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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ASCO | RxPONDER研究新发现:抗缪勒管激素(AMH)可预测浸润性乳腺癌患者的化疗反应,为乳腺癌治疗提供新指标

07月02日
整理:肿瘤资讯
来源:肿瘤资讯

乳腺癌是全球女性发病率第一的恶性肿瘤,中国每年的新发患者数约为41万,其中激素受体阳性(HR+)/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阴性(HER2-)乳腺癌患者约占60%-70%[1]。这类患者通常被认为是生长较慢、预后相对较好的类型,治疗主要以内分泌治疗(ET)和化疗(CT)为主[1]。然而,是否需要对这类患者进行化疗,一直是临床探讨的问题。既往RxPONDER(又称SWOG S1007)研究显示,对于伴有1~3个淋巴结阳性且复发评分(RS)≤25的HR+/HER2-绝经后早期乳腺患者可豁免辅助化疗,而绝经前患者应考虑辅助化疗[2]。那么,对于绝经前患者的这部分患者,是否都能从化疗中获益喃?今年ASCO报道的RxPONDER研究的事后分析或许可以解答这个问题。

SWOG S1007是一项国际多中心大样本前瞻性随机对照三期临床研究,旨在评估ET和或CT对RS ≤25且具有1-3枚淋巴结转移的HR+/HER2-早期乳腺癌辅助治疗的疗效(图1)。绝经状态可以指导乳腺癌治疗选择,但确定女性何时生化上进入绝经期可能很困难。抗缪勒管激素(AMH)是卵巢中<8mm的窦卵泡的颗粒细胞分泌的一种激素,当直径>8mm时,就不再分泌AMH了[3]。较低的AMH水平反映出生长中的卵泡较少,在月经周期中,AMH比雌二醇(E2)和卵泡刺激素(FSH)更稳定可靠,可用来判断是否绝经。在末次月经(即更年期)前,AMH在FSH升高之前下降。抑制素B(INHB)也是由卵泡分泌的一种激素,在绝经前由于卵泡数量和功能降低而下降。AMH和INHB都可用来反映卵巢功能。本次事后分析的目的是通过卵巢功能或储备的血清标志物预测< 55岁乳腺癌患者的化疗获益,进一步细化从化疗获益的患者亚组[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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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RxPONDER研究设计

通过对1015名年龄<55岁、自我报告为绝经前患者的基线血清样本进行E2、孕酮(P)、FSH、黄体生成素(LH)、AMH和INHB评估。使用多变量Cox模型检测激素水平与侵袭性无病生存期(iDFS)和远端无复发生存(DRFS)的相关性,以预测预后和CET获益。

结果表明INHB、P、E、LH、FSH,或E/LH/FSH组合的单一基线测量结果并不能预测iDFS的预后或化疗效果。然而,AMH水平(≥10 pg/mL,定义正常卵巢储备的标准临界值)对化疗效果有显著的预测作用(p=0.019,表1)。

表1. <55岁绝经前女性的基线血清AMH和化疗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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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单纯使用ET相比,CET对79%的AMH≥10 pg/mL的绝经前患者有5年iDFS获益(HR=0.48;95% CI 0.33-0.69,调整RS)。在21%的AMH<10 pg/mL患者中,使用CET并没有5年iDFS获益(HR=1.21;95% CI 0.60-2.43)。对于RS≤25乳腺癌患者,AMH≥10 pg/mL组中CET的五年iDFS绝对获益为7.8%(95.2%-87.4%),AMH<10 pg/mL组中CET的五年iDFS绝对获益为-1.7%(89.1%-90.8%)(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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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AMH水平与化疗iDFS获益的关系

同样,DRFS也显示了与iDFS类似的获益模式。在AMH≥10 pg/mL时,CET获益(5年DRFS获益:4.4%;HR=0.41;95% CI 0.25-0.68,调整RS),AMH<10 pg/mL时CET无获益 (5年DRFS获益:-0.9%,HR=1.50;95% CI 0.62-3.63)(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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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AMH水平与化疗DRFS获益的关系

低AMH是绝经状态的指标,女性在接近绝经时AMH水平降低。在RxPONDER研究中,年龄<55岁、1-3个LN+且RS评分≤25分的绝经前女性患者中,近80%的绝经前女性具有中等或较高的AMH水平,CET可使其5年iDFS和5年DRFS获益。然而,对于自认为绝经前但AMH较低的患者,联合化疗没有任何获益,这部分患者或可豁免化疗。AMH水平比自我报告的绝经状态、年龄或E2/LH/FSH水平更能反映辅助化疗的疗效;低血清AMH可对绝经状态不明的女性放弃辅助化疗提供指导意义,同时也为临床上围绝经期接受卵巢功能抑制的患者判断患者是否自然绝经提供了参考。除了通过AMH水平判断是否需要接受化疗外,目前也在探索使用基因检测的方法指导临床制订个体化治疗方案,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些结果将惠及更多的乳腺癌患者。


参考文献

[1] Huppert LA, et.al. Systemic therapy for hormone receptor-positive/huma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2-negative early stage and metastatic breast cancer. CA Cancer J Clin. 2023;73(5):480-515.
[2] Kalinsky K, Barlow WE, Gralow JR, et al. 21-Gene Assay to Inform Chemotherapy Benefit in Node-Positive Breast Cancer. N Engl J Med. 2021;385(25):2336-2347.
[3] 邱玲,李丹丹,程歆琦.抗缪勒管激素的临床应用[J].协和医学杂志,2017,8(Z2):229-234.
[4] Sherene Loi, et al. 2024 ASCO, abstrct 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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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07月03日
马利平
河南省肿瘤医院 | 放疗科
AMH和INHB都可用来反映卵巢功能。这个临床试验可能改写以后的内分泌判断
07月02日
陈华福
厦门大学附属东南医院(解放军第175医院) | 外科
题。既往RxPONDER(又称SWOG S1007)研究显示,对于伴有1~3个淋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