，肺癌男女发病比可达4~5:1。 第二，性激素与生殖因素。 前列腺癌、乳腺癌、宫颈癌、卵巢癌、睾丸癌等为性别特异性癌种，受性激素水平、生殖行为影响。全球约20%的乳腺癌新发病例与非遗传性已知可改变风险因素有关，其中体力活动不足（33%）、高身体质量指数（BMI，29%）、饮酒（21%）和母乳喂养不足（18%）是主要因素。 而北美、大洋洲、欧洲等地区21世纪初乳腺癌发病率增速趋缓，则与联合雌孕激素绝经期激素替代疗法使用率下降有关，提示外源性激素暴露对乳腺癌发病具有明确影响。宫颈癌为HPV感染驱动的疾病，且HIV感染是重要的协同因素——全球约6%的新发宫颈癌女性合并HIV感染，在 南部非洲 这一比例高达64%。 第三，筛查与就医行为差异。 前列腺癌发病率的国际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各国诊断实践的差异，尤其是PSA检测的广泛引入曾导致1990年代发病率急剧上升。同样，乳腺癌筛查（钼靶）的普及也推高了高收入国家的发病率，但同时通过早期发现降低了死亡率。相比之下，宫颈癌发病率的地理和社会经济差异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筛查和治疗可及性的不公平，低收入国家筛查覆盖率不足直接导致其宫颈癌死亡率居高不下。
2.4 全球癌症地域分布差异及癌症模式
2.4.1 大洲人口与疾病负担占比总览
按世界区域看，亚洲承担了全球逾一半的癌症负担：2024年亚洲新发病例占全球的50.7%，死亡病例占56.5%，而亚洲人口占世界人口的58.8%（发病占比略低于人口占比）。相比之下，非洲和亚洲的癌症死亡负担相对发病负担而言明显偏高，反映出这些地区癌症类型的区域性差异及总体较低的生存率。欧洲的情况则相反：欧洲人口仅占全球人口的9.2%，却承担了21.0%的病例和20.0%的死亡，呈现出不成比例的高负担。美洲人口占全球12.9%，发病占比达21.1%，死亡占比15.2%，同样高于人口占比。非洲人口占全球18.6%，发病占比仅5.9%，死亡占比7.5%，反映了登记不足与发病基数低的双重影响，但死亡占比相对发病占比的"倒挂"同样明显。大洋洲人口占比0.5%，发病占比1.3%，死亡占比0.8%，整体负担规模小，但率值高。
2024年全球及分性别发病与死亡地区分布情况
2.4.2 全球不同地区癌症发病率差异
全癌年龄标准化发病率在全球范围内存在4~5倍的地区差异，反映了不同地区危险因素谱、医疗水平与筛查强度的巨大差别。 发病率最高的区域 ： 澳大利亚/新西兰，男性ASR为476.8/10万，女性 ASR为396.1/10万，全球居首，主要与当地筛查普及、皮肤癌高发、西式生活方式相关。 发病率最低的区域 ： 东非男性ASR仅99.8/10万，中南亚女性ASR仅106.0/10万，为全球最低水平。
不同区域的癌症谱差异显著：高收入的欧美、大洋洲地区，乳腺癌、前列腺癌、结直肠癌、甲状腺癌占主导；东亚地区肺癌、胃癌、肝癌、食管癌等消化系统肿瘤与肺癌并重；南亚地区唇口腔癌、宫颈癌负担突出；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宫颈癌、肝癌、卡波西肉瘤等感染相关癌种占比高。
2.4.3 全球不同地区癌症死亡率差异
全癌年龄标准化死亡率的地区差异约为2倍，显著小于发病率的差异，体现了“高发病地区病死率低、低发病地区病死率高”的倒置特征。 死亡率最高的区域 ：东欧男性ASR为157.5/10万，是全球男性死亡率最高的地区，与当地男性高吸烟率、高饮酒率直接相关；美拉尼西亚女性ASR 为108.0/10万，是全球女性死亡率最高的地区。 死亡率最低的区域 ：东非男性ASR为68.7/10万，中南亚女性ASR为 58.6/10万，为全球最低。
从累积死亡风险看，东欧男性0-74岁累积死亡风险达17.4%，美拉尼西亚女性达12.1%，为全球最高；中美洲男性为7.0%，东亚女性为6.5%，为全球最低。
2.4.4 性别与地区交互影响
