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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CSCO学术年会】吴宇教授：晚期甲状腺癌的ADC治疗——从机制破局、真实世界探索到全病程思考

09月23日

整理：肿瘤资讯

来源：肿瘤资讯

金秋九月，第29届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学术年会于济南隆重召开。本届年会当中，抗体偶联药物（ADC）是备受关注的热点方向，相关内容覆盖主会场、各分会场及专题研讨会，占全部学术内容约五分之一，为多种实体瘤的治疗带来了新的选择。不过相较于乳腺癌、肺癌、尿路上皮癌领域ADC药物的快速发展，甲状腺癌领域的ADC研究与临床应用此前相对滞后。本次甲状腺癌专场上，福建省肿瘤医院吴宇教授带来题为《晚期甲状腺癌的ADC治疗：初探与思考》专题报告。报告从基础作用机制出发，结合多例后线挽救、新辅助转化的代表性临床病例，系统阐述ADC在难治性晚期甲状腺癌当中的突破价值以及临床实践思考。【肿瘤资讯】特别整理，以飨读者。

从“魔法子弹”走向精准靶向：ADC技术演进与甲状腺癌靶点特征

百余年前，诺贝尔奖得主Paul Ehrlich首次提出“魔法子弹”的治疗构想。经过一个世纪的技术积淀，ADC药物完成迭代升级，摆脱第一代药物连接子易脱落的缺陷，历经第二代技术打磨，第三代产品已经广泛应用于实体瘤临床。ADC主要由靶抗原、单克隆抗体、可裂解连接子、高活性细胞毒载荷四部分组成。抗体识别肿瘤细胞表面特异性抗原之后，药物整体被内吞进入细胞溶酶体内，连接子发生裂解，释放强效微管蛋白抑制剂或拓扑异构酶I抑制剂。同时药物可以发挥旁观者效应，穿透细胞膜杀伤周边不表达靶抗原的肿瘤细胞，以此克服肿瘤组织存在的空间异质性问题。

开展ADC在甲状腺癌的相关探索，首要前提是厘清该肿瘤特征性膜抗原表达特点。自2025年起，吴宇教授团队在常规病理工作中前瞻性开展多维度ADC靶点筛查。免疫组化结果显示，和头颈部涎腺恶性肿瘤不同，HER2在甲状腺癌中高表达比例很低。与之相对，TROP-2与EGFR是甲状腺癌最具开发价值的潜在靶点。其中TROP-2高表达和甲状腺乳头状癌（PTC）的BRAF突变高度相关，BRAF突变的病灶大多呈TROP-2强阳性。而EGFR更多在恶性程度高、预后差的未分化癌（ATC）以及低分化甲状腺癌中高表达。上述抗原在不同病理类型甲状腺癌中的差异化表达特点，为ADC药物治疗难治性晚期甲状腺癌提供扎实的生物学依据。

末线治疗实现显著缩瘤：多线耐药与去分化肿瘤的临床实践

针对已经用尽标准治疗方案的晚期患者，吴宇教授结合多项真实世界用药案例与早期临床试验数据，证实ADC具备强大的肿瘤消减能力。在临床处理难度极高的未分化癌病例中，有一例43岁局部晚期术后复发患者，同时携带NRAS、TP53突变。患者先后接受放疗、大剂量化疗、PD-1单抗、TKI靶向治疗，疾病仍然持续进展，肺部转移病灶不断加重。该患者入组一项TROP-2靶向双抗ADC临床研究，仅用药一个多月，肺部靶病灶即出现明显缩小。

另一例髓样癌（MTC）患者病程超过十年，经多线TKI、RET抑制剂治疗后出现广泛肝转移，降钙素升高至2000 pg/ml以上。接受靶向Nectin-4和TROP-2的双特异性ADC药物VBC103治疗后短时间内肝转移灶总体积缩小，降钙素水平快速回落，充分体现ADC可以克服多重耐药，发挥强效缩瘤效果。

ADC对已经发生去分化的病灶同样可以带来可观疗效。有一例76岁晚期乳头状癌患者，既往多次手术、安罗替尼靶向、碘粒子植入治疗全部失败。肿瘤侵犯气管管腔，颈部形成巨大包块。再次穿刺提示病灶已经完全去分化为侵袭性鳞状细胞癌，无法再行分化治疗，患者也拒绝接受全喉全气管切除及永久性造瘘这类毁损性手术，病理检测提示病灶TROP-2 100%强阳性。给予TROP-2靶向ADC单药治疗，仅仅一个疗程之后，颈部包块以及气管内病灶完全消退，达到影像学完全缓解。

还有一例碘抵抗滤泡癌老年患者，存在NRAS和TP53突变、多发骨转移，肩胛区形成巨大软组织肿块。病理提示EGFR 30%强阳性表达，给予EGFR靶向ADC单药，一个疗程后肺部、肩胛骨巨大病灶均出现明显退缩。以上基于靶点筛选的挽救治疗案例提示，ADC有希望成为晚期甲状腺癌后线挽救治疗的有力手段。

