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世界肺癌大会（WCLC）将于当地时间9月12日至15日在韩国首尔召开。作为肺癌领域重要的国际学术盛会，WCLC汇聚全球肺癌筛查、诊断、分期及治疗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与前沿成果。本届大会MO01专题“Reprogramming the Battlefield: Immune Niches, Molecular Switches, and Emerging Therapies in Lung Cancer”聚焦肺癌发生发展及治疗过程中肿瘤微环境、分子调控机制与治疗脆弱性的动态变化，多项口头报告将围绕肺癌癌前病变干预、免疫微环境与免疫治疗耐药、靶向治疗耐药及组织学转化、新型治疗策略与生物标志物探索等方向展开。【肿瘤资讯】特此整理该专题重要研究，以飨读者。
MO01.01IL-1β驱动的炎症网络揭示肺癌癌前病变的阶段特异性治疗脆弱性，并为早期干预提供依据
英文标题
MO01.01 IL-1β-Driven Inflammatory Networks Define Stage-Specific Vulnerabilities and Inform Lung Precancer Interception
讲者Jianjun Zhang
背景
随着肺癌筛查日益普及，以及因不同临床指征开展的诊断性CT检查不断增加，不确定性肺结节（IPNs）的检出率明显升高。持续存在或逐渐增大的肺结节，尤其是以磨玻璃影为主的病灶，可能代表肺腺癌（LUAD）癌前病变。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此类癌前病变的分子改变相对简单，提示在其进展为浸润性肺癌之前可能存在早期干预窗口。然而，目前仍缺乏有效的LUAD癌前病变干预策略。
近期研究提示，肿瘤微环境、炎症信号等非遗传因素可能参与LUAD早期演进。本研究旨在识别LUAD癌前病变发生及进展过程中具有干预潜力的分子改变，并据此探索相应的早期干预策略。
方法
研究对500余份覆盖LUAD完整演进过程的人体样本进行整合多组学分析，包括正常肺组织、非典型腺瘤样增生（AAH）、原位腺癌（AIS）、微浸润性腺癌（MIA）和浸润性肺腺癌（IAC）。分析方法包括全外显子组测序、全基因组测序、RNA测序、单细胞RNA测序（scRNA-seq）和空间转录组学（ST）。
研究进一步利用scRNA-seq和ST，并结合基因工程小鼠模型及致癌物诱导的LUAD癌前病变模型开展功能干预实验，对关键发现进行验证和机制研究。此外，研究开展了一项单臂Ⅱ期临床试验Can-Prevent-Lung（NCT04789681），评估IL-1β抑制剂卡那单抗用于持续存在的高风险、推测为癌前病变的IPNs患者的疗效。
结果
基因组分析显示，随着LUAD演进，基因组改变逐步累积。但全基因组加倍、端粒缩短等主要结构异常仅在MIA和IAC阶段显著富集，提示肿瘤微环境相关因素可能参与癌前病变的发生和进展。
免疫特征分析显示，在早期阶段即出现细胞毒性T细胞减少、T细胞耗竭增加，以及表达IL-1β的单核细胞来源巨噬细胞积聚。空间转录组分析进一步发现，IL-1β信号网络（IL-1βnets）的空间组织模式随病理阶段发生变化：在AAH中，IL-1β/IL-1受体（IL-1R）相互作用涉及上皮细胞；而在IAC中，这种相互作用主要集中于成纤维细胞和内皮细胞。
在Can-Prevent-Lung研究中，15例患者中有10例在接受卡那单抗治疗后高风险IPNs出现退缩，整体安全性良好。相关分析显示，患者外周血细胞毒性免疫应答增强，同时髓系细胞生成发生改变。
小鼠模型研究进一步发现，IL-1β抑制的作用具有明显的阶段依赖性：在癌前阶段，抑制IL-1β可激活细胞毒性T细胞并抑制肿瘤形成；进入浸润性IAC阶段后，则未再观察到相同的抑瘤作用。空间分析显示，这种治疗应答差异与IL-1β信号网络的动态重塑有关：在癌前阶段，IL-1β阻断主要破坏与上皮细胞相关的网络，而在浸润阶段则主要作用于与成纤维细胞相关的IL-1β网络。
结论
IL-1β驱动的炎症及空间信号网络在LUAD癌前病变演进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并可能构成癌前干预的治疗脆弱点。然而，浸润性LUAD具有不同的IL-1β网络结构，可能与其对IL-1β靶向治疗的抵抗有关。