不同癌种的性别差异在不同地区呈现截然不同的特征，体现了性别与地区的交互作用：
男性：前列腺癌在多达123个国家中是发病第一大癌症，而肺癌在31个国家排第一；致死方面，肺癌在89个国家位居男性死因之首，前列腺癌在68个国家居首。
女性：乳腺癌在164个国家发病率排第一；宫颈癌在26个国家（主要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等资源有限地区）成为导致女性癌症死亡的首要原因。
分区域全癌发病率、死亡率及累积风险数据
2.5 全球主要癌症的HDI分布
2.5.1 HDI与癌症发病、死亡风险的关系
罹患癌症的风险总体上随HDI水平的提高而递增。2024年，累积发病风险从低HDI国家的约11%上升到极高HDI国家的超过30%（男性），女性则从约12%上升到约25%。
相比之下，不同HDI水平间因癌症死亡的风险差异要小得多：男性从低HDI国家的约8%到极高HDI国家的约12%；女性各层级间差异很小，维持在约7%-8%之间。
2.5.2 高低HDI国家的癌谱对比
多数癌症类型在高HDI国家的发病率高于低HDI国家，其中变异幅度最大的是甲状腺癌（两性差异均超过七倍）。相反，唇口腔癌和宫颈癌在低HDI国家发病率更高。前列腺癌方面，高HDI国家发病率是低HDI国家的近三倍（34.9 vs 13.1/10万），但对应的死亡率却相当接近（7.4 vs 6.9/10万）；乳腺癌同样呈现类似模式——高HDI国家发病率显著更高（54.1 vs 33.6/10万），但死亡率却是低HDI国家更高（14.7 vs 11.7/10万），这体现了癌症防治资源公平性上的深刻差距。
高/极高与 低/中HDI国家15种常见癌种的发病与死亡率
2.5.3 四层HDI及中国、印度的癌谱特点
极高HDI国家 ：2024年新发病例约930万例，死亡约360万例。发病顺位前五为乳腺癌、结直肠癌、肺癌、前列腺癌、膀胱癌；死亡顺位前五为肺癌、结直肠癌、胰腺癌、乳腺癌、前列腺癌。
高HDI国家（不含中国） ：新发病例约270万例，死亡约140万例。发病顺位前五为乳腺癌、结直肠癌、肺癌、前列腺癌、胃癌；死亡顺位前五为肺癌、乳腺癌、结直肠癌、肝癌、胃癌。
中HDI国家（不含印度） ：新发病例约99.7万例，死亡约63.6万例。发病顺位前五为乳腺癌、肺癌、宫颈癌、结直肠癌、前列腺癌；死亡顺位前五为肺癌、乳腺癌、肝癌、胃癌、食管癌。
低HDI国家 ：新发病例约89.8万例，死亡约55.4万例。发病顺位前五为乳腺癌、宫颈癌、前列腺癌、结直肠癌、肝癌；死亡顺位前五为乳腺癌、宫颈癌、前列腺癌、肝癌、结直肠癌。
中国 ：新发病例约520万例，死亡约260万例。发病顺位前五为肺癌、甲状腺癌、结直肠癌、女性乳腺癌、肝癌；死亡顺位前五为肺癌、肝癌、结直肠癌、胃癌、食管癌。中国前五大癌症占总发病和死亡的比例分别为59%和67%，明显高于其他HDI层级（43%-51%），主要反映肺癌在中国的高负担。
印度 ：新发病例约160万例，死亡约90.2万例。发病顺位前五为乳腺癌、唇口腔癌、肺癌、结直肠癌、宫颈癌；死亡顺位前五为肺癌、乳腺癌、唇口腔癌、食管癌、胃癌。印度唇口腔癌发病顺位第二、死亡顺位第三，反映其全球最高的口腔癌负担之一。
四层HDI及中国、印度前五发病、死亡癌种
2.6 全球主要癌症发病和死亡情况
2.6.1 肺癌
全球数据： 2024年新发近260万例，死亡190万例 ，是全球发病数和死亡数均居首位的癌症。
性别差异：男性发病率和死亡率约为女性的2倍，但 欧洲部分地区 和北美地区年轻女性发病率正接近或超过男性。
地区差异：男性发病率在东亚、东欧最高；女性在东亚、北美最高。匈牙利男性和丹麦女性发病率居全球之冠。
主要危险因素：吸烟是首要病因，全球近60%的男性肺癌和32%的女性肺癌归因于吸烟。空气污染（尤其是PM2.5）被认为是导致肺腺癌占比上升的重要因素，中国占全球PM2.5归因肺腺癌病例的近70%。
防控策略：强化WHO MPOWER控烟措施，扩大低剂量CT（LDCT）筛查，尤其在吸烟高危人群中。
2.6.2 乳腺癌
