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精选5篇在2026年7月份发表的结直肠癌领域文献，部分研究邀请到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的孙永琨教授进行深入解读。从COMMIT研究出发，孙永琨教授对肿瘤的生物学行为还进行了深入思考，敬请关注。
专家介绍
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廊坊院区 内科副主任
专业方向：
消化系统、泌尿系统肿瘤内科治疗、临床研究和转化研究
抗肿瘤新药的I~IV期临床研究
COMMIT研究：mFOLFOX6联合贝伐珠单抗和阿替利珠单抗或阿替利珠单抗单药用于DNA错配修复缺陷型转移性结直肠癌一线治疗的随机研究[1]
NRG-GI004/SWOG-S1610（COMMIT）是一项三臂、前瞻性、Ⅲ期、开放标签的研究，将一线治疗的错配修复缺陷/微卫星高度不稳定（dMMR/MSI-H）转移性结直肠癌（mCRC）患者按1∶1∶1随机分配至以下三组：mFOLFOX6/贝伐珠单抗组（FFX/bev）、阿替利珠单抗（atezo）组，或FFX/bev/atezo联合治疗组。主要终点为意向治疗人群（ITT）的无进展生存期（PFS）。由于KEYNOTE-177研究结果的披露，FFX/bev组在入组20例患者后终止，研究继续进行atezo单药与FFX/bev/atezo的对比。
两个研究组的中位随访时间为46个月（中位年龄：63.3岁；女性占47.6%；BRAF V600E突变占23.2%），ITT分析显示，FFX/bev/atezo组的PFS优于atezo组[风险比（HR）0.439，95%置信区间（CI）：0.23~0.84；P=0.0103]，P值低于0.0152的临界值。FFX/bev/atezo组的中位PFS为24.5个月（95% CI 10.1个月~NE），atezo组的中位PFS为5.3个月（95% CI 2.2~18.2个月）（图1）。
图1：COMMIT研究PFS结果
两组间总生存期（OS）无差异（HR 1.04, 95% CI 0.47~2.28；P=0.90），24个月OS率分别为67% vs 67%。FFX/bev/atezo组与atezo单药组的客观缓解率（ORR）分别为86.1%和46%，12个月疾病控制率（DCR）分别为64.7%和32.4%。
FFX/bev/atezo组和atezo组的中位治疗持续时间分别为11个月和5个月。52例患者发生任何归因的3级及以上不良事件[atezo组：18例（43.9%）；FFX/bev/atezo组：34例（82.9%）]。最常见的3~4级毒性中，中性粒细胞减少症（26.8% vs 0.0%）、高血压（19.5% vs 2.4%）和脓毒症（9.7% vs 0.0%），在FFX/bev/atezo组中更高。
作为首项评估在dMMR/MSI-H mCRC患者中采用化疗联合基于抗VEGF和抗PD-L1疗法的随机试验，COMMIT研究支持FFX/bev/atezo作为一种潜在的治疗选择。
孙永琨教授：在mCRC中，dMMR/MSI-H患者约占4%–7%，这是一类具有特殊生物学特征、治疗反应差异较大、需要优先进行分子分型和个体化决策的亚型。其治疗特点与大多数错配修复功能完整或微卫星稳定（pMMR/MSS）的患者明显不同，因此不能简单按照传统化疗模式“一视同仁”地制定方案。随着现代精准医学的不断深入，dMMR/MSI-H已成为目前预测实体瘤免疫治疗疗效的最重要的生物标志物之一。