本研究为IL-1β阻断用于LUAD癌前病变干预提供了临床概念验证证据，同时提示肺癌的生物学特征及治疗脆弱性具有阶段特异性，为根据疾病阶段制定不同的肺癌预防和治疗策略提供了依据。
MO01.02 SPP1⁺巨噬细胞生态位揭示与NSCLC新辅助免疫治疗应答相关的NK细胞状态差异
英文标题
MO01.02 SPP1⁺ Macrophage Niches Define Divergent NK Cell States Associated With Response to Neoadjuvant Immunotherapy in NSCLC
讲者Zhenshan Zhang
背景
NSCLC对免疫治疗的原发性耐药常表现为“免疫冷”表型，并伴有先天免疫激活不足。自然杀伤（NK）细胞在启动抗肿瘤免疫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但耐药肿瘤中具有功能活性的NK细胞亚群及其调控机制仍未完全明确。
方法
研究对接受新辅助治疗的NSCLC患者配对肿瘤样本进行单细胞RNA测序和空间转录组整合分析，并根据是否达到主要病理缓解（MPR）进行分层。
机制研究包括HUWE1和YES1功能干预、泛素化及蛋白稳定性实验和免疫印迹分析。在免疫抑制条件下，通过细胞毒性、细胞因子及代谢实验评价NK细胞功能。研究还通过免疫荧光和空间分析评估NK细胞定位及SPP1富集生态位，并构建引入YES1稳定化设计的CAR-NK平台，以探索其潜在转化价值。
结果
在接受新辅助治疗的NSCLC患者中，研究发现了一类独特的YES1⁺ NK细胞亚群。该亚群在达到MPR的肿瘤中明显富集，比例约为28%～32%，而在无应答患者中约为8%～12%，提示NK细胞状态与治疗应答相关。
单细胞及空间分析显示，该亚群具有更强的细胞毒性、炎症信号活性、黏附及细胞骨架相关程序，并具有更好的代谢适应能力，表现出较为持久的效应功能。
机制研究发现，E3泛素连接酶HUWE1可通过泛素化介导YES1降解。HUWE1过表达可增加YES1泛素化并降低其稳定性，而敲低HUWE1则可恢复YES1水平。HUWE1-YES1调控异常同时与NK细胞代谢稳态、细胞骨架组织及效应功能受损相关。
空间分析显示，SPP1在残余肿瘤区域富集，主要来源于肿瘤细胞和M2型巨噬细胞，并形成与NK细胞浸润减少和功能下降相关的免疫抑制性生态位。在共培养实验中，外源性SPP1使NK细胞毒性下降约30%～40%，提示SPP1可直接抑制NK细胞功能。SPP1富集环境还与YES1稳定性下降相关，从而将肿瘤微环境中的免疫抑制与细胞内泛素调控联系起来。
基于上述机制，研究进一步发现，引入YES1稳定化设计的CAR-NK细胞在免疫抑制环境中可提高NK细胞的持续性和细胞毒作用，幅度约为1.6～2.0倍。
结论
研究提示，SPP1相关免疫抑制生态位与HUWE1-YES1轴共同参与新辅助治疗NSCLC中NK细胞功能障碍及原发性免疫治疗耐药。
上述结果揭示了肿瘤微环境抑制与细胞内泛素调控之间的潜在联系，并为同时干预肿瘤微环境和细胞内信号调控的治疗策略提供了研究依据。
MO01.03 新型SFRP2/PD-L1双特异性抗体增强放射免疫治疗的远隔效应
英文标题
MO01.03 A Novel De Novo Engineered SFRP2/PDL1 Bispecific Antibody Boosts the Abscopal Effect of Radioimmunotherapy
讲者张艳培
背景
放射免疫治疗的远隔效应是指照射野之外的肿瘤也出现缩小，具有潜在治疗价值，但在临床中较为少见。研究团队此前发现，在肿瘤相关成纤维细胞中从基因层面去除分泌型卷曲相关蛋白2（SFRP2），可有效促进远隔效应。然而，目前仍缺乏能够高效靶向SFRP2且具有临床转化潜力的干预手段。
方法
研究采用哺乳动物表达系统制备SFRP2抗原蛋白并免疫小鼠，获取脾细胞后通过BTX电融合技术制备杂交瘤，并在HAT培养基中筛选阳性克隆。建立稳定细胞系后制备SFRP2单克隆抗体（mAb），并在双侧LLC1-sgLkb1小鼠肺癌模型中进行验证。随后，研究基于PD-L1单克隆抗体10F.9G2的氨基酸序列，利用Knobs-into-holes（KIH）技术构建SFRP2/PD-L1双特异性抗体（bsAb）。通过ELISA验证其对两个靶点的结合能力，并在体内联合放疗评价其治疗作用。
结果