全球数据：女性最常见癌症， 2024年新发约240万例，死亡69.4万例。
地区差异：发病率在澳大利亚/新西兰（102.1/10万）和北美（95.2/10万）最高。 HDI较高的国家（54.1 vs 33.6/10万）的乳腺癌发病率明显较高，而HDI较低的国家（14.7 vs 11.7/10万）的死亡率较高。
筛查意义：高HDI国家发病率高部分归因于广泛筛查，但死亡率自1990年代以来显著下降，得益于早期诊断和治疗进步（如内分泌治疗、HER2靶向药）。
不平等性：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等低资源地区，50-90%的患者确诊时为III-IV期，5年生存率远低于高收入国家。
2.6.3 结直肠癌
全球数据： 2024年新发200万例，死亡91.8万例 ，为全球第三大常见癌，第二大死因。
地区差异：发病率在欧洲、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北美最高（男性30-40/10万），在非洲和中亚-南亚最低。
危险因素：吸烟、红肉/加工肉摄入、饮酒、肥胖增加风险；膳食纤维、乳制品摄入和运动降低风险。
年轻化趋势：自1990年代中期起，美国等国家50岁以下人群结直肠癌发病率持续上升，美国已将筛查起始年龄降至45岁。
2.6.4 前列腺癌
全球数据：男性第二大常见癌， 2024年新发150万例，死亡42万例 。
地区差异：发病率在北美、北欧和澳大利亚/新西兰最高（≥70/10万），在亚洲和北非最低。
筛查争议：PSA检测的广泛引入导致1990年代发病率飙升，随后因指南变化而下降。近期美国晚期前列腺癌诊断率年增4.6-4.8%，引发对筛查不足的担忧。
2.6.5 胃癌
全球数据： 2024年新发98万例，死亡64.2万例 ，发病第5，死亡第5。
地区差异：东亚（蒙古、中国、日本）和东欧发病率最高。
主要危险因素：幽门螺杆菌（ H. pylori ）感染是主导病因，占非贲门胃癌的90%。高盐饮食、吸烟也是重要因素。
2.6.6 甲状腺癌
全球数据： 2024年新发95.9万例，死亡4.8万例 ，发病率高（第6），死亡率极低（第25）。
过度诊断：全球大量新发病例是低危乳头状微小癌，归因于超声等敏感诊断技术的滥用。2013-2017年间，估计76%的甲状腺癌病例系过度诊断。
防控策略：避免对无症状人群进行常规超声筛查，推广低危甲状腺微小癌的主动监测（Active Surveillance）。
2.6.7 肝癌
全球数据：2 024年新发84.3万例，死亡73.2万例 ，发病率第7，死亡率第3。
主要危险因素：HBV/HCV感染是主因，占全球HCC的21-55%。黄曲霉素暴露、饮酒、肥胖和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MASLD）也是重要诱因。
防控策略：新生儿HBV疫苗接种（自1980年代起在东亚成效显著）和抗HCV直接抗病毒药物（DAA）是预防肝癌的核心。
2.6.8 宫颈癌
全球数据： 2024年新发60.4万例，死亡28万例 ，为女性癌症第5大常见和第4大死因。
地区差异：发病率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美拉尼西亚最高，在西欧和北美极低。
WHO消除目标：HPV疫苗+HPV筛查+治疗的三级预防策略，目标是“90-70-90”目标（90%女孩接种疫苗，70%女性接受筛查，90%患者得到治疗）。截至2024年，全球仅约31%的女孩接受至少一剂HPV疫苗。
2.6.9 胰腺癌
全球数据： 2024年新发53.1万例，死亡49.1万例 ，发病率第11，死亡率第6。
特点：致死率极高，5年生存率在高收入国家也仅约8-14%。超过75%的患者确诊时已局部晚期或远处转移。
危险因素：吸烟、肥胖和糖尿病是主要可预防风险因素。
2.6.10 食管癌
全球数据： 2024年新发49.4万例，死亡44.2万例 ，发病率第13，死亡率第7。
