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期召开的2026年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年会上，结直肠癌领域多项重磅研究惊艳亮相，为临床实践注入了新的活力与思考。其中，在围术期治疗方面，TORCH-C、PANFORTE研究针对MSS/pMMR型局部晚期肠癌探索了免疫联合放化疗的新策略；晚期治疗领域同样亮点纷呈，BREAKWATER、HORIZON-CRC01等研究为晚期结直肠癌的精准靶向治疗提供了新方案。值此契机，【肿瘤资讯】特邀江苏省肿瘤医院朱梁军教授，围绕本次ASCO年会结直肠癌领域的重磅研究及未来方向进行深度解读，并针对备受领域关注的MSS型转移性结直肠癌（mCRC），剖析ASTRUM-015等研究中“免疫+抗血管+化疗”三联模式的价值与潜力。
主任医师
中国医药教育协会腹部肿瘤结直肠癌分会委员
中国医药教育协会疑难肿瘤专委会第二届常务委员
中国医药教育协会肿瘤药物临床研究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结直肠癌专家委员会常务委员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肝癌、神经内分泌肿瘤、临床研究专家委员会委员；
中国医师协会结直肠肿瘤专委会第二届委员会结直肠癌肝转移学组、内科学组组员
中华结直肠癌MDT联盟 江苏分盟主任委员
江苏省肿瘤防治联盟大肠癌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江苏省医师协会结直肠肿瘤专委会第二届委员会委员
江苏省医师协会结直肠肿瘤专委会第二届委员会内科学组副组长
江苏省抗癌协会大肠癌专业委员会常委
国家抗肿瘤药物临床应用监测专家委员会结直肠癌组专家
长期从事消化道领域肿瘤的多学科联合治疗，近二年以通讯作者在eClinicalMedicine(IF 15.8)和 Signal Transduction and Targeted Therapy(IF 40.8)发表IIT研究论文两篇
围术期免疫联合放化疗表现亮眼，晚期BRAF/HER2靶向再添新策
Q1. 2026年ASCO年会上公布了多项消化系统肿瘤的重磅研究。作为肠癌领域的专家，能否请您简要梳理一下本次ASCO大会上结直肠癌领域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焦点和重要进展？
朱梁军教授：今年的ASCO年会在结直肠癌领域公布了多项具有临床指导意义的研究，涵盖了早期辅助治疗到晚期靶向治疗的多个维度。
在围术期治疗方面，多项针对MSS/pMMR局部晚期肠癌的“免疫+放化疗”探索交出了惊艳的答卷。在结肠癌领域的TORCH-C研究，新辅助短程放疗（SCRT）联合斯鲁利单抗及化疗用于高位局晚人群，病理完全缓解（pCR）率达47.2%[1]。在直肠癌领域的PANFORTE，斯鲁利单抗联合FOLFOXIRI及长程放疗的全程新辅助治疗（TNT），使pMMR局部晚期低位直肠癌的总体完全缓解（CR）率高达68.6%，肛门括约肌保留率达到94.1%[2]。这些数据充分证实了免疫联合放化疗模式能为MSS患者带来极高的肿瘤退缩和器官保留机会。此外，CIRCULATE研究探讨了ctDNA在pMMR/MSS结肠癌患者中的指导作用，结果显示ctDNA阴性患者的无病生存期（DFS）和总生存期（OS）均显著优于阳性患者，进一步确立了ctDNA的预后价值[3]；而EPISODE-III研究探索了在标准辅助化疗基础上加用低剂量阿司匹林，遗憾的是未能显著改善III期肠癌患者的DFS[4]。
在晚期治疗方面，BREAKWATER研究显示，针对未经治疗的BRAF V600E突变mCRC患者，EC+FOLFIRI方案相较于对照组具有临床意义且统计学显著的无进展生存期（PFS）改善，并观察到OS延长的趋势[5]。同时，针对HER2阳性晚期结直肠癌，HORIZON-CRC01这一重磅III期研究（摘要号：3505）证实了创新HER2 ADC药物瑞康曲妥珠单抗在化疗难治性患者中，相比标准治疗（TAS-102、呋喹替尼或瑞戈非尼）显著延长了中位PFS（5.5个月 vs 2.8个月，HR=0.33，P＜0.0001），并大幅提升了客观缓解率（40.7% vs 4.5%），为这类患者提供了全新的治疗选择[6]。
这些进展表明，尽管在特定突变亚型和早期精准预后方面取得了成绩，但对于占绝大多数的晚期普通肠癌人群，我们仍需探索更有效的治疗方案。
直面MSS“冷肿瘤”难题，三联免疫联合探索破局
Q2.正如您刚才所提到的，晚期结直肠癌的治疗进展多见于特定亚型（如BRAF突变或MSI-H）。然而，在临床实践中，约95%的转移性结直肠癌（mCRC）患者属于微卫星稳定（MSS）型。目前MSS型mCRC的治疗依然面临着哪些难点和挑战？