正是基于这一人群的特殊生物学，免疫治疗贯穿了dMMR/MSI-H结直肠癌治疗的全过程，从晚期后线逐步前移至一线，并扩展到围手术期。KEYNOTE-016、KEYNOTE-164证明了后线PD-1抑制剂的持久疗效；KEYNOTE-177确立了帕博利珠单抗一线治疗的地位；CHECKMATE 8HW则比较了双免（纳武利尤单抗+伊匹木单抗）与纳武利尤单抗单药在所有治疗线的疗效；NICHE系列及ATOMIC 等研究进一步推动免疫治疗进入新辅助和辅助治疗阶段。
需要强调的是，在dMMR/MSI-H mCRC晚期一线治疗过程中，几项研究回答的问题各不相同：KEYNOTE-177奠定了免疫单药优于传统化疗和化疗加靶向的治疗地位，CHECKMATE 8HW解决了一线治疗中双免与单免谁更优的问题，而COMMIT聚焦于一线治疗在atezolizumab基础上加入化疗和抗VEGF治疗能否进一步提高疗效。COMMIT研究结果给出了肯定但并非没有“代价”的答案。FFX/bev/atezo联合组较 atezo单药组显著改善PFS（HR：0.439），12个月和24个月 PFS率分别为66.7%和53.7%，单药组为35.1%和31.6%。联合组ORR达86.1%，单药组为46.0%；以疾病进展为最佳疗效的比例仅为2.8%和32.4%，说明联合治疗能够显著降低早期进展风险。
然而，PFS和ORR的改善并未转化为OS的延长（HR：1.04）。同时，联合组3–5级不良事件发生率为82.9%，明显高于单药组的43.9%；研究共报告5例5级不良事件，其中单药组1例、联合组4例，中性粒细胞减少、高血压和脓毒症等毒性反应也更常见。或许正是由于长期联合用药导致的高级别不良事件发生率高，从而抵消了总生存的获益。由此可见，COMMIT 并不是简单地宣告“三药联合优于单药免疫”，而是提示疗效和安全性必须同步权衡。因此，临床上更合理的思路应是对联合治疗进行选择性应用，对于需要快速控制肿瘤的dMMR/MSI-H mCRC患者，可以探索前2–3个周期采用高有效率的 FFX/bev/atezo联合治疗模式，在获得肿瘤缓解后视情况减少化疗和抗VEGF治疗，转入免疫维持，让患者实现长期的疾病控制。
另外，对比KEYNOTE-177、CHECKMATE 8HW与COMMIT三项研究的PFS数据不难发现，三者PFS数值相差较大。可能有以下两个原因：一、是否经过中心实验室确认dMMR状态。CHECKMATE 8HW要求由中心实验室确认 dMMR/MSI-H状态，导致约18%的筛查患者因未通过中心验证而未入组；相比之下，KEYNOTE-177 和COMMIT主要采用当地检测，可能纳入部分结果模棱两可或处于临界值的患者，从而影响单药免疫的表观疗效及联合方案的相对效果。二、与PD-1和PD-L1的生物学差异有关。PD-1抑制剂可同时阻断 PD-1与PD-L1、PD-L2 的结合，而PD-L1抑制剂主要阻断PD-L1相关信号，不能直接阻断PD-1/PD-L2通路。此外，三项研究在研究设计、治疗方案、样本量及患者人群方面均存在差异，不宜直接跨研究横向进行比较。
这项研究还带给我们更深层的启示：理解肿瘤生物学行为，不能只关注肿瘤大小、基因状态和生长速度等传统认知中生物学行为的定义，也应把肿瘤对治疗的反应纳入其中。在传统化疗时代，dMMR/MSI-H肿瘤常被视为化疗不敏感、预后较差的难治性亚型；进入免疫治疗时代后，这类肿瘤却因其独特的免疫生物学特征而获得显著且持久的生存获益。类似的变化也见于HER2阳性胃癌。在抗HER2治疗尚未应用之前，HER2阳性通常被视为预后不良、生存期较短的疾病特征；随着抗HER2治疗的发展，这类患者的生存结局相比于只能接受单纯化疗的胃癌患者得到明显改善。近期 HERIZON-GEA-01研究报告的中位OS已达到26.4个月。因此，生物学行为的“好”和“坏”并不绝对，而是与治疗方式密切相关。关键在于能否准确识别其分子特征，并制定与之匹配的治疗策略，从而将原本不利的生物学特征转化为可治疗、可获益的临床优势。对dMMR/MSI-H mCRC而言，治疗反应本身也应成为重新认识其生物学行为的重要维度。