地区差异：东亚、东非、美拉尼西亚高发，与饮食（热饮、腌制食物）、吸烟、饮酒等习惯有关。
亚型差异：鳞癌在东亚和非洲高发，腺癌在欧美高发，后者与肥胖和胃食管反流病密切相关。
2.7 2050年预计全球癌症负担
2.7.1 全球癌症病例增长趋势
基于联合国人口预测， 假设各年龄别癌症发病率保持2024年水平不变，仅由人口增长和老龄化驱动，2050年全球新发癌症病例预计将达到3440万例，较2024年的2060万例增长67% 。报告测算，若要使2050年新发病例数不超过2024年水平，需要全球癌症发病率在未来数十年内每年持续下降2%，这需要极强的一级预防与防控措施才能实现。
2.7.2 癌症负担增长主要来源
从绝对增量看，高HDI（含中国）和极高HDI国家新增病例数最多，分别增加约450万例和300万例，这是因为这些国家当前病例基数大，且老龄化程度将进一步加深。从相对增幅看，低HDI国家增长最为迅猛，将从 2024年的约90万例增至2050年的约200万例，增幅达122%；中HDI国家（含印度）从260万例增至480万例，增幅达85%。低、中HDI国家的增幅显著高于高、极高HDI国家。这意味着，未来全球癌症负担的增长重心将向中低收入国家转移，这些国家将面临最严峻的防控压力。
2.7.3 未来癌症防控挑战
第一，双重疾病负担压力。中低收入国家尚未完成对感染相关癌症的控制，又将迎来生活方式相关癌症的快速上升，同时面对两类癌症的夹击，防控难度远大于当年高收入国家的转型过程。第二，诊疗资源缺口巨大。当前低收入国家已存在严重的筛查、诊断、治疗资源不足，未来病例数翻倍后，供需缺口将进一步扩大，若不提前投入，癌症病死率将持续居高不下，不公平性进一步加剧。第三，危险因素流行上升。中低收入国家正经历快速的社会经济转型，烟草、酒精、西式饮食、超重肥胖、久坐等危险因素流行率持续上升，将进一步推高癌症发病率，使人口驱动的负担雪上加霜。
2.8 中国癌症流行情况
2.8.1 中国癌症总体发病与死亡概况
中国的癌症数据由国家癌症登记中心提供，数据质量与覆盖范围在中低收入国家中处于较高水平，是本次GLOBOCAN估算的重要基础。
全球排位：中国2024年人口占全球的17.5%，是全球癌症负担最重的国家之一，其数据在报告中与印度并列单独分析。中国是东亚地区的主要贡献者。
发病负担：中国男性ASR为211.6/10万，女性为207.9/10万。累积发病风险男性为21.8%，女性为20.0%。发病顺位前五为： 肺癌、甲状腺癌、结直肠癌、女性乳腺癌、肝癌。
死亡负担：中国男性ASR为121.3/10万，女性为63.2/10万。累积死亡风险男性为12.8%，女性为6.6%。死亡顺位前五为：肺癌、肝癌、结直肠癌、胃癌、食管癌。
2.8.2 中国主要癌种发病和死亡情况
肺癌：肺癌在中国整体发病率和死亡率中均高居首位。在女性癌症模式中，全球绝大多数国家由乳腺癌和宫颈癌主导，但中国和朝鲜是例外，肺癌位居中国女性发病率第一。中国不仅面临吸烟带来的高风险，环境因素同样影响显著，中国占全球肺腺癌PM2.5归因病例的近70% ；此外，非吸烟者罹患肺癌进一步推高了中国女性观察到的肺癌高风险。
肝癌：肝癌是中国第二大癌症死因。在中国等高风险地区，慢性乙型肝炎病毒（HBV）感染和黄曲霉毒素暴露是主导危险因素。不过，自20世纪末以来，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高风险国家的肝癌发病率和死亡率已出现稳步下降，这很大程度上归功于黄曲霉毒素暴露的减少以及1980年代初启动的HBV疫苗接种计划。
女性乳腺癌： 乳腺癌是中国发病顺位第四位的癌种（原文Figure 6"中国"发病顺位前五：）。2008至2017年间，中国乳腺癌发病率以每年3%-5%的速度上升，与韩国、日本、巴林、泰国、印度并列为同期发病率快速上升的国家。
胃癌：全球范围内约90%的非贲门（下胃）胃癌由幽门螺杆菌（ H. pylori ）感染引起，非贲门胃癌在东亚高发，但中国部分地区存在例外。在全球范围内，幽门螺杆菌感染仅占贲门（上胃）胃癌病例的20%，但在中国这一比例高达62%。
