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0月16日至19日，全球神经肿瘤领域的年度学术盛事——欧洲神经肿瘤学会（EANO）年会在捷克布拉格盛大召开。作为推动神经肿瘤学多学科融合与国际协作的核心平台，本届EANO年会汇聚了来自全球各地的顶尖专家、临床医师与青年研究者，共同探讨前沿研究与临床创新。
会后，脑医汇-神外资讯特别邀请了多伦多大学附属儿童医院Eric Bouffet教授和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史之峰教授，就IDH突变型胶质瘤的治疗平衡策略、临床挑战与技术突破展开一场联结中西的深度对话。专家们分享了前沿证据与独到见解，欢迎各位同道阅读、分享。
脑医汇-神外资讯：两位教授，本次EANO大会汇聚了全球顶尖的神经肿瘤学专家，有许多前沿的研究成果，以及更新治疗方式的研究报告。在两位看来，我们应如何审慎地整合这些新证据？特别是IDH作为早期驱动因素，在胶质瘤的诊疗中具有重要地位，两位怎么看待IDH这个靶点的价值和作用？
史之峰教授：从2007年一篇关于IDH的重要论文横空出世，至今已过去近20年。如今，IDH已真正融入胶质瘤临床管理实践。
从诊断角度来说，IDH的重要性体现在它已成为胶质瘤的分层生物标志物。我们能观察到IDH突变型胶质瘤与IDH野生型胶质瘤的区别，这意味着IDH可作为优良的预后生物标志物，将胶质瘤患者划分为高风险群体组与低风险群体。有趣的是，IDH1和IDH2突变会导致代谢产物2-HG的蓄积。从生物学角度看，2-HG对胶质瘤患者的生存不利。2-HG水平越高，说明肿瘤的侵袭性越强、恶性程度越高。所以我们首先要区分IDH与2-HG：IDH可作为诊断和预后生物标志物，而在治疗层面，我们应将2-HG视为治疗靶点。特别是在进入IDH抑制剂时代后，我们必须明确使用IDH抑制剂的核心目标，就是降低2-HG水平，避免其蓄积，从而减缓肿瘤细胞增殖速度、降低肿瘤侵袭性，并延缓复发。这对神经肿瘤学和神经外科医生深入理解IDH突变的内在机制具有重要临床意义。
Eric Bouffet教授：史教授刚才提到的“理解2-HG蓄积所产生的负面影响”这一点，我非常认同。从临床角度看，这或是诱发癫痫发作的因素之一，因为这类患者常以癫痫为首发症状。若深入探究其作用机制，2-HG的累积会加剧基因组不稳定性，这一现象极为重要，因为DNA不稳定会诱发更多突变。若未能及时干预，肿瘤将随时间推移逐步转化为突变负荷更高、侵袭性更强的类型。
基于此，我们现在确信：IDH抑制剂的使用时机越早越好。因为此时肿瘤尚未产生大量突变，治疗起来更具针对性。我有儿科领域的背景，不妨用一个例子来类比：如果在合适的时间哄婴儿入睡，宝宝就能安睡一整晚；但如果错过最佳时机，宝宝就会哭闹不止，很难安抚。IDH突变治疗同理，把握治疗窗口期至关重要。
另一方面，IDH突变会塑造高度免疫抑制的微环境。这类肿瘤周围通常仅存在微弱的免疫反应，因此若单独使用免疫疗法治疗胶质瘤，疗效甚微。但基础研究显示，使用IDH抑制剂后可募集髓系细胞聚集。这意味着若将IDH抑制剂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等调节肿瘤免疫反应的药物联用，可能产生协同效应。
目前我们正处于IDH抑制剂临床探索的起步阶段。现有研究提示，通过将其与放疗、替莫唑胺化疗等方案进行多重组合应用，或将彻底改写IDH突变型胶质瘤的治疗范式。
脑医汇-神外资讯：史教授，您是如何权衡手术、放疗，以及新兴的靶向治疗（如IDH抑制剂）的应用时机和角色？
史之峰教授：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也是我们需要不断解答的重要问题。我们认为，IDH突变是胶质瘤发生发展中最早出现的事件之一。我常做一个比喻：如果把胶质瘤比作一棵树，IDH突变就像是树的主干，而其他基因突变更像是树枝。所以从治疗逻辑上，我们应该重点思考如何“切断主干”，主干没了，树自然会枯死，肿瘤也便无从生长。
但现实中，关于早期使用IDH抑制剂的确切效益仍需验证。我完全同意方才Bouffet教授提出的多手段联合治疗理念。正如我的导师周良辅院士和毛颖院长始终强调的：胶质瘤的战役不能依靠单兵作战，必须依靠多学科团队协同攻坚。
因此，核心在于明确如何实现不同治疗手段的优化组合，以及像之前Bouffet教授所说的，要确定这些联合方案在胶质瘤不同治疗阶段的最佳应用时机。目前，我们正计划开展多项相关临床试验，其中既有我们团队主导的，也有欧洲国家的研究团队主导的。我们同时也在重点探索，如何将IDH抑制剂这一新型治疗手段，与化疗、靶向治疗等现有方案进行整合。