总的来说，COMMIT研究的真正价值在于推动临床思考从“是否使用免疫”进一步走向“谁需要强化治疗、强化多久、何时减毒维持”。准确检测、合理选择患者，并在追求早期控制的同时守住长期安全性底线，是dMMR/MSI-H mCRC个体化治疗的关键所在。
CAIRO6研究：围手术期全身治疗对比单纯手术治疗可切除结直肠癌单纯腹膜转移患者的随机、开放标签、Ⅲ期临床试验[2]
CAIRO6 III期研究是一项随机、开放标签、多中心的研究，其II期试验结果表明围手术期全身治疗是可行且安全的。358例患者被1∶1随机分配到围手术期全身治疗联合肿瘤细胞减灭术伴腹腔热灌注化疗（CRS-HIPEC；围手术期全身治疗组，180例）或单独CRS-HIPEC（单独手术组，178例）。根据研究者的选择，围手术期全身治疗包括CAPOX 3周方案新辅助和辅助阶段各4个周期， FOLFOX 2周方案新辅助和辅助阶段各6个周期，或新辅助阶段予以6个周期的FOLFIRI 2周方案，辅助治疗阶段可任选其一：4个周期的口服卡培他滨3周方案或6个周期的氟尿嘧啶联合亚叶酸钙2周方案。贝伐珠单抗联合CAPOX的前3个新辅助治疗周期（7.5 mg/kg）或FOLFOX/FOLFIRI的前4个新辅助治疗周期（5 mg/kg）。主要治疗终点是在设定的改良意向治疗人群中评估OS。
中位随访41个月后，围手术期全身治疗组的中位OS为44个月（95% CI 30~54个月），而单纯手术组的中位OS为39个月（95% CI 31~46个月）（HR 0.85，95% CI 0.62~1.15；P=0.28）（图2A）。
探索性亚组分析显示，原发肿瘤部位不同，治疗对OS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交互作用P=0.044）。在右半肿瘤患者中，围手术期全身治疗后的中位OS（43个月）长于单纯手术（26个月）（HR 0.62，95% CI 0.42~0.93），在左半肿瘤患者中无此差异（47个月vs 49个月；HR 1.11，95% CI 0.69~1.78）。此外，亚组分析显示，根据原发肿瘤部位联合腹膜转移发生时机的不同，治疗对OS的效应存在异质性（交互作用P=0.0086）。在右半结肠癌合并同时性腹膜转移的患者中，围手术期全身治疗后的中位OS长于单纯手术组（45个月vs 22个月；HR 0.44，95% CI 0.27~0.75），但在其他三类分层人群中并未观察到围手术期全身治疗带来的OS获益。
围手术期全身治疗组的中位PFS为13.5个月（95% CI 10.9~15.3个月），而单纯手术组为7个月（95% CI 6.5~7.6个月）（图2C）。中位无病生存期（DFS）分别为11.6个月（95% CI 9.8~14.8个月）和6.8个月（95% CI 6.3~8.5个月）（图2D）。
在292例获得肉眼完全或接近完全减瘤的患者中，围手术期全身治疗组138例患者中有49例（36%）发生术后90天严重并发症，单独手术组154例患者中有40例（26%）发生。最常见的 Clavien-Dindo 3~4级术后不良事件为腹腔内脓肿（围手术期全身治疗组12% vs单独手术组10%）、吻合口瘘（9% vs 4%）和筋膜开裂（9% vs 4%）。161例开始接受围手术期全身治疗的患者中，有92例（57%）发生了严重的全身治疗相关毒性。最常见的3~4级全身治疗相关不良事件有高血压、腹泻、中性粒细胞减少症和血栓栓塞事件。1例患者发生与全身治疗相关的死亡（原因为高血糖）。
这是首项比较围手术期全身治疗（新辅助阶段双药化疗联合贝伐珠单抗）与单纯手术治疗可切除结直肠癌单纯腹膜转移患者疗效的III期随机试验。尽管接受围手术期全身治疗的患者PFS和DFS更长，但在整个试验人群中，与单纯手术相比，围手术期全身治疗并未带来更优的OS。