甲状腺癌：甲状腺癌发病率在中国等许多国家持续上升。这很大程度上归咎于高灵敏度超声等诊断技术的广泛使用导致的过度诊断。据估计，在2013-2017年间，中国、塞浦路斯、韩国和土耳其女性中超过85%的甲状腺癌病例属于过度诊断。
食管癌：中国部分地区饮用极热饮品/汤食的习惯被证实与食管鳞状细胞癌的风险相关。
宫颈癌：基于至2021年的趋势研究，中国和日本是全球少数几个宫颈癌发病率呈上升趋势的国家，这可能反映了筛查普及率低以及性行为观念的转变（如初次性行为提前和性伴侣增多）。2025年11月，中国将HPV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
前列腺癌：与部分欧美国家发病率趋缓不同，前列腺癌发病率在中国、印度、波罗的海国家及东欧等地仍在持续上升。
2.8.3 中国癌症特点及变化趋势
双重癌症负担特征突出。以胃癌、肝癌、食管癌为代表的感染相关“传统癌症”尚未得到充分控制；以肺癌、结直肠癌、乳腺癌为代表，和老龄化、生活方式相关的恶性肿瘤持续增多，两类疾病负担叠加，防控工作复杂度显著提升。
人口老龄化持续推高癌症总体病例规模。 在2050年的全球预测中，中国被归类为高HDI国家。在假设当前发病率保持不变的前提下，受人口增长和快速老龄化的单纯驱动，包括中国在内的高HDI国家未来将面临极大的绝对病例数增长（高HDI组预计将新增450万例癌症），公共卫生系统将面临严峻考验。
防控体系持续完善。国内癌症登记监测网络不断拓展，区域性癌症早诊筛查项目持续推进，HPV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诊疗技术可及性稳步提升，为长期控制癌症负担建立基础条件。
三、讨论
3.1 全球癌症负担变化趋势
3.1.1 人口老龄化推动癌症增长
人口增长与人口老龄化是未来全球癌症负担上升的确定性驱动因素。全球人口预计从2024年的82亿增长至2050年的97亿，同时老年人口占比持续提升。癌症是典型的年龄相关性疾病，发病率随年龄升高呈指数级上升，因此人口结构老龄化将直接推高癌症总发病数。本次预测显示，仅人口因素就会使2050年全球癌症病例较2024年增长67%，低HDI国家更是翻倍增长。这意味着，即便所有危险因素都得到控制、发病率不再上升，癌症绝对负担仍将显著增加，全球卫生系统必须提前做好应对准备。
3.1.2 发展水平影响癌症谱变化
癌症谱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高度相关，呈现清晰的转型规律：在低收入阶段，感染相关癌症（宫颈癌、胃癌、肝癌、唇口腔癌）占主导；随着经济发展、生活方式西化、人口老龄化，肺癌、乳腺癌、结直肠癌、前列腺癌等逐步成为主流。当前全球整体处于这一转型过程中：高收入国家已完成转型，以生活方式与老龄化相关癌种为主；中低收入国家正处于转型期，感染相关癌症尚未控制，生活方式相关癌症快速上升，形成双重负担。这一转型规律决定了不同发展阶段国家的防控重点截然不同：低收入国家优先控制感染与提升诊疗可及性，高收入国家侧重生活方式干预与筛查质量提升，中等收入国家则需双线作战。
3.2 癌症预防与控制策略
3.2.1 一级预防
一级预防是降低癌症负担最根本、最具成本效益的手段， 全球约33%的癌症死亡可通过一级预防避免。 核心方向包括：
控烟：是全球癌症防控的首要任务，也是降低肺癌负担的核心。需全面落实MPOWER六项措施：监测烟草使用、保护民众免受烟草烟雾危害、提供戒烟服务、警示烟草危害、禁止烟草广告促销赞助、提高烟草税。尤其要推动中低收入国家的控烟进程，遏制烟草流行向低收入地区转移。同时需关注无烟烟草、电子烟等新型烟草产品的防控。
感染防控：扩大HPV疫苗、乙肝疫苗接种覆盖，是消除宫颈癌、控制肝癌的根本性措施，尤其要提升低收入国家的接种覆盖率。推广幽门螺杆菌筛查与根除，可显著降低胃癌负担。推进病毒性肝炎消除目标，扩大HCV筛查与治疗可及性。