未来仍有诸多问题亟待解决，而这些问题都需要通过不同的临床试验来寻找答案。现阶段我们才刚刚迈出IDH抑制剂临床应用探索的第一步。虽然前路漫长，但我们坚信IDH抑制剂终将在胶质瘤患者的整体诊疗管理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脑医汇-神外资讯：Bouffet教授，靶向治疗无疑是当前研究的重点之一。在本次会议中，INDIGO研究进一步确认了Vorasidenib在延缓IDH突变型胶质瘤进展方面的临床优势，比如在肿瘤体积缩小、癫痫控制等方面的潜力。您认为除了延缓疾病进展，这些临床获益对患者来说意味着什么？
Eric Bouffet教授：IDH抑制剂可能为患者带来多方面的潜在获益，我们可以从这几个维度来看：
首先，在传统治疗模式中，患者术后要么选择随访观察，要么接受同步放化疗。而IDH抑制剂的出现，为患者提供了一种新的治疗选择，无需立即进行放化疗，而是通过每日口服一次药物的方式进行治疗。2023年的相关数据显示，接受该药物治疗的患者中，75%左右在治疗2年后仍在持续用药，治疗耐受性良好。
其次，放疗带来的副作用不容忽视。患者接受放疗后，短期内可能出现脱发等问题；而长期来看，放疗对认知功能的影响已在多项研究中得到证实。事实上，约三分之一接受放疗的低级别胶质瘤患者会出现认知障碍，超过一半的低级别胶质瘤治疗后患者无法回归正常生活，他们可能不得不放弃工作，有时甚至无法独立生活。而IDH抑制剂为代表的新疗法为患者重启正常生活创造了可能。目前我们正与患者及其家属合作收集相关数据，深入评估该药物对患者日常生活的实际影响。
另一个出乎意料的显著获益体现在癫痫控制方面：癫痫发作是IDH突变型低级别胶质瘤患者的典型症状之一，这类患者通常需要长期服用抗癫痫药物，但仍存在癫痫发作的风险，且需承受抗癫痫药物带来的副作用。而IDH抑制剂能快速、显著地减少患者的癫痫发作次数，进而大幅提升患者的生活质量。在欧美地区，有癫痫发作史的患者是不被允许驾驶的。如果一种药物能有效预防癫痫发作，患者就能重新回归正常生活，可以开车、购物、逛商场，这些对普通人来说习以为常的事情，对患者而言却至关重要，因为这意味着他们重新获得了生活的自主权。
在临床诊疗中，我们往往会关注患者的影像学检查结果、评估疾病是否得到控制，却常常忽略询问两个核心问题：“你的生活过得怎么样？”“生活质量是否得到了改善？”而IDH抑制剂的重要价值正在于此——它不仅能控制疾病进展，更能帮助众多患者恢复正常、高质量的生活。
脑医汇-神外资讯：展望未来，要真正攻克IDH突变胶质瘤，二位认为当前最大的知识空白或挑战在哪里？是恶性转化的机制，是治疗耐药性问题，还是我们需要建立更敏感的疗效评估体系？作为资深专家，您们对领域内的年轻研究者有哪些建议？
史之峰教授：我先谈谈我的观点。正如我之前所说，IDH抑制剂的临床应用之路才刚刚开启，还有很多未知等待我们探索。现在就去深入研究胶质瘤对该药物的耐药机制，或许还为时尚早，因为我们目前甚至尚未完全明确“如何才能最优化地使用IDH抑制剂”。在我看来，当前有两个最需要重点关注的挑战：首先是患者筛选问题：核心是明确“哪些患者能从IDH抑制剂中获益”。没有任何一种药物能对所有患者都有效，期待IDH抑制剂实现“全民敏感”并不现实。但目前，我们还缺乏足够理想的生物标志物，无法精准将患者分层，无法提前识别出最可能从IDH抑制剂治疗中获益的群体。其次是疗效监测问题：关键是建立治疗全程中精准监测IDH抑制剂疗效的方法。我注意到已有不少相关研究报道，比如有团队使用FET-PET进行监测，这确实是一种很好的思路；也有团队尝试通过血清液体活检技术监测，脑脊液检测同样是潜在的有效选择。但这些方法目前的研究样本量都比较小，还需要更大样本量的研究来验证，最终确定哪种检测方式最适合接受IDH抑制剂治疗的胶质瘤患者。
今天的讨论令我受益匪浅。作为年轻学者，我主要抱着学习的态度，从教授的见解中获得了深刻启发。我完全认同Bouffet教授的观点，当前我们正处在诊疗范式剧变的时代。尽管未来尚存诸多未知，但我们始终怀有信心，因为创造未来的正是我们每一位科研工作者。
Eric Bouffet教授：面对INDIGO研究带来的众多新发现，我们确实需要系统性思考。首先分享一个典型案例：北欧国家的医院对比研究显示，早期积极治疗组的患者长期生存率显著优于观察等待组。如果由此推断，这似乎表明“越早启动积极治疗，长期控制病情的可能性就越大”。INDIGO研究确实证实了IDH抑制剂的疗效优于单纯观察，但接下来的关键问题是：我们该在何时启动治疗？