孙永琨教授：结直肠癌腹膜转移是一类临床治疗较为棘手、总体预后较差的转移性疾病，其生存结局通常不及结直肠癌肝转移或肺转移患者。当前主要治疗模式包括CRS-HIPEC、全身化疗，以及化疗后再行CRS-HIPEC，但不同策略的适用人群和相对获益一直缺乏高质量随机证据。
从治疗路径看，三种治疗模式的侧重点有所不同。CRS-HIPEC先切除腹腔内可见病灶，再行腹腔热灌注化疗，强调局部控制，适合腹膜病灶局限、腹膜癌指数（PCI）较低且预计能够实现肉眼下完全或近完全细胞减灭的患者，但创伤大、并发症多。单纯全身化疗以化疗联合靶向治疗为主，重点控制潜在全身性微转移，治疗更灵活，但腹膜局部控制可能有限。化疗后手术则先观察肿瘤生物学行为、控制微转移并筛选手术获益者，再根据疗效和可切除性决定是否行CRS-HIPEC，但可能因进展、毒性或术后恢复而延误治疗。
CAIRO6是首项比较围手术期全身治疗联合CRS-HIPEC与单纯手术的随机III期研究。研究中，围手术期治疗主要采用双药化疗，并在新辅助阶段联合贝伐珠单抗。结果显示，围手术期治疗改善了PFS和DFS，但未显著延长OS：中位OS为44个月对比39个月，HR 0.85，p=0.28。这意味着，化疗后再手术虽然能够改善疾病控制和降低复发风险，却尚不足以证明其能够为所有可切除腹膜转移患者带来明确的长期生存优势。从证据链来看，CAIRO6否定了“化疗后手术普遍优于单纯手术”； PRODIGE 7则提示，在经过完整CRS的基础上，加入奥沙利铂腹腔热灌注化疗并未优于单纯 CRS。单纯全身化疗与单纯 CRS-HIPEC之间仍缺乏直接随机比较，不能简单判断某一种模式普遍更优。
从内科角度来看，腹膜转移本质上仍是转移性疾病，治疗应以全身治疗为基础。结直肠癌腹膜转移的药物治疗进展相对有限，尽管免疫治疗已改变dMMR/MSI-H结直肠癌的治疗格局，但针对腹膜转移这一特殊转移模式，尚未证实其存在独立于分子分型之外的特殊获益。当前临床仍主要依赖化疗联合靶向治疗，并结合RAS/BRAF状态、原发灶部位、肿瘤负荷和体能状态制定方案。仅对腹膜病灶局限、PCI较低、预计可完整减瘤且能够耐受大型手术的患者，建议在经验丰富的中心进行CRS-HIPEC。此外，CRS-HIPEC的治疗负担不容忽视。CAIRO6中，围手术期治疗组术后90天重大并发症发生率为36%，单纯手术组为26%；吻合口瘘发生率分别为9%和4%。接受围手术期治疗的患者中，57%发生3–5级治疗相关不良事件，可能延迟后续治疗并削弱强化治疗的获益。总体而言，CAIRO6并非否定CRS-HIPEC，而是强调其应选择性实施，在疗效、手术风险及后续治疗可及性之间寻求平衡。
FIND研究：ctDNA甲基化动态监测指导非转移性结直肠癌术后随访的前瞻性、随机、III期临床试验[3]
FIND试验是一项前瞻性、多中心、随机、III期研究（ClinicalTrials.gov：NCT05904665）。非转移性CRC患者被随机分配到ctDNA指导监测组或标准计算机断层扫描（CT）为基础的监测组。在ctDNA指导组中，ctDNA检测结果为阳性，则立即启动CT影像学检查；若结果为阴性，则继续每两个月一次的CT检查，同时每季度进行一次ctDNA检测。连续两次ctDNA结果均为阴性后，影像学检查恢复至常规频率。主要终点是复发患者中接受根治性转移灶导向治疗的比例。
在mITT人群中，共纳入584例符合条件的患者（ctDNA指导组289例，对照组295例），中位随访23.3个月，两组复发率相似（18.0% vs 18.6%，P=0.919）。ctDNA指导组的患者接受根治性治疗率显著高于对照组（48.1% vs 23.6%，相对风险2.03，P=0.008）。
