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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腺纪实 | 透视前列腺导管内癌 (IDC-P)的流行病学挑战与临床负担

04月13日

整理：肿瘤资讯

来源：肿瘤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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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列腺癌的精准诊疗时代，病理亚型的精细化识别已成为制定个体化治疗方案的基石。在众多特殊病理类型中，前列腺癌导管内癌（IDC-P）因其独特的形态学特征、高度的基因组不稳定性和极强的临床侵袭性，正日益受到泌尿外科及肿瘤内科学界的广泛关注。IDC-P并非简单的病变演进，而是一种提示肿瘤向晚期及去势抵抗阶段快速发展的负面病理指征。随着我国前列腺癌发病率的持续上升及病理诊断技术的进步，IDC-P在中国患者群体中的高患病率及其带来的沉重临床负担，已成为当前临床决策中不可忽视的重要议题。本期肿瘤资讯特别邀请吉林大学第二医院李然伟教授，吉林大学第一医院王艳波教授，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张明教授，吉林大学第一医院郑国有教授、卢绩教授、胡静海教授，吉林大学第二医院杨艳明教授、冯树强教授、王旭教授、张逸教授梳理前列腺导管内癌（IDC-P）的流行病学挑战与临床负担。

患病率随疾病进展阶梯式升高，高危及晚期人群分布广泛

从流行病学数据来看，IDC-P的检出率与前列腺癌的疾病进展阶段及风险等级呈显著正相关。研究显示，在局限性前列腺癌患者中，IDC-P的患病率相对较低，约为2.3%；然而，随着疾病向晚期演进，这一比例在晚期前列腺癌患者中骤升至34.8%1,2。尤为值得警惕的是，在转移性前列腺癌（mPC）及转移性激素敏感性前列腺癌（mHSPC）人群中，IDC-P的出现频率极高。相关文献指出，转移性/复发性患者中IDC-P的患病率可高达56%至67%；而在高瘤负荷或高危mHSPC人群中，检出率甚至可达84%3,4。这一现象提示，IDC-P不仅是肿瘤恶性程度的生物学标志，也在很大程度上界定了中国晚期前列腺癌患者中相当比例的高危群体，使临床治疗策略的优化变得迫在眉睫。

穿刺活检存在客观取材局限，真实世界漏诊现象突出

然而，与高患病率并存的现状是临床中普遍存在的诊断低估与漏诊。由于IDC-P在空间分布上具有异质性，传统的临床穿刺活检（PBx）受限于取材范围，其检出率往往显著低于根治术标本。数据显示，穿刺活检标本中的IDC-P检出率仅约8.6%，而与之对应的根治术标本检出率则可达24.9%甚至更高5。这种检出率的巨大断层反映了临床工作中沉重的隐性负担。我国一项真实世界研究进一步证实了这一严峻现状：在初始病理报告中，IDC-P的阳性率仅为9.96%，但经资深病理专家对病理切片复核后，其阳性率提升至29.12%，漏诊率高达19.16%6。究其原因，除标本取材偏差外，临床医生与病理医生对IDC-P诊断标准的认知不一、鉴别诊断难度较大以及免疫组化应用不够规范等因素，共同导致这一“隐匿杀手”在临床早期往往难以被准确识别。

不良预后高度关联，成为疾病进展的独立危险因素

IDC-P的临床意义核心在于其对生存预后的决定性负面影响。多项回顾性研究及Meta分析一致指出，IDC-P是前列腺癌无进展生存期（PFS）和癌症特异性生存期（CSS）的独立危险因素。无论是在根治术后的短期随访，还是长达10年的长期监测中，IDC-P阳性患者的生化复发风险均显著高于阴性患者。数据显示，IDC-P阳性患者未经校正的5年、7年及10年PFS和CSS均处于较低水平，其疾病进展的斜率远超普通腺泡腺癌7。这种较差的预后表现不仅与肿瘤细胞的快速增殖能力有关，更与其背后复杂的抑癌基因缺失（如TP53、RB1和PTEN）导致的早期耐药性密切相关。由于传统的单药内分泌治疗或标准疗法在IDC-P患者人群中获益相对受限，该亚型的存在往往意味着患者将更早进入去势抵抗阶段，生存质量与生存预期大打折扣。

总结

综上所述，IDC-P在中国前列腺癌患者（尤其是晚期高危患者）中具有显著的高发特征；但由于临床认知的滞后与诊断手段的局限，其真实疾病负担在过往较长一段时间内被严重低估。面对IDC-P所代表的高侵袭性病理特征，传统的“一刀切”治疗思路已难以满足临床需求。准确识别IDC-P、正视其带来的预后挑战，并据此探索更具积极性与强化意义的治疗方案，已成为提升我国前列腺癌整体诊疗水平的关键切入点。未来，临床应进一步强化病理报告的规范化，并在识别出IDC-P这一不良预后因素后，通过精准的强化治疗干预，力求扭转这部分患者的不利生存结局。

参考文献

1. Szentirmai E, et al. Pathologica. 2020 Mar;112(1):17-24.
2. Miura N, et al. J Urol. 2020 Nov;204(5):909-917.
3. 2025 CSCO前列腺癌诊疗指南.
4. Kato M, et al. Int J Clin Oncol. 2025 Apr;30(4):789-796.
5. Masoomian M, et al. Histopathology. 2019;74(3):474-482.
6. 罗聪，等．中华泌尿外科杂志，2023，44(02):87-91．
7. Kimura K, et al. Prostate. 2014;74(6):680-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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