生活方式干预：限制酒精摄入、推广健康膳食模式、增加人群体力活动水平、控制超重肥胖流行，可同时降低乳腺癌、结直肠癌、肝癌、食管癌等多种癌症的风险，兼具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等慢性病的协同防控效益。
3.2.2 二级预防
有组织的人群筛查与早诊早治，是降低癌症死亡率、改善患者生存的关键路径， 全球约15%的癌症死亡可通过早期发现和改善治疗可及性加以避免 ：
高收入地区可在质量控制的前提下，逐步扩大乳腺癌、结直肠癌、宫颈癌、肺癌等筛查的人群覆盖，优化筛查技术，减少过度诊断，提升公平性；
中低收入地区应优先提升症状性癌症的早期识别能力，建立快速转诊通道，减少诊断延迟，逐步推广适宜、低成本、高效的筛查技术，优先覆盖宫颈癌、乳腺癌等早诊获益明确的癌种。
3.2.3 全球癌症防控公平性
全球癌症防控存在显著的不公平性，是全球健康领域的核心议题之一：
低收入国家承载了更高比例的癌症死亡，却缺乏最基本的筛查、诊断与治疗资源，大量本可通过疫苗预防、通过筛查早诊、通过治疗治愈的癌症，最终造成了不必要的死亡。宫颈癌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一种几乎完全可预防的癌症，却成为低收入国家女性的首位死因，本质是公共卫生资源的分配不公。
高收入国家已开始普及的靶向治疗、免疫治疗、精准筛查等新技术，在低收入国家几乎不可及，可能进一步拉大全球癌症生存差距。WHO的宫颈癌消除战略、全球乳腺癌倡议、病毒性肝炎消除战略等全球框架，是推进癌症防控公平性的重要抓手。国际社会需加大对中低收入国家癌症防控的支持，提升当地癌症登记、预防、筛查、治疗全链条能力，缩小全球癌症健康差距。
3.3 数据局限性
本次GLOBOCAN 2024估算存在以下固有局限性：
第一，登记质量与数据完整性的国家间差异。全球仅约1/3的国家有符合IARC标准的高质量癌症发病登记，仅1/4的国家有高质量全国死亡数据。中低收入国家尤其是非洲地区，登记系统覆盖率低、数据滞后严重，估算更多依赖模型推算，不确定性显著高于高收入国家。部分癌种如非黑色素瘤皮肤癌，多数国家未常规登记，估算误差更大。
第二，模型估算的固有误差。对于数据缺失地区，估算基于区域癌症模式、社会经济水平、危险因素等变量推算，可能与真实情况存在偏差。不同癌种的估算精度也不同，常见癌种估算相对可靠，罕见癌种不确定性更高。
第三，2050年预测的局限性。预测为纯人口驱动的静态预测，仅考虑人口数量与年龄结构变化，未纳入未来危险因素流行率变化、防控政策效果、医疗技术进步、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等动态因素，因此仅反映基线情景下的负担压力，并非对未来实际病例数的精准预测。
第四，新冠疫情的影响。本次2024年估算主要基于2020年之前的登记数据外推，未完全纳入新冠疫情对癌症诊疗的长期影响。但报告指出，现有证据显示2022年后癌症发病率已回归预期水平，疫情对整体估算的影响有限，不会显著改变结论。
第五，分类合并的局限性。部分癌种组合合并了病因与临床特征不同的亚型，例如结直肠癌合并了肛门癌，肝癌合并了肝内胆管癌，可能影响对特定亚型的精准解读。
四、总结与展望
本次GLOBOCAN 2024系统展示了全球癌症流行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研究表明，癌症仍是全球重要公共卫生挑战。肺癌继续位居全球发病和死亡首位，女性乳腺癌、结直肠癌、前列腺癌、胃癌等共同构成全球主要癌症负担。不同地区、不同HDI水平及不同性别人群之间癌症谱存在明显差异，反映出人口结构、危险因素暴露以及医疗资源配置对癌症负担的重要影响。
未来，在人口增长和人口老龄化持续发展的背景下，全球癌症病例预计将进一步增加。加强一级预防、推进癌症筛查和早期诊断、提升规范化治疗水平，并改善全球癌症防控资源的公平可及性，将是降低未来癌症负担的重要方向。
苏公网安备32059002004080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