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CLL）是一种好发于中老年人群的成熟B淋巴细胞克隆增殖性肿瘤，也是我国常见的血液系统恶性肿瘤之一。随着靶向治疗药物的迭代与精准诊疗理念的不断深入，CLL的治疗模式已逐步迈向有限疗程、个体化治疗的全新时代。在这一进程中，微小残留病（MRD）作为疗效评估、预后判断与治疗决策的核心指标，其检测的标准化与临床应用的规范化，已成为CLL精准诊疗领域的重要议题。
2026年3月26日，由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主办的「How We Treat・江苏省人民经验」系列直播会议第九期顺利召开。本次会议以“MRD在CLL应用中亟需解答的关键问题”为核心主题，由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江苏省人民医院）徐卫教授担任会议主持，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江苏省人民医院）梁金花教授担任主讲嘉宾，并特邀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学研究所）易树华教授、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杨申淼教授、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朱焕玲教授共同参与深度研讨。与会专家围绕MRD在CLL诊疗中的全流程应用，全方位梳理了临床实践中的核心痛点与解决方案，为我国CLL精准诊疗规范化体系建设注入了新的学术动能。
开场致辞
会议伊始，徐卫教授在开场致辞中对线上参会的各位专家表示诚挚感谢。徐教授指出，CLL的诊疗已全面迈入精准化与个体化时代，MRD作为贯穿患者全程管理的核心指标，其检测与临床应用为CLL治疗模式的革新带来了重要机遇，但也伴随着诸多亟待解决的临床难题。本次会议聚焦CLL领域MRD应用的核心争议与关键问题，通过专题解析与多维度研讨，梳理临床实践中的核心逻辑，形成可推广的诊疗经验，以期推动MRD指导下的CLL精准诊疗理念真正落地临床。
从检测到决策：MRD在CLL诊疗中的
全维度应用与循证进展
在专题分享环节，梁金花教授围绕MRD在CLL诊疗中的全维度应用展开系统讲解，全面梳理了当前MRD在CLL应用中的研究进展与待解决的核心难题。
What：在CLL患者中，何为MRD？
梁教授首先明确了CLL中MRD的概念演变与检测方法学进展，将uMRD规范定义为“经过治疗后，患者体内存在无法检测到的残留肿瘤细胞”，并介绍了流式细胞术、二代测序（NGS）和液滴数字PCR（ddPCR）检测循环肿瘤DNA（ctDNA）等主流检测手段的灵敏度、优劣势及临床适配场景，强调MRD与完全缓解是两个独立的评价体系，uMRD并不完全等同于临床完全缓解。
Why：在CLL患者中，为何要探索MRD？
梁教授系统阐述了MRD在CLL诊疗中的三大核心价值——预后与疗效评估的独立关键指标、临床试验的核心替代终点以及驱动CLL个体化治疗决策的核心依据。同时，梁教授明确了外周血优先检测、骨髓结果确认的MRD标本选择原则，以及固定周期治疗结束后2个月以上开展MRD检测的时机规范。
Which：CLL不同治疗模式下，MRD的价值几何？
随后，梁教授按照CLL治疗模式的演变历程，逐一解析不同治疗背景下MRD的应用差异，清晰呈现了MRD在CLL治疗发展中的角色变化。
固定周期治疗-化疗时代：该阶段已有部分患者可达到uMRD，且uMRD与患者PFS获益显著相关，是重要的预后评估指标。然而，不同化疗方案的uMRD率仍存在差异。
持续治疗-BTKi时代：BTKi持续治疗较免疫化疗显著延长患者无进展生存期（PFS），但该模式下患者uMRD率极低，临床中无需常规开展MRD检测，其PFS获益源于药物的持续抑制作用，而非深度的肿瘤清除。
固定周期治疗-BCL2i为基础的时代：以BTKi联合BCL2i为核心的固定周期方案，较传统免疫化疗实现更深、更持久的MRD缓解，且缓解深度与PFS直接相关；GLOW、AMPLIFY等研究证实，该方案对IGHV未突变等高危患者的uMRD实现更为关键，即便部分方案uMRD率低于免疫化疗，也能通过更持久的MRD缓解实现更优的PFS。