ctDNA指导组至临床复发的中位时间显著短于对照组（9.5个月vs 13.4个月；P<0.001），相当于提前3.9个月。在仅限于肝和/或肺转移的复发患者中，ctDNA指导组的根治性治疗率更高（42.3% vs 18.2%，P=0.002）。这些患者的肝转移灶具有更有利于局部处理的特征：病灶数量更少（≤3个：75.0% vs 28.6%，P=0.005），肿瘤体积更小（≤3cm：90.0% vs 57.1%，P=0.033），以及更常表现为单叶转移（80.0% vs 28.6%，P=0.002）。基于ctDNA甲基化检测指导的动态监测，可通过更早发现可切除的转移灶，提高初始非转移性结直肠癌患者复发后接受根治性治疗的比例；但其长期生存获益仍有待未来数据成熟后的进一步分析和验证。
孙永琨教授：ctDNA是当前实体肿瘤领域的研究热点，在结直肠癌中，其临床价值已从单纯的预后判断逐步拓展至术后风险分层、疗效预测、复发监测和治疗决策等多个维度。
目前ctDNA检测主要有两类模式。一类是不依赖患者个体化肿瘤突变的检测，即利用预先定义的基因组或表观基因组标志物进行分析；另一类是基于患者肿瘤组织中的特异性突变建立“分子标签”，再对后续血液样本进行动态追踪。从临床应用角度出发，越来越倾向于采取患者个体化突变追踪的检测模式。这种模式能够更精准地识别肿瘤来源信号，降低假阳性和假阴性概率，并提高检测灵敏度和特异性，但需要获取初始肿瘤组织，成本相对较高，检测周期相对较长。FIND研究采用的是ctDNA甲基化检测技术，与个体化突变检测相比，甲基化检测在术后风险分层和辅助治疗决策方面的精确度可能相对有限，但其对样本质量要求较低、检测周期短、反馈速度快，更适合用于连续术后监测和患者管理。
检测时机同样影响ctDNA的临床价值。传统上，术后1个月常被作为MRD检测节点；但PRECARE研究提示，在术后第7天（D7）即可实现与术后第30天（D30）相当的复发预测能力（MRD结果一致性高达96.0%），说明D7有望作为更早的风险分层时间点，为提前启动辅助治疗提供参考。FIND研究选择在术后1个月进行首次检测，之后每3个月检测一次，持续2年；ctDNA阳性立即启动增强CT，若未发现复发，则加强影像学随访，连续两次阴性后恢复常规频率，体现了从固定日程监测转向风险适应性监测的理念。
FIND研究的核心贡献在于证明ctDNA指导的动态监测不仅具有预测价值，还能够改善临床管理。ctDNA指导组从ctDNA阳性到影像学确认复发的中位时间提前了3.9个月，复发患者接受根治性转移灶定向治疗的比例显著提高（48.1% vs 23.6%，RR=2.03，P=0.008）。提示更早发现肿瘤的复发和转移，可以为患者增加局部根治的机会。但必须承认，FIND目前尚未解答“更早地介入最终是否能够转化为生存的延长”这一问题。此外，DYNAMIC-III研究提示，ctDNA阳性患者采取强化治疗并未改善RFS，因此ctDNA阳性究竟应指导治疗强化、减弱，还是改变治疗策略，目前仍缺乏足够强的循证证据。尤其对于临床分期较晚、已接受手术及较长疗程辅助治疗的患者，例如结直肠癌肝转移术后患者，ctDNA是否可以帮助判断何时停药、避免不必要的持续治疗，是具有重要临床意义的课题。
总体而言，ctDNA是辅助临床决策的有力工具， FIND研究推动了术后监测从“按时间复查”迈向“依据分子风险动态管理”，下一步关键在于明确其能否转化为生存获益，以及如何真正指导辅助治疗的选择和疗程。
STELLAR研究最新结果：短程放疗联合化疗与长程放化疗治疗局部进展期直肠癌的5年结局比较[4]
STELLAR研究对比了短程放疗联合化疗[基于SCRT的全程新辅助治疗（TNT）]与标准长程放化疗（CRT）用于局部进展期直肠癌（LARC）患者的疗效，本次更新分析报告了5年随访结局。研究将远端或中段1/3局部进展期直肠癌患者随机分配，接受基于SCRT的TNT或CRT。中位随访时间为68.7个月时，TNT组的5年DFS率为62.0%，CRT组为58.7%（HR 0.849，95% CI 0.662~1.089）（图3A）。TNT组的5年OS率显著更高（78.1% vs 69.7%；HR 0.739，95% CI 0.550~0.993）（图3B）。