研究团队既往发现，SFRP2可通过促进血管生成及M2型巨噬细胞极化形成血管周围免疫生态位，从而限制CD8⁺ T细胞浸润及远隔效应。本研究中，新构建的SFRP2单抗与放射免疫治疗联合后，可诱导未照射肿瘤退缩；清除CD8⁺ T细胞后，这一作用被逆转。SFRP2/PD-L1双特异性抗体对两个靶点均表现出较高亲和力。体内实验显示，放疗联合该双抗可显著抑制照射部位和远隔部位的肿瘤生长。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未照射肿瘤，放疗联合该双抗的控制效果优于放疗、PD-L1抑制剂和SFRP2单抗三联方案。
结论
本研究构建了一种新型SFRP2/PD-L1双特异性抗体，并在临床前模型中显示出增强放射免疫治疗远隔效应的作用，为肺癌放射免疫联合治疗提供了一种潜在的新策略。
MO01.04肺靶向mRNA-LNP递送SOX2 bioPROTAC：用于LUAD、LUSC和SCLC单药及联合治疗的综合策略
英文标题
MO01.04 Lung-Targeted mRNA-LNP Delivery of SOX2 Bioprotac: A Comprehensive Strategy for LUAD, LUSC, and SCLC in Monotherapy and Combination Settings
讲者Jaehyun Choi
背景
SOX2是多能性转录因子之一，在肿瘤发生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多项研究发现，SOX2在卵巢癌、食管癌及头颈部肿瘤等多种恶性肿瘤中高表达，并与不良预后相关。在肺癌中，SOX2在不同组织学亚型中的作用已有较充分研究。SOX2在鳞状分化和神经内分泌转化过程中发挥关键谱系癌基因作用，同时也是维持肿瘤干细胞（CSCs）的重要因子，可参与肿瘤进展及治疗失败。此外，SOX2还可促进免疫抑制细胞向肿瘤微环境募集，并通过促进上皮-间质转化（EMT）参与脑转移形成。因此，SOX2被认为是具有潜力的肺癌治疗靶点。但SOX2属于传统上较难直接靶向的转录因子。本研究评估了一种潜在同类首创的SOX2降解剂——SOX2 bioPROTAC的抗肿瘤活性。
方法
SOX2 bioPROTAC由高亲和力SOX2纳米抗体和经改造的E3连接酶组成。后者删除了天然底物结合结构域，以实现对SOX2蛋白的高度选择性降解。由于SOX2位于细胞内，研究采用mRNA-脂质纳米颗粒（mRNA-LNP）系统进行递送。体外实验通过Western blot检测SOX2降解，并采用活细胞成像评估肿瘤细胞生长。研究同时采用RT-qPCR分析标准治疗耐药相关的分子机制，并在包括肺原位模型在内的多种组织学类型肺癌动物模型中评价体内疗效。
结果
在多种肿瘤细胞系中，SOX2 bioPROTAC的半数降解浓度（DC₅₀）达到皮摩尔水平。该降解过程依赖泛素-蛋白酶体系统，同时需要有效的靶蛋白结合和E3连接酶活性。
研究发现，多种化疗耐药肿瘤细胞系存在SOX2高表达，SOX2 bioPROTAC与化疗联合可产生协同作用。在化疗耐药PDX模型中，两者联合同样显示出协同抑制肿瘤生长的作用。在ICI难治性LUSC模型中，SOX2 bioPROTAC通过重塑肿瘤微环境进一步增强抗肿瘤作用，为其与ICI联合提供了研究依据。值得注意的是，在EGFR突变LUAD细胞系中，多种EGFR靶向治疗均可诱导SOX2水平升高，其升高幅度高于TROP2、HER2和MET等目前正在开发用于联合治疗或克服耐药的ADC靶点。
在EGFR突变LUAD模型中，奥希替尼单药治疗后出现肿瘤复发，而联合SOX2 bioPROTAC后可阻止复发，并在该模型中实现肿瘤干细胞的完全清除。
最后，研究采用肺靶向LNP构建了可供进一步开发的候选制剂，并在LUAD和SCLC原位模型中经静脉给药后观察到较强的抗肿瘤活性。
结论
该bioPROTAC平台为靶向传统上被认为“不可成药”的SOX2提供了一种新的技术路径。SOX2 bioPROTAC通过多种机制显示出抗肿瘤活性，提示其具有作为肺癌单药或联合治疗候选策略进一步开发的潜力。
MO01.05抑制mSWI/SNF复合物通过干预上皮-间质转化提高KRAS突变肺癌对靶向治疗的敏感性
英文标题
MO01.05 mSWI/SNF Complex Inhibition Sensitizes KRAS-Mutant Lung Cancers to Targeted Therapies via Epithelial-Mesenchymal Subversion
讲者William Feng, Ph.D.