MRD驱动的有限周期治疗时代：无MRD驱动的固定周期治疗在伴17p缺失/TP53突变的高危患者中存在明显局限性，CLL17研究证实此类患者采用该模式疗效不及BTKi持续治疗，由此催生MRD驱动的有限治疗模式。新一代BTKi泽布替尼、新一代BCL2i索托克拉的出现，大幅提升了高危患者的深度MRD缓解率（如索托克拉联合奥妥珠单抗可使91%患者达uMRD6），为高危CLL患者实现深度MRD缓解与安全停药带来新可能。同时MURANO研究明确，固定周期治疗后MRD转阳中位时间为14.9个月，从转阳到疾病进展中位时间为28.3个月，为后续再治疗时机探索奠定了数据基础。
How：MRD检测和临床应用，如何实现标准化？
最后，梁教授聚焦MRD的标准化建设，介绍了国际与国内的共识方案：国际上有欧洲ERIC标准，先后完成多款流式检测方案的更新；我国于2023年也发布了CLL MRD中国专家共识，推出适配中国人群的流式方案，更贴合中国患者特征。梁教授强调，检测全流程的标准化建设是MRD临床规范化应用的核心前提，未来仍需通过多中心协作，进一步推动MRD检测技术、结果解读、临床应用的全流程标准化建设。
大咖共话：聚焦CLL MRD核心临床
问题，厘清精准诊疗实践思路
大咖共话：聚焦CLL MRD核心临床
问题，厘清精准诊疗实践思路
专题分享结束后，在徐卫教授的主持下，易树华教授、杨申淼教授与朱焕玲教授围绕八大核心临床问题，结合循证医学证据与临床实践经验展开深度研讨，形成了多项具有临床指导价值的诊疗思路。
话题一：MRD最佳检测方法该如何选择？流式、NGS、细胞外游离DNA（cell-free DNA，cfDNA）等检测手段在临床中如何合理适配？
杨申淼教授：流式细胞术是目前临床实践的首选检测方法，操作便捷、循证证据成熟，二代流式可将检测灵敏度提升至10⁻⁵，是临床可选择的升级方案；NGS、ddPCR等技术虽检测深度更高，但对基线标本要求严苛、检测成本高，暂难以常规普及。
朱焕玲教授：国内流式检测已有成熟的标准化共识与方案，是目前普及性最强的检测手段；cfDNA检测的独特优势在于能反映淋巴结、脾脏等髓外病灶残留情况，可作为骨髓MRD阴性伴髓外病灶患者的补充检测方式。
易树华教授：流式细胞术可直接识别肿瘤细胞，结果更贴合患者真实肿瘤负荷，是当前临床应用的核心手段；NGS与cfDNA检测在检测深度与标准化潜力上更具优势，“深度为王”是未来MRD检测的发展趋势，二者有望成为未来MRD检测的重要方向。
徐卫教授总结：目前临床普及性最优的MRD检测方法为流式细胞术，也是临床实践中的核心选择；未来若追求更高深度的MRD检测，以指导患者安全停药，NGS或cfDNA的IGHV重排检测会更为精准，是后续技术发展的重要方向。
话题二：MRD检测的标本来源该如何界定？外周血与骨髓检测结果的临床价值是否存在差异？
易树华教授：骨髓中肿瘤残留清除难度远高于外周血，骨髓检测的灵敏度与可靠性优于外周血，临床中骨髓达到uMRD的患者外周血几乎均可达到uMRD，二者存在明显的层级关系。
朱焕玲教授：临床操作中可遵循简易原则，若外周血MRD阳性则无需再行骨髓检测；若外周血达到uMRD，仍需通过骨髓检测进一步确认；同时骨髓标本采集需规范，建议且应采用第一管骨髓标本送检，避免标本稀释导致的假阴性结果。
杨申淼教授：从患者依从性与临床实操性来看，外周血检测具备无创、便捷的优势，是临床筛查的首选；FLAIR研究显示，外周血10⁻⁵水平的MRD结果与骨髓10⁻⁴水平具备良好相关性，未来或可实现外周血对骨髓的替代；骨髓检测可更真实地反映MRD情况，对患者预后的评估价值更高。
徐卫教授总结：目前行业内已形成明确共识，临床检测先做外周血，外周血达uMRD后再行骨髓检测确认，外周血uMRD并不能代表骨髓uMRD；BTKi可能存在趋化作用，将骨髓、组织中的肿瘤细胞动员至外周血，或会缩小二者检测差异，这一问题仍需后续深入研究。
话题三：MRD临床评估应追求何种水平？10⁻⁴、10⁻⁵及10⁻⁶的缓解水平对CLL诊疗决策的影响有何不同？
易树华教授：目前国内外临床研究仍以10⁻⁴作为MRD评估的核心阈值，现有循证证据证实MRD缓解深度与患者PFS呈正相关，10⁻⁶的缓解深度能带来更优的长期生存获益；但临床决策不能仅看MRD数值，需结合危险度分层综合判断。
朱焕玲教授：总体而言，MRD缓解深度越深，患者PFS获益越显著；MRD并非影响预后的唯一因素，需联合患者细胞遗传学、分子生物学特征等多维度指标，通过综合模型精准预测患者预后。