从末线挽救迈向新辅助转化：肿瘤快速液化坏死带来外科新思路

ADC除了用于后线姑息治疗之外，其较高的早期客观缓解率，也给局部晚期不可手术，或是不愿接受毁损性手术的患者带来新辅助转化治疗的新思路。吴宇教授分享了一例高龄代表性病例。患者78岁，1996年甲状腺术后，2016年出现颈部肿物未进一步检查，2024年就诊时已进展为腮腺区巨大转移肿块合并肝转移，肿块体积大，局部坠胀症状明显。患者合并严重心血管疾病及多种基础疾病，使用达拉非尼联合曲美替尼后不耐受出现低热乏力而停药。更换为安罗替尼后，又因血压控制不佳无法维持标准剂量，使传统治疗手段陷入困境。

穿刺结果提示该患者为BRAF突变，TROP-2表达100%强阳性，综合评估后选用TROP-2靶向ADC单药治疗。仅一个疗程后，原本质地坚硬的腮腺巨大转移瘤内部出现大范围急性液化坏死，肿块表皮变薄，存在破溃风险，病情从原本不可手术转变为需要紧急减瘤的外科急症。外科团队及时完成坏死肿块切除，联合胸大肌皮瓣修复，患者术后恢复良好。

这一病例提示，ADC可以快速诱导肿瘤中心液化坏死，虽然改变了传统外科的治疗时序，但也直观印证该类药物缩瘤速度快。在后续前瞻性研究当中，这一特性有望应用于局部晚期甲状腺癌的新辅助降期，助力实现器官功能保留手术，拥有很好的转化医学应用前景。

诊断与毒性管理双重难题：精准筛选获益人群的现实挑战

在肯定ADC强大抗肿瘤作用的同时，吴宇教授结合失败病例总结临床工作当中需要警惕的问题与局限。报告介绍一例年轻滤泡癌多发转移患者，病理免疫组化提示EGFR高表达。但受限于经济条件与临床试验入组标准，患者最终进入一项不做靶点筛选的泛实体瘤临床试验。仅仅一个疗程，肿瘤不但没有得到控制，反而出现爆发性进展。该案例提醒临床，即便ADC存在旁观者杀伤效应，其作用根基依旧是抗原-抗体的特异性结合，不能无指征盲目用药。治疗前需要落实靶抗原检测筛选，只有匹配靶点，患者才更有机会从中获益。

与此同时，晚期甲状腺癌使用ADC还存在不少尚待解决的现实问题。第一，靶抗原判读标准尚未建立。针对甲状腺病灶，TROP-2、EGFR究竟选择10%、30%或是更高的阳性阈值用来预判疗效，还缺少高级别循证证据。第二是肿瘤空间异质性。单次穿刺标本提示抗原阴性，不能完全代表全身多处转移灶的抗原表达情况。

在安全性层面，TROP-2、EGFR同样会在人体正常上皮、黏膜组织生理性表达，临床要重点关注药物相关口腔黏膜炎、黏膜溃疡以及肺部不良反应。同时ADC毒性和传统靶向药不同，出现毒性并不代表治疗一定有效。建立完整的全周期毒性预警体系，是保障患者安全耐受治疗的重要基础。

未来展望：依托类器官模型与联合治疗，不断拓展治疗边界

报告结尾，吴宇教授借泰山攀登比喻甲状腺癌ADC领域未来发展方向。他提出，甲状腺癌进入ADC时代如同攀登泰山。首先要筑牢根基，开展规范化前瞻性临床研究，积累甲状腺癌专属的高级别循证证据。其次要提升诊疗效率，搭建完善的分子病理伴随诊断体系，从异质性极强的晚期患者群体中筛选真正能够获益的亚组人群。再者需要优化治疗策略，从单药逐步走向联合方案。一方面探索ADC联合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改善冷肿瘤免疫微环境。另一方面探索ADC与TKI、放疗联用，实现协同增效。同时全程重视不良反应监测，守住治疗安全底线。

在转化研究层面，吴宇教授指出，类器官、患者来源异种移植（PDX）等体外模型，会成为未来评估ADC疗效、破解耐药机制的重要工具。借助体外高通量筛选，可以评估不同靶点、不同载荷的药物活性，解析耐药分子演变规律，有望在治疗前为每一位患者筛选最优的药物组合。吴宇教授这份内容详实的报告，填补国内甲状腺癌精准外科与系统治疗交叉领域的部分学术空白，也为晚期难治性甲状腺癌全面步入ADC靶向时代提供重要的实践参考。

责任编辑：肿瘤资讯-Ethon
排版编辑：肿瘤资讯-Sicily

09月24日

马利平

漯河市第六人民医院 | 肿瘤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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