背景
针对KRAS突变NSCLC的靶向治疗已显示出积极的临床疗效，但肿瘤缓解不完全以及耐药不可避免地出现，仍是重要临床挑战。本研究发现，mSWI/SNF染色质重塑复合物可能是KRAS G12C肺癌中上皮-间质转化（EMT）介导KRAS抑制剂疗效受限及耐药的重要调控因素。
方法
研究采用CUT&RUN、ATAC-seq和RNA-seq等多组学技术，解析KRAS突变肺癌中mSWI/SNF相关表观遗传特征，并研究其在获得KRAS靶向治疗耐药过程中的作用。同时，研究在患者来源类器官（PDO）和患者来源异种移植（PDX）模型中，评价联合靶向KRAS和mSWI/SNF的治疗效果。
结果
临床级SMARCA4/2抑制剂FHD-286通过重塑mSWI/SNF的染色质定位及活性，并调节上皮相关转录程序和细胞状态，可减弱药物敏感模型中EMT介导的获得性耐药，同时使药物难治模型重新获得治疗敏感性。mSWI/SNF抑制剂与KRAS抑制剂联合，还可提高非G12C型KRAS突变NSCLC细胞对泛RAS抑制剂及G12D特异性抑制剂的敏感性。此外，在G12C抑制剂敏感和耐药的PDO模型以及体内PDX模型中，FHD-286联合索托拉西布均显示出较强的抗肿瘤活性。
结论
研究提示，抑制mSWI/SNF可能成为提高KRAS抑制剂疗效、延长缓解持续时间并减少耐药发生的一种潜在联合治疗策略。
MO01.06 多组学空间分析揭示EGFR突变肺腺癌治疗耐药及组织学转化过程中的免疫抑制
英文标题
MO01.06 Multiomic Spatial Analysis Reveals Immunosuppression During Therapy Resistance and Histological Transformation in EGFR-mutant LUAD
讲者Triparna Sen, PhD
背景
EGFR突变肺腺癌（LUAD）向小细胞肺癌（SCLC）发生组织学转化是一种已知的耐药机制，约见于14%的耐药病例，并与不良预后和治疗选择有限相关。因此，明确驱动EGFR突变LUAD谱系可塑性的生物学机制具有重要意义。既往研究显示，多种基因组和表观遗传改变在小细胞样神经内分泌（NE）状态形成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但这些改变与免疫微环境之间如何相互影响仍不清楚，也限制了这一人群中新型免疫治疗策略的探索。
方法
研究通过比较不同组织学类型的样本，描绘LUAD向SCLC转化过程中肿瘤微环境（TME）的演变，包括初诊LUAD（n=10）、初诊SCLC（n=15）以及SCLC转化相关样本（n=12）。后者包括11例EGFR突变LUAD/SCLC混合组织学病例和1例转化前LUAD样本。此外，研究纳入初诊肺鳞癌（LUSC，n=11）及LUSC转化相关样本（n=11）作为对照，以解析LUAD向LUSC转化的生物学程序。所有样本均接受RNA测序、DNA甲基化分析和全外显子组测序。研究还对EGFR突变患者转化前后的配对样本开展空间蛋白组学（ORION，n=4）和空间转录组学（XENIUM，n=6）分析。
结果
差异基因表达和通路分析显示，在LUAD向SCLC和LUSC转化过程中，G2M、E2F和MYC靶基因均出现上调，其中SCLC转化中的上调出现得更早。
与LUSC转化相比，SCLC转化过程中免疫相关通路的下调出现得更早，涉及范围更广、程度也更加明显。对可能驱动这些信号变化的表观遗传调控因子进行分析发现，EZH2可能是SCLC转化的核心调控因子，而TP63和FOXA1转录因子则主要参与LUSC转化程序。
空间蛋白组和空间转录组分析进一步显示，与基线样本相比，SCLC转化样本中的免疫相关程序减弱，免疫抑制性细胞亚群比例升高，同时神经内分泌特征增强。进一步的细胞亚群分析显示，转化后样本中促肿瘤型巨噬细胞和耗竭T细胞比例更高。
结论
研究结果提示，与LUAD向LUSC转化相比，LUAD向SCLC转化伴随更广泛的转录重编程。与SCLC组织学转化相关的转录因子特征可能通过抑制免疫相关通路，进一步重塑免疫细胞组成并形成“免疫冷”肿瘤微环境，从而可能有利于维持转化后肿瘤的侵袭性表型。
MO01.07磨玻璃影来源类器官揭示THBS2⁺ CAFs在早期肺腺癌中的促侵袭作用
英文标题
MO01.07 Organoids From Ground-Glass Opacity Reveal a PRO-Invasive Role of THBS2⁺ CAFs in Early-Stage Lung Adenocarcinoma
讲者Yin Li, Dr.