杨申淼教授：MRD对预后的影响权重高度依赖治疗模式与患者危险度分层，低危患者无需过度追求深度缓解；而对于高危患者，MRD缓解深度是指导治疗决策的关键。新一代药物组合展现出显著优势，泽布替尼联合索托克拉（ZS）、索托克拉联合奥妥珠单抗（SO）能分别实现92%、91%的深度MRD缓解率，为高危患者追求深度缓解、实现安全停药提供了有力的方案支撑，也让更深层次的MRD缓解成为高危患者的重要治疗目标。
徐卫教授总结：从现有临床研究数据来看，10⁻⁴、10⁻⁵及10⁻⁶的缓解水平对患者PFS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深度越深获益越显著，10⁻⁶水平的缓解或为患者安全停药的更优选择。
话题四：MRD检测的时机与频率该如何制定？有限治疗与持续治疗模式下，是否需要设置差异化的检测策略？
易树华教授：MRD检测策略需根据治疗模式与患者危险度分层差异化设置，BTKi持续治疗患者无需常规检测MRD。低危患者接受固定周期联合治疗，可在治疗6个月时检测MRD，达uMRD后按既定周期完成治疗即可停药；高危患者可在联合治疗12个月时评估MRD，达10⁻⁶深度缓解可考虑停药，否则需调整治疗策略。
杨申淼教授：临床开展MRD检测需遵循“能指导临床决策”的核心原则，避免无意义的频繁检测。持续治疗患者的MRD结果不影响治疗决策，无需检测；有限期治疗患者虽暂无MRD指导停药的标准化方案，但结合患者与临床的检测意愿，可根据治疗周期合理设置检测节点。
朱焕玲教授：结合真实世界临床实践，低危患者固定周期治疗结束后无需频繁检测，可在MRD中位转阳时间节点（约19~20个月）开展首次检测，后续根据结果制定随访频率；高危患者MRD转阳与疾病进展速度更快，停药后需缩短检测间隔，更早监测疾病状态，及时发现病情变化。
徐卫教授总结：MRD检测时机与频率的核心原则是分层管理、按需检测，持续治疗模式下无需常规检测，有限治疗模式下需根据患者危险度分层设置不同的检测节点与频率，避免过度检测，让检测结果真正服务于临床治疗决策。
话题五：是否所有CLL患者都应以uMRD为治疗目标？
易树华教授：并非所有CLL患者都需要以uMRD为治疗目标，低危、IGHV突变型患者，即便未达到uMRD，固定周期治疗结束后停药也可实现长期疾病稳定；若强行将uMRD作为硬性目标，可能导致过度治疗，增加患者不良反应风险。
杨申淼教授：uMRD对低危患者的临床价值有限，FLAIR研究显示，低危患者接受新药联合治疗时，不加用CD20单抗则达uMRD的速度极慢，强行追求会延长治疗周期、带来不必要的治疗负担；而高危患者实现uMRD不仅关系到能否安全停药，还对再治疗时机、长期生存有重要指导意义，是此类患者的核心治疗目标。
朱焕玲教授：CLL的治疗目标需结合患者危险度分层个体化设定，低危疾病进展缓慢，无需强行追求uMRD，以控制疾病、减少治疗负担为核心；高危患者高危患者疾病进展快、复发风险高，需以uMRD为核心导向制定治疗策略，尽可能实现深度缓解。
徐卫教授总结：临床中无需将uMRD作为所有CLL患者的统一治疗目标，核心原则为低危患者无需强求，高危患者重点追求，结合患者的危险度分层制定个体化的治疗与缓解目标，才能实现疗效与治疗负担的平衡。
话题六：MRD的预后评估价值该如何精准解读？为何BTKi+BCL2i方案下外周血uMRD率虽低于免疫化疗组，但PFS却更优？
杨申淼教授：该现象的核心原因是不同治疗方案下，MRD动力学特征与残留肿瘤细胞生物学特性存在本质差异。免疫化疗虽能快速实现较高的uMRD率，但对肿瘤细胞的杀伤无选择性，无法有效清除高危克隆，还可能导致停药后MRD快速转阳、疾病进展；而BTKi+BCL2i靶向联合方案，虽uMRD率相对较低，但能针对性抑制高增殖活性的高危克隆，即便停药后MRD转阳，残留肿瘤细胞的增殖速度也显著更慢，大幅延长患者从MRD转阳到疾病进展的时间。
朱焕玲教授：肿瘤细胞的清除深度不能仅以外周血MRD为唯一判断标准，免疫化疗难以清除隐匿的肿瘤细胞，即便外周血达uMRD，后续仍有可能复发；而BTKi+BCL2i靶向联合方案可通过趋化作用，将微环境中的肿瘤细胞动员至外周血进行清除，整体肿瘤负荷的清除更彻底，是其uMRD率低但PFS更优的重要原因。