两组的远处转移（DM）和局部区域复发（LRR）率相近。在高危患者中（根据欧洲肿瘤内科学会标准判定），TNT与OS改善相关（HR 0.663，95% CI 0.469~0.937），且DFS呈无统计学意义的改善趋势（HR 0.765，95% CI 0.568~1.032）。在出现远处转移或局部区域复发的患者中，TNT与复发后PFS（HR 0.691，95% CI 0.497~0.961）和复发后OS（HR 0.698，95% CI 0.490~0.994）的改善均相关。上述结果表明，基于SCRT的TNT可带来持久的生存获益，是CRT的可行替代方案，尤其适用于高危疾病患者。
克服抗EGFR治疗耐药：西妥昔单抗与帕尼单抗的耐药机制及新型联合治疗策略[5]
西妥昔单抗和帕尼单抗是广泛应用于结直肠癌治疗的抗EGFR单克隆抗体。然而，由于这些靶向治疗存在多种耐药机制，患者的应答情况存在差异。这些耐药性仍是目前治疗中的主要障碍，克服耐药性已成为当前治疗策略的重点方向。原发性和获得性耐药通常会导致下游信号通路再度激活，主要是RAS-RAF-MEK-ERK通路（MAPK通路）和PI3K-AKT通路。下游信号分子的突变状态是抗EGFR治疗反应的关键决定因素之一，KRAS、NRAS和BRAF的预先存在的突变会不受EGFR抑制的影响，持续激活信号，从而引发原发性耐药。另一方面，获得性耐药是在治疗压力下，通过KRAS和BRAF改变发生的克隆进化过程显现的，在EGFR受到抑制的情况下，也会重新激活MAPK通路。除这些突变外，肿瘤细胞还会利用不依赖EGFR的机制，例如通路旁路激活，其中包括HER2（ERBB2）等ERBB家族受体的扩增以及MET信号通路的激活。为克服这些耐药性，现已出现了靶向致癌网络内多个节点的新型策略。这类方法包括垂直通路抑制、多激酶抑制、液体活检指导的治疗以及抗EGFR再挑战治疗。同时靶向MAPK级联反应内的多个节点，可以预防由继发性突变驱动的信号通路再激活，这种方法被称为垂直通路抑制。本综述强调克服治疗耐药性需要采用多维度方法，将分子特征分析、合理的联合治疗方案与适应性治疗相结合。最后，这些进展进一步凸显了肿瘤学向精准治疗转变的趋势，即根据肿瘤的动态演化定制治疗方案，从而改善治疗应答与患者结局。
本期看点：
1. COMMIT Ⅲ期研究结果显示联合治疗组的PFS显著延长，同时ORR和12个月的DCR均优于单药免疫治疗，尽管≥3级不良反应有所增加，但整体安全性可控。该研究提示化疗联合抗VEGF治疗与免疫治疗具有协同增效作用，有望进一步优化dMMR/MSI-H mCRC患者的一线治疗策略并提升长期疾病控制获益。
2. CAIRO6研究针对可切除单纯腹膜转移结直肠癌患者比较了围手术期全身治疗联合CRS-HIPEC与单纯CRS-HIPEC的疗效。结果显示围手术期全身治疗虽然延长了PFS和DFS，但未能显著改善OS获益，同时增加了治疗相关毒性及术后并发症发生风险。该研究提示，围手术期全身治疗不应作为所有可切除腹膜转移患者的标准策略，未来仍需进一步筛选能够从强化治疗中获益的优势人群。
3. FIND研究对比了ctDNA甲基化动态监测与标准影像学随访策略。结果提示，ctDNA指导监测可更早发现复发病灶，显著提高复发后接受根治性治疗及转移灶切除的比例，且复发患者转移负荷更低、可切除性更佳。该研究支持ctDNA甲基化监测在术后精准随访中的应用价值，为提升复发患者再次根治机会提供了新证据。
4. STELLAR研究5年随访结果显示，尽管两组DFS相近，但TNT方案显著改善5年OS获益，在高危患者中生存优势更为明显，此外接受TNT治疗后复发患者的复发后生存结局亦进一步改善。该研究支持短程放疗为基础的TNT作为局部进展期直肠癌的重要新辅助治疗策略，尤其适用于高复发风险人群。