背景
目前已有的类器官生物库主要来源于中晚期肿瘤。随着早期肺癌病灶，尤其是磨玻璃影（GGO）越来越多地被发现并获得组织样本，建立相应的早期肺癌研究模型成为可能。然而，目前尚缺乏以GGO为基础建立的早期肺癌类器官生物库。
方法
研究从手术切除标本中收集GGO组织和实性结节，采用添加生长因子的无血清培养基建立患者来源类器官（PDO），并通过组织病理学和基因组分析对其进行鉴定。研究进一步开展整合转录组分析，以识别早期肺癌进展过程中的关键调控因子。同时分离癌相关成纤维细胞（CAFs），并与PDO进行共培养，以评价其对肿瘤侵袭的影响。
结果
80份样本中有56份成功建立PDO，成功率为70%，其中24份来源于GGO。与实性结节来源PDO相比，GGO来源PDO从初代培养至首次传代所需时间更长，但能够稳定传代和冻存。PDO较好保留了对应肿瘤组织的组织病理学特征、致癌驱动突变、突变特征以及药物反应，但连续传代过程中也可出现部分基因组改变。
转录组分析发现，血小板反应蛋白2（THBS2）是早期肺癌进展中的一个关键候选分子。THBS2表达从正常肺组织到GGO再到实性结节逐步升高，并与较差预后相关。单细胞分析显示，THBS2主要由一类特定的CAF亚群表达。共培养实验进一步显示，THBS2⁺ CAFs可增强PDO的侵袭能力，而敲低THBS2后这一作用被逆转。
结论
研究建立了以GGO为基础的早期肺癌PDO生物库，并发现THBS2⁺ CAFs在促进肿瘤侵袭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上述结果同时提示，PDO可作为研究早期肺癌发生发展及探索早期干预策略的有价值临床前模型。
MO01.08 局部晚期NSCLC中肠道微生物组多样性与生存及免疫相关毒性的关联
英文标题
MO01.08 Association of Gut Microbiome Diversity With Survival and Immune-Related Toxicity in Locally Advanced NSCLC
讲者Ana San Martín Doblado
背景
肠道微生物组能够调节免疫系统，并可能影响肿瘤免疫治疗疗效，但目前可靠的微生物组相关生存预测生物标志物仍较为有限。本研究旨在分析NADIM II研究（NCT03838159）中局部晚期NSCLC患者的肠道微生物组特征，并探索其与生存结局及治疗相关毒性的关系。NADIM II是一项多中心随机Ⅱ期研究，在可切除ⅢA～ⅢB期NSCLC患者中比较围手术期纳武利尤单抗联合含铂化疗与单纯化疗，既往结果显示试验组的病理缓解和生存结局有所改善。
方法
研究在基线及新辅助治疗后采集80例患者的粪便样本。基线时，试验组和对照组分别有55例和25例患者可获得样本。治疗后样本仅来自试验组39例患者，其中38例具有配对的基线样本。研究采用QIAamp PowerFecal Pro试剂盒提取DNA，使用Illumina DNA Prep试剂盒建立鸟枪法宏基因组测序文库，并在NextSeq 2000平台进行测序。生物信息学分析采用KneadData和MetaPhlAn 4完成。研究评估微生物组多样性，包括Simpson指数、Shannon指数、物种丰富度和Pielou均匀度，并分析其与18个月PFS状态、24个月OS状态以及新辅助治疗期间免疫相关性结肠炎的关系。
结果
基线时，男性患者的α多样性呈较高趋势（P=0.082），年龄>70岁患者同样呈较高趋势（P=0.052）；治疗后，年龄较大的患者仍表现出显著更高的微生物多样性（P=0.008）。
在试验组中，新辅助治疗前后α多样性未发生显著变化。在单纯化疗对照组中，较高的基线微生物多样性和物种丰富度分别与更好的PFS相关（P=0.036和P=0.006），较高的物种丰富度还与更长OS相关（P=0.048）。这些相关性在化疗联合免疫治疗组中未被观察到，提示在化疗联合免疫治疗背景下，治疗本身诱导的免疫激活可能使微生物组相关效应不再明显。在试验组中，不同PFS和OS结局患者的基线β多样性存在显著差异（P分别为0.042和0.011）；新辅助治疗后，这些差异不再存在。对照组中，不同PFS结局患者的基线β多样性同样存在显著差异（P=0.003），OS方面则呈差异趋势。