易树华教授：不同治疗方案对肿瘤免疫微环境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也是导致该现象的关键因素；免疫化疗会对患者免疫系统造成严重损伤，破坏机体对残留肿瘤细胞的免疫监视功能；而靶向治疗对免疫系统损伤更小，同时可改善肿瘤免疫微环境，协同机体免疫功能抑制残留肿瘤细胞增殖，即便存在低水平MRD，也能实现长期疾病控制。
徐卫教授总结：BTKi+BCL2i方案与免疫化疗在uMRD率和PFS上的“反转”，核心源于治疗作用机制的本质差异，因此即便外周血uMRD率较低，也能实现更优的长期生存获益。临床解读MRD结果时，需结合治疗方案综合判断，不能单一以uMRD率论疗效。
话题七：MRD指导下的CLL停药标准该如何确立？何种MRD状态可作为临床决策的核心终点？
朱焕玲教授：目前MRD指导的停药标准仍处于探索阶段，临床研究中的标准差异较大，核心前提是MRD持续阴性而非单次检测结果；若外周血MRD持续达到10⁻⁵及以下深度，且连续4次检测维持阴性，可考虑作为临床停药的评估标准；优先选择外周血检测，既能保证准确性，又能减少骨髓穿刺给患者带来的创伤与心理负担。
杨申淼教授：停药标准不能一概而论，必须结合治疗方案与患者危险度分层进行个体化设定，低危患者的停药标准可相对宽松，高危患者则需要更严格的MRD深度与持续时间要求；同时停药标准的制定需兼顾临床可操作性，过于复杂、严苛的标准难以在临床普及，未来需通过前瞻性研究确立不同场景下标准化的停药终点。
易树华教授：结合本中心的临床实践经验，目前可采用“外周血初筛+骨髓确认”的两步法评估停药时机：若患者外周血达到uMRD，再次复查外周血仍维持uMRD，同时行骨髓检测确认骨髓也达到uMRD，即可作为临床停药的核心依据，该方法兼顾了停药的安全性与患者的依从性，适合现阶段临床推广。
徐卫教授总结：现阶段临床尚无统一的MRD指导停药标准，核心原则为持续阴性、分层设定，临床实操需结合患者危险度分层与治疗方案个体化制定；未来仍需探索更贴合临床实践、可操作的标准化停药终点，为临床决策提供明确依据。
话题八：有限治疗停药后再治疗的时机，该如何根据MRD复阳、疾病进展、出现治疗指征进行抉择？是否需要根据患者分层制定再治疗策略？
易树华教授：再治疗时机的选择需遵循分层管理原则，不能仅以MRD复阳作为唯一依据。低危患者MRD复阳后疾病进展速度缓慢，可等待患者再次达到CLL官方治疗指征时再进行干预；而高危患者若MRD复阳后倍增时间极短（如3~6个月内快速进展），则可考虑早期启动再治疗，有望改善长期生存。
朱焕玲教授：低危患者MRD复阳后无需立即启动再治疗，即便复阳也能维持较长时间的疾病稳定，等待治疗指征再干预不会影响最终疗效；而高危患者，分子学不稳定性高，MRD复阳后疾病进展速度快，建议在MRD水平达到10⁻²以上时抢先启动再治疗，避免疾病进展后失去最佳治疗窗口。
杨申淼教授：针对特殊人群需制定个性化的再治疗策略，CAR-T细胞治疗失败的患者，Richter转化的风险显著升高，此类患者若出现MRD未转阴或快速复阳，需积极推荐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而常规靶向联合治疗停药后的患者，目前尚无充分的循证证据支持MRD复阳后立即抢先治疗，仅对于高危、MRD快速进展的人群，可在充分评估获益与风险后，个体化制定早期干预策略。
徐卫教授总结：有限治疗停药后再治疗时机的选择核心是分层管理，低危患者可待出现治疗指征后再干预，高危患者可结合MRD复阳情况考虑抢先治疗，特殊高危人群则需采取更积极的干预策略。
会议总结
徐卫教授在总结中指出，本次会议围绕MRD在CLL应用中的八大核心临床问题，开展了全面深入的专题分享与专家研讨，形成了丰硕的学术成果，为全国血液肿瘤领域同道提供了高质量的学术参考，也为临床中MRD的规范化应用提供了清晰可落地的指导思路。MRD作为CLL精准诊疗的核心抓手，正在深刻改变CLL的治疗模式与全程管理理念。
徐卫教授展望道，目前CLL领域在MRD的检测标准化、临床解读、治疗指导等方面仍有诸多问题亟待解决，未来需通过多中心、前瞻性的临床研究进一步积累循证证据，完善MRD规范化应用体系。同时也期待通过「How We Treat・江苏省人民经验」系列会议平台，持续聚焦血液肿瘤领域的前沿进展与临床痛点，推动我国血液肿瘤诊疗水平的规范化与同质化提升，惠及更多血液肿瘤患者。
江苏省人民医院 血液科