5.一项综述系统总结了西妥昔单抗和帕尼单抗耐药的主要分子机制，包括RAS/RAF/MAPK通路再激活、HER2扩增及MET旁路激活等，并梳理了近年来克服耐药的新型治疗策略，如垂直通路抑制、联合靶向治疗、液体活检指导治疗及抗EGFR再挑战等。文章强调基于肿瘤动态演化的精准分层和合理联合治疗是改善抗EGFR治疗获益、延缓耐药发生的重要方向，为mCRC精准治疗策略优化提供了重要参考。
1. Rocha Lima CMSP, et al. COMMIT: A Randomized Study of mFOLFOX6/Bevacizumab/Atezolizumab or Atezolizumab Alone as First-Line Treatment of Deficient DNA Mismatch Repair Metastatic Colorectal Cancer. J Clin Oncol. 2026 Jul 29:JCO2503052. doi: 10.1200/JCO-25-03052. Epub ahead of print. PMID: 42525921; PMCID: PMC13459625.
2. Rovers KP, et al. Perioperative systemic therapy versus surgery alone for resectable colorectal peritoneal-only metastases (CAIRO6): a randomised, open-label, phase 3 trial. Lancet Oncol. 2026 Jul;27(7):849-863. doi: 10.1016/S1470-2045(26)00085-9. PMID: 42372745.
3. Mo S, et al. Dynamic Circulating Tumor DNA Methylation Monitoring Guiding Postoperative Surveillance in Nonmetastatic Colorectal Cancer: A Prospective, Randomized, Phase III FIND Trial. J Clin Oncol. 2026 Jul 29:JCO2503009. doi: 10.1200/JCO-25-03009. Epub ahead of print. PMID: 42525894.
4. Tang Y, et al. Five-Year Outcomes of Short-Term Radiotherapy Plus Chemotherapy Versus Long-Term Chemoradiotherapy for Locally Advanced Rectal Cancer: Updated Results of the STELLAR Trial. J Clin Oncol. 2026 Jul 27:JCO2502387. doi: 10.1200/JCO-25-02387. Epub ahead of print. PMID: 42507974.
5. Henrykowska G, et al. Overcoming Resistance to Anti-EGFR Therapies: Mechanisms of Cetuximab and Panitumumab Resistance and Emerging Combination Strategies. Pharmaceuticals (Basel). 2026 Jul 3;19(7):1041. doi: 10.3390/ph19071041. PMID: 42515723; PMCID: PMC13415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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