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抗癌协会癌痛专业委员会和福建省抗癌协会中西医整合肿瘤专委会青年委员会主办的【十邑论坛】开播啦！论坛于每周三推出，带您用中文听原汁原味的肿瘤领域前沿学术内容。本期由福建省肿瘤医院苏丽玉教授进行分享，内容基于韩国首尔国立大学医院Do-Youn Oh教授在2026年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年会上的汇报，聚焦可切除胃癌及胃食管结合部癌（GEJC）的围手术期治疗，梳理亚洲围手术期治疗证据、化疗联合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的进展及生物标志物指导的精准治疗策略。
福建省肿瘤医院腹部内科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整体评估专委会委员
福建省抗癌协会癌痛专委会秘书
福建省抗癌协会中西医整合肿瘤专委会青年委员会秘书
围手术期化疗在亚洲渐成合理选择
围手术期化疗策略正逐步成为亚洲临床实践中合理的治疗选择，化疗联合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的治疗价值亦可经围手术期这一模式得以体现；但围手术期治疗的最佳适用分期、最佳化疗方案、最佳治疗时长以及是否采用生物标志物筛选患者等问题，仍有待回答。
在可切除胃癌及胃食管结合部癌的临床管理中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在亚洲以外的地区以围手术期化疗为标准治疗；在亚洲，手术后序贯辅助化疗仍然是目前治疗的主要模式。这一模式源于MAGIC、CLASSIC和ACTS-GC研究，已延续相当长的时间。无论围手术期还是术后辅助治疗，与单纯手术相比均能改善总生存期（OS）；但总生存期在亚洲与非亚洲地区仍有明显差距。因此，对于亚洲地区而言，我们仍然需要更多证据来支持围手术期治疗策略。RESOLVE研究显示，在cT4aN+或cT4b患者中，围手术期SOX较辅助CAPOX在无病生存期（DFS）和OS方面均有优势。RESONANCE研究显示，在cⅡ~Ⅲ期患者中，围手术期SOX较辅助SOX有DFS获益，且主要由Ⅲ期患者驱动。PRODIGY研究显示，在cT2-3N+或cT4患者中，术前3个周期DOS加辅助S-1较单纯术后S-1可改善无进展生存期（PFS），并带来长期OS获益，cT4患者获益更明显。因此，目前随着越来越多证据的积累，亚洲地区支持围手术期治疗策略的证据正在不断增加。
FLOT方案获益明确，最佳方案与适用分期仍待探索
在德国学者主导开展的FLOT-4研究中，与围手术期ECF或ECX方案相比，FLOT方案在≥cT2和/或N+患者中，无论生存结局（DFS、OS）还是病理学结局（pCR率）均表现出更好的结果，中位OS为50个月和35个月（HR=0.77，P=0.012），pCR率为16%和6%（P=0.02）。
而DRAGON Ⅲ研究比较了围手术期FLOT方案与围手术期SOX方案，在cT3-4bN1-3患者中，两种方案在DFS、OS以及病理学缓解（pCR率、MPR率）方面均表现出非常相似的结果。
另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是，应选择何种临床分期的患者接受围手术期治疗，才能使患者获得最大的治疗获益。目前探索围手术期治疗策略的临床研究纳入了不同临床分期的患者，不同分期患者从围手术期治疗中获得的获益存在差异，全球范围内尚未形成统一共识。
免疫治疗从辅助治疗向围手术期拓展
在辅助治疗阶段，ATTRACTION-5研究纳入接受D2淋巴结清扫的病理学Ⅲ期胃癌患者，比较辅助卡培他滨或S-1联合纳武利尤单抗与单纯卡培他滨或S-1辅助治疗。结果显示加入纳武利尤单抗未能改善患者的无复发生存期（RFS）和总生存期。此外，病理学Ⅱ期患者能否从免疫治疗中获益、是否应采用基于生物标志物筛选的治疗策略，目前仍未明确。
在围手术期阶段引入免疫治疗的结果则不同。MATTERHORN研究显示，FLOT联合度伐利尤单抗较FLOT联合安慰剂可改善无事件生存期（EFS）、OS和pCR率。该研究中亚洲患者占比偏低（亚洲患者占19%），这一证据能否推广至全球实践尚需谨慎评估。
另一项全球性研究KEYNOTE-585中，亚洲患者占比47%，比较了围手术期PF或XP方案联合帕博利珠单抗与单纯围手术期PF或XP方案，纳入cT3及以上或N+患者。研究并未显示试验组相较对照组生存结局（EFS、OS）得到显著改善，尽管病理学结局有所改善，仍然需要更多证据来进一步支持围手术期免疫治疗策略。
化免联合研究不断夯实病理学获益
正在进行的NEOSUMMIT-01研究纳入了cT3-4aN+的患者，比较围手术期SOX或CAPOX联合特瑞普利单抗与单纯围手术期SOX或CAPOX方案。结果显示联合治疗组pCR率约22%、主要病理缓解（MPR）率约44%，生存结局仍在随访中。
PERSIST研究纳入cⅡ-Ⅲ期的患者，比较围手术期SOX联合信迪利单抗与单纯围手术期SOX治疗。目前结果显示联合治疗组R0切除率、病理学缓解率以及肿瘤降期均表现更好，生存结局仍在随访中。