以第一/通讯作者在Leukemia、Advanced Science、Haematologica、Blood cancer journal、Clinical and Translational Medicine、Cancer letters、mBio等高水平杂志发表SCI论文40余篇
主持科研项目：国家自然基金青年项目1项；国家自然基金面上项目1项；中国博士后面上项目1项
国际会议口头发言：
2023年度美国血液学年会（ASH）口头报告1项
2024年度美国血液学年会（ASH）口头报告1项
2024年度欧洲血液学年会（EHA）口头报告1项
2025年度欧洲血液学年会（EHA）口头报告2项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学研究所）
国家血液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惰性淋巴瘤研究中心
淋巴肿瘤诊疗中心 二病区主任
中华医学会血液学分会第十二届委员会青年学组 副组长
第十一届委员会淋巴细胞疾病学组 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血液肿瘤专业委员会第六届委员、学术秘书
中国抗癌协会血液肿瘤整合康复专业委员会首届常务委员兼秘书长
中国惰性淋巴瘤协作组 组长
中国华氏巨球蛋白血症工作组 组长
中国套细胞淋巴瘤工作组 组长
天津市抗癌协会血液肿瘤专业委员会 候任主任委员
天津市血液与再生医学会 理事
中西医结合专家志愿者委员会血液科专业组 副组长
执笔撰写多个淋巴瘤诊治指南与专家共识
国际华氏巨球蛋白血症专家共识起草专家
《中国肿瘤临床》、《白血病・淋巴瘤》、《Blood and Genomics》等杂志编委
北京大学血液病研究所
中华医学会肿瘤学分会淋巴瘤学组委员
中华医学会血液学分会淋巴细胞疾病学组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临床肿瘤学协作专业委员会（CSCO）中国抗淋巴瘤联盟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血液肿瘤专业委员会第一届中国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工作组委员
中国老年医学学会血液学分会恶性淋巴瘤工作委员会委员兼副秘书长
中国老年肿瘤学会淋巴血液学委员等
主要专业方向：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恶性淋巴瘤
受IARC/WHO邀请参加撰写第5版《WHO 淋巴血液肿瘤分类》（WHO classification of haematolymphoid tumours）中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流行病学和单克隆B淋巴细胞增多症（CLL epidemiology and MBL）章节的撰写
参与相关领域国内指南及专家共识制定
连续两届在国际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工作组（iwCLL）会议上作为特邀讲者发言
接受ASH News有关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相关内容采访
主持相关研究，发表相关研究成果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血液科
致力于血液病诊治，亚专业CML/MPN、CLL/惰淋、罕见病
1985年毕业于华西医科大学，留校至今
加拿大哥伦比亚大学温哥华总医院访问学者，临床流式细胞诊断
四川省血液医师协会 常委
欧洲白血病网ELN成员
中国生物工程学会细胞分析专业委员会常委
国家新药评审中心血液制品临床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华西医院生物医学伦理评审委员会委员
《中华血液学杂志》、《中华遗传学杂志》、《中华医学杂志》、《四川大学学报医学版》、《国际输血与血液学杂志》通讯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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