朱梁军教授：MSS型mCRC是目前结直肠癌治疗中的一大难点。这类肿瘤通常具有较低的肿瘤突变负荷（TMB）、缺乏充足的肿瘤浸润淋巴细胞（TILs），且肿瘤微环境（TME）呈现高度的免疫抑制状态，在临床上被称为典型的“冷肿瘤”。
目前，MSS型mCRC的一线标准治疗依然依赖于传统的“化疗+抗血管生成药物”或“化疗+抗EGFR单抗”。然而，这种传统方案的生存获益存在明显的“天花板”效应。回顾FIRE-3、CALGB 80405等经典大型III期临床研究，传统一线靶向联合化疗的中位PFS通常停留在10~12个月左右，中位OS则在30个月左右，近年来难以实现质的突破[7]。
近年来，单药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如PD-1单抗）在MSI-H人群中大放异彩，但在MSS人群中的获益有限，不及预期。因此，如何通过合理的联合策略，重塑免疫微环境，将MSS型mCRC从“冷肿瘤”转化为“热肿瘤”，打破其免疫耐受的壁垒，是当前结直肠癌领域的一大热点。“免疫+抗血管生成+化疗”的理论基础在于：化疗可诱导免疫原性细胞死亡释放抗原，抗血管生成药物可促进血管正常化并逆转微环境的免疫抑制，两者协同为PD-1单抗发挥作用铺平道路。ASTRUM-015、AtezoTRIBE等多项探索性研究结果，均验证了“免疫+抗血管生成+化疗”的三联模式可以给MSS的患者带来生存获益。
ASTRUM-015研究交出亮眼答卷，斯鲁利单抗独特机制深层赋能
Q3.您刚才提到的“免疫+抗血管生成+化疗”三联模式，我们注意到ASTRUM-015研究在该领域交出了一份非常亮眼的答卷。能否请您介绍一下这项研究并谈谈您如何看待这种治疗模式未来的临床应用前景？
朱梁军教授：ASTRUM-015研究是目前该领域极具代表性的突破。在II期临床研究中，斯鲁利单抗联合贝伐珠单抗及XELOX方案在一线治疗mCRC中展现了优异的疗效。数据显示，在MSS人群中，试验组的中位PFS高达16.8个月，较对照组（10.1个月）显著提高6.7个月，疾病进展风险大幅降低40%（HR=0.60）[8]。更令人瞩目的是，试验组的缓解持续时间（DoR）显著延长，达到了19.4个月。这意味着一旦患者获得缓解，将获得非常持久的肿瘤控制。此外，全人群和MSS人群的OS均显示出明显的获益趋势。
斯鲁利单抗在MSS人群中取得优异的生存获益，可能与其独特的分子设计有关：相比其他同类PD-1单抗，斯鲁利单抗能更快速、更强效地诱导T细胞膜表面的PD-1受体内吞并降解。这相当于更彻底地清除了T细胞表面的抑制性受体，更早地“松开刹车”，从而快速释放T细胞的杀伤活力[9]；其次，斯鲁利单抗能减少PD-1与CD28的顺式相互作用，最大程度地保留了CD28共刺激受体传递的激活信号。这不仅解除了抑制，还相当于为T细胞进一步“踩下油门”，从而有效延缓T细胞耗竭，促进记忆T细胞生成，带来更持久的免疫应答[9]。
正是这种“既松刹车，又踩油门”的双重强效免疫激活机制，为斯鲁利单抗在低免疫原性的MSS型肠癌中带来显著的生存获益提供了坚实的底层生物学支撑。
目前，该研究的全球多中心双盲III期注册临床（NCT04547166）已完成入组，我们非常期待其最终结果能为MSS型mCRC的一线治疗带来新选择。
细胞疗法与双抗ADC齐头并进，多维精准勾勒未来新图景
Q4.除了刚深入探讨的免疫联合策略，结直肠癌领域的新靶点和新机制探索也备受关注，能否请您谈谈，未来在mCRC精准治疗领域，还有哪些极具潜力的新靶点或新治疗模式值得我们期待？
朱梁军教授：细胞疗法在实体瘤中的“破冰”无疑是未来最大的看点之一。长期以来，CAR-T在实体瘤中面临靶点难寻和易耗竭的难题。近期，沈琳教授团队在JCO发表的GUCY2C CAR-T（IM96）研究极具代表性。GUCY2C在肠癌中高表达且正常组织分布局限，是非常理想的靶点。在重度经治的MSS型晚期肠癌中，推荐剂量组获得了高达40.0%的ORR和7.0个月的中位PFS[10]。这对于传统后线ORR不足5%的患者而言，是一项重大突破。
此外，众所周知抗EGFR单抗是RAS野生型mCRC的标准治疗，但几乎所有患者最终都会走向耐药。其中，c-MET扩增或过表达是非常经典的旁路激活耐药机制。近年来，采用EGFR/c-MET双特异性抗体，或者将抗EGFR单抗与c-MET抑制剂联合使用，已经在早中期临床中展现出极大的“克服耐药”潜力，是有望改变后线治疗格局的重要机制。
除了前面提到的HER2靶点，目前针对CDH17、PD-L1、EGFR/HER3等新兴靶点的ADC也在密集研发中。此外，各种靶向免疫微环境或肿瘤抗原的双特异性抗体，也为缺乏传统治疗靶点的患者提供了新方向。
总体而言，未来mCRC的治疗将是“免疫微环境重塑”与“多维精准打击”并行的时代。结合ctDNA等液体活检技术的动态监测，我们能够更早地捕捉患者的耐药克隆，精准匹配这些新靶点、新机制药物，最终打破晚期肠癌的生存期“天花板”。