纵向分析显示，在发生免疫相关性结肠炎且具有配对粪便样本的5例患者中，微生物多样性显著下降（P=0.029），主要由均匀度降低所致（P=0.018），提示肠道菌群组成趋于失衡。
结论
研究结果提示，肠道微生物组可能参与局部晚期NSCLC患者的免疫调节。在化疗联合免疫治疗组中，α多样性与生存结局之间未观察到明显相关性，提示治疗诱导的免疫激活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微生物组相关因素对结局的影响。
此外，微生物多样性下降及菌群失衡与免疫相关毒性相关。上述结果支持进一步探索通过调节肠道微生物组改善NSCLC治疗的可能性。
MO01.09 NSCLC合并软脑膜转移患者的脑脊液生物标志物特征分析
英文标题
MO01.09 Cerebrospinal Fluid Biomarker Profiling in Patients With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and Leptomeningeal Disease
讲者Mark Jeng, MD, PhD
背景
软脑膜转移（LMD）在癌基因驱动型NSCLC患者中较为常见，并与较差生存相关。目前，脑脊液（CSF）细胞学检查仍是评估LMD的标准方法，但其敏感性有限，且无法对疾病负荷进行定量。包括循环肿瘤细胞（CTCs）在内的新型CSF生物标志物能否进一步改善LMD的疾病评估，目前仍未完全明确。
方法
研究回顾性分析了2015年1月1日至2025年11月5日期间，在Memorial Sloan Kettering Cancer Center使用CellSearch平台接受CSF CTC检测的NSCLC合并LMD患者的临床及基因组数据。时间事件分析以LMD诊断时或诊断后首次CSF CTC阳性检测（≥3个细胞/3 mL）为起点。研究采用递归分割分析确定最佳CTC界值，并通过纵向CTC数据与总生存期（OS）的联合建模，分析随时间变化的CTC水平与死亡风险之间的关系。下一代测序采用MSK-IMPACT平台完成。
结果
共纳入148例NSCLC合并LMD患者，其中72%（n=105）为女性，53%（n=78）从不吸烟，92%（n=136）携带致癌驱动基因改变，其中最常见的是EGFR突变，占60%（n=89）。
20例患者（14%）在确诊转移性疾病时同步诊断LMD，80例（54%）既往接受过>2线治疗。中位随访时间为21.6个月（95% CI：16.2～37.9）。与基线CSF CTC计数较低者（≤90个/3 mL，n=66）相比，基线CSF CTC计数较高者（>90个/3 mL，n=82）的中位OS更短，分别为6.6个月和10.2个月（HR=1.90，95% CI：1.24～2.81；P=0.002）。
在纵向CSF样本的联合模型分析中，CTC计数每增加10个，死亡风险增加10%（HR=1.10，95% CI：1.05～1.15）。在接受质子颅脊照射且具有连续CSF评估结果的患者中（n=34），71%的患者CTC水平下降，中位最大下降幅度为108个CTC（范围13～200个）；但仅12%（n=4）的患者实现CSF细胞学转阴。在EGFR突变NSCLC患者中，与基线CTC计数较低组（≤90个/3 mL，n=23）相比，基线CTC计数较高组（>90个/3 mL，n=24）的CSF基因组分析显示，TP53（P=1.559×10^-3）和MTAP（P=8.31×10^-3）改变更为常见，而MDM2改变频率较低（P=0.05）。
结论
无论基线水平还是随时间变化，较高的CSF CTC负荷均与NSCLC合并LMD患者较差的生存结局相关。CSF CTC检测可提供一种定量评估疾病负荷的方法，并有望作为传统CSF细胞学检查的补充手段。
苏公网安备32059002004080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