基于这些研究，我认为，当前“观察等待”的窗口正在急剧缩小。当患者首次出现癫痫发作，且影像学检查显示异常时，我们应尽快明确病情，尽早开展活检。从事液体活检研究30年来，我认为未来的方向在于脑脊液中的ctDNA检测。这种方式虽然具有一定侵入性，需要获取脑脊液，但它可作为手术活检的替代方案，且检测的可靠性正日益提升，灵敏度和特异性都在不断提高。未来我们或许无需通过手术活检，仅通过脑脊液检测，就能诊断出部分IDH突变型胶质瘤患者，这将彻底改变我们的治疗模式。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能彻底治愈患者，但核心问题在于：早期治疗能否阻止肿瘤发生恶性转化？要验证这一点，我们还需要更多时间。若INDIGO研究5年随访数据显示，早期接受治疗的患者肿瘤恶性转化率更低，这将成为至关重要的依据，因为它能从多个层面证明“越早治疗效果越好”，包括避免肿瘤发展到无法控制的阶段，而这正是治疗的核心目标之一。
关于耐药性，我们也已掌握了一些信息。实际上，肿瘤对治疗产生“抵抗”，并非单纯因为对IDH抑制剂耐药，核心原因更多是肿瘤出现了新的基因突变。这意味着未来我们使用IDH抑制剂靶向突变时，情况可能会变得更加复杂。所以，核心结论依然是“越早治疗越好”。
我认为，当下最重要的是构建协作网络。身处其中，你不会孤立无援，会有同事与你并肩作战。所以我对年轻研究者的建议是：务必学会合作，协同工作是我们最强大的工具。同时，你必须保持灵活性，因为医学领域始终在变化：昨天还在使用的治疗方案，明天可能就不再适用，你需要有接受变化、适应变化的能力。
我也听到过关于INDIGO研究的质疑声，有人持怀疑态度，认为传统治疗方案更成熟、更安全。但临床试验的意义正在于此：它用数据验证疗效，帮我们理清困惑，并将有效方案应用于临床。我坚信，未来10年，脑肿瘤的诊疗管理必将发生巨大变革。我们正朝着“分子靶向治疗”的方向迈进，采用更复杂的个体化治疗策略，而这一切，都是为了给患者带来更大获益。
专家简介
法国儿童癌症学会（SFCE，前身为法国儿科肿瘤学会SFOP）会员
国际儿科肿瘤学会（SIOP）会员
英国儿童癌症研究小组（UKCCSG）全会员
加拿大皇家内科与外科医师学院会员
儿童肿瘤学组（COG）全会员
美国临床肿瘤学会全会员
法非儿科肿瘤小组副主席&候任主席
擅长儿童脑肿瘤的新型治疗方法和临床试验，并积极在资源相对贫乏的国家开展儿童脑肿瘤临床项目
在超过550篇通过权威评审的论文上作为作者或共同作者，并在多部神经肿瘤学术出版物中担任作者或共同作者
曾担任国际儿科肿瘤学会的主席（2016-2019）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师从中国神经外科领军人物毛颖教授
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医学研究院副院长
江西省兴国县人民医院副院长（挂职）中国神经科学学会神经外科学基础与临床分会秘书长
中国医师协会脑胶质瘤专委会委员
上海市医学会神经外科分会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上海市抗癌协会神经肿瘤专委会秘书长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项、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课题1项，近5年作为通讯作者在Radiology、Neuro-Oncology、nature communications等国际权威期刊发表SCI论文43篇，获得授权国家发明专利10项，转化金额超过500万元，“上海-香港神经肿瘤协作网络”联合创始人获得上海市医疗卫生系统青年最高荣誉“银蛇奖”一等奖、上海市“五四青年”奖章、上海市医师协会“仁心医者”杰出专科医师奖、上海市杰出青年医学人才、强国青年科学家等荣誉称号；入选上海市教委“曙光计划”、上海市科委“启明星”人才计划、上海市人社局人才资助计划、上海市医学会“青年菁英”人才计划
本文转自：神外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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