[1] Hui Zhang, et al. Neoadjuvant immunotherapy combined with radiochemotherapy vs chemotherapy alone in pMMR colon cancers: The TORCH-C randomized phase 2 clinical trial. 2026 ASCO. 3634.
[2] Jianhong Peng, et al. Phase II trial of anti-PD-1 monoclonal antibody and FOLFOXIRI combined with long-course radiotherapy as the total neoadjuvant treatment for proficient, mismatch repair, locally advanced low rectal cancer (PANFORTE). 2026 ASCO. 3621.
[3] Gunnar Folprecht, et al. Disease-free survival (DFS) and time to recurrence (TTR) with circulating tumor (ct) DNA–based decision for adjuvant treatment in colon cancer stage II (CIRCULATE): An AIO (KRK-0217)/ABCSG trial. 2026 ASCO. LBA3500.
[4] Atsuo Takashima, et al. Adjuvant aspirin for stage III colorectal cancer after curative resection: Primary analysis of the randomized double-blind placebo-controlled phase III trial (EPISODE-III: JCOG1503C). 2026 ASCO. LBA3508.
[5] Scott Kopetz, et al. BREAKWATER: Progression-free and overall survival analyses of first-line (1L) encorafenib + cetuximab (EC) + FOLFIRI in BRAF V600E-mutant metastatic colorectal cancer (mCRC). 2026 ASCO. LBA3503.
[6] Jin Li, et al. Phase 3 trial of trastuzumab rezetecan vs standard of care (SOC) for chemotherapy-refractory, HER2-positive, advanced colorectal cancer (CRC). 2026 ASCO. 3505.
[7] Battaglin F, O'Neil BH, Stintzing S, et al. Outcomes for FOLFIRI plus bevacizumab or cetuximab in patients treated with oxaliplatin-based adjuvant therapy: A combined analysis of FIRE-3 and CALGB/SWOG 80405 (Alliance). Eur J Cancer. 2025;227:115694. doi:10.1016/j.ejca.2025.115694
[8] Xu R, et al. 2024 ASCO. 3569.
[9] Zhang Y, Wei R, Song G, et al. Insights into the mechanisms of serplulimab: a distinctive anti-PD-1 monoclonal antibody, in combination with a TIGIT or LAG3 inhibitor in preclinical tumor immunotherapy studies. MAbs. 2024;16(1):2419838. doi:10.1080/19420862.2024.2419838Qi C, Liu C, Gong J, et al. Guanylyl Cyclase 2C-Targeted Chimeric Antigen Receptor T-Cell Therapy in Patients With Metastatic Colorectal Cancer. J Clin Oncol. Published online June 4, 2026. doi:10.1200/JCO-25-01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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