PRODIGY2研究在cT2-3N+或T4且错配修复完整（pMMR）的患者中的患者中，新辅助阶段采用度伐利尤单抗联合DOS方案、术后以度伐利尤单抗联合S-1辅助治疗，报告R0切除率91.8%、pCR率30%、3年PFS率69.9%。
DANTE研究纳入cT2及以上或N+患者，比较围手术期FLOT联合阿替利珠单抗与单纯围手术期FLOT。结果显示在所有患者中联合组pCR率为24%，较单纯化疗组（15%）有所提高，且获益在PD-L1综合阳性评分（CPS）≥10及错配修复缺陷（dMMR）患者中更为明显。目前已有仅纳入微卫星高度不稳定（MSI-H）、PD-L1 CPS≥1、肿瘤突变负荷（TMB）>10、EBV阳性等特定人群的Ⅲ期研究正在开展。
EPOC2001研究在临床T2及以上或淋巴结阳性患者中，探索了围手术期FLOT联合帕博利珠单抗和仑伐替尼的更加积极的联合治疗模式，报告pCR率为22%。
DRAGON-Ⅳ研究纳入临床T3、T4且淋巴结阳性患者，比较围手术期SOX、SOX联合卡瑞利珠单抗和阿帕替尼、SOX联合阿帕替尼三组方案。结果显示卡瑞利珠单抗联合阿帕替尼和SOX方案的pCR率明显提高（由5.0%提高至18.3%），生存结局仍在随访中。这类在化疗基础上进一步联合靶向或者靶免方案的策略，也是围手术期治疗领域值得关注的探索方向。
进一步观察发现，在DANTE研究中，MSI-H状态的预测价值似乎强于临床分期，这提示除临床分期外，生物标志物可能具有更重要的影响，因此需要进一步考虑是否应采用基于生物标志物筛选的治疗策略。
整体而言，上述研究显示，在围手术期化疗基础上联合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多项研究中pCR率和MPR率进一步提高，部分研究显示R0切除率提高与肿瘤降期改善；多数研究的长期生存结局仍在随访中。
生物标志物指导下的精准治疗探索
dMMR或MSI-H是免疫治疗疗效的重要预测生物标志物。NICE研究在dMMR/MSI-H胃癌患者中采用围手术期CAPOX联合特瑞普利单抗，pCR率达80%。“去化疗”方面，NEONIPIGA研究采用新辅助纳武利尤单抗联合伊匹木单抗、术后纳武利尤单抗辅助治疗，pCR率58.6%，早期生存结局亦令人鼓舞。INFINITY研究仅在新辅助阶段使用度伐利尤单抗联合曲美木单抗、术后不再辅助治疗而观察随访，15例患者pCR率60%，与NEONIPIGA接近，但cT4与cT2~T3病变之间差异明显，2年PFS率66.7%；PRODIGY2去化疗探索队列纳入9例临床Ⅲ期患者（其中8例为cT4），pCR率22%。
INFINITY研究还探索了非手术治疗：该非手术队列纳入cT2~T4且dMMR/MSI-H、EBV阴性的患者，约3个月双免治疗后，未达到完全临床缓解者接受手术并随访，达临床完全缓解（cCR）者免于手术、强化随访。17例患者中76%获得cCR，1年未切除无事件生存率64.2%，提示严格筛选人群中非手术策略值得探索。
目前，关于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ER2）能否作为生物标志物指导患者选择，已有相关研究进行了探索。PHERFLOT研究采用围手术期FLOT联合帕博利珠单抗和曲妥珠单抗，pCR率48.4%，在PD-L1 CPS≥10、HER2免疫组化3+、cT1~T2及dMMR/MSI-H患者中更高。
NEOSUMMIT-02研究采用围手术期SOX联合信迪利单抗和曲妥珠单抗，术后标本仍为HER2阳性者继续曲妥珠单抗，pCR率50%、2年EFS率73%。一项降阶梯Ⅱ期研究采用新辅助卡瑞利珠单抗联合曲妥珠单抗及CAPOX方案（4周期），术后CAPOX辅助治疗（4周期），pCR率21.7%、3年EFS率75%；另一项随机研究中，化疗联合曲妥珠单抗加阿替利珠单抗的pCR率为38.1%，生存结局尚在随访中。
对于紧密连接蛋白18.2（CLDN18.2）阳性的患者，NEO-CLAUD研究正在评估新辅助佐妥昔单抗联合DOS方案，以及术后佐妥昔单抗联合S-1方案辅助治疗的疗效和安全性。
总结与展望
病理学缓解能否作为长期生存获益的替代终点仍存争议。总体而言，从单纯细胞毒性化疗，到化疗联合免疫治疗、化疗联合免疫和抗血管生成治疗，再到生物标志物筛选基础上联合靶向药物，病理学缓解率（pCR和MPR）总体进一步升高，能否最终转化为长期生存获益，有待正在进行的长期随访予以回答。
胃癌的肿瘤细胞和肿瘤微环境均高度异质。可切除胃癌可按肿瘤微环境划分为5种生态类型，不同生态类型对治疗的应答不同；多组学数据还可划分分子亚型，有助于筛选最适合化免联合的人群。
总而言之，可切除胃癌及G/EJC的围手术期治疗在亚洲渐成合理选择，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联合化疗前景广阔。未来的研究应围绕最佳分期、最佳化疗方案、最佳治疗时长以及生物标志物筛选等问题展开，并依据患者特征、肿瘤特征和生物标志物精准筛选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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