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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细胞淋巴瘤（MCL）生物学异质性突出，临床决策高度依赖风险分层。长期以来，大剂量阿糖胞苷诱导序贯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ASCT）是年轻初治MCL患者的标准一线巩固方案。随着BTK抑制剂（BTKi）的广泛应用，ASCT的适应症边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2026年欧洲血液学会（EHA）年会上题为 Do we need autologous transplant in MCL? 的辩论环节，进一步引发了全球学界对靶向时代移植价值的广泛讨论。为同步国际前沿循证证据，结合中国临床实践探索最优路径， 2026年7月13日，“MCLub国际交流会” 以线上形式成功举办。
本次会议由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学研究所）易树华教授 担任大会主席，特邀 德国慕尼黑大学附属LMU医院Martin Dreyling教授 担任主讲嘉宾，来自全国多家中心的六位血液肿瘤领域专家组成研讨团，围绕核心议题展开深度交流，为临床实践提供兼具国际视野与本土适应性的学术参考。
大咖开篇：共启MCL移植定位思辨
易树华教授
易树华教授在开场致辞中表示，Martin Dreyling教授作为欧洲MCL协作组协调人、德国淋巴瘤联盟主席，其团队牵头的TRIANGLE研究是近年来深刻改变MCL全球治疗格局的里程碑式研究。本次会议聚焦一线ASCT临床定位这一全球共同关注的核心议题，期待通过中欧专家的深度对话，厘清靶向时代的治疗选择逻辑，为中国MCL患者带来更优化的诊疗方案。
国际视野：Dreyling教授系统解析欧洲MCL治疗理念
在易树华教授的主持下，Dreyling教授以 《欧洲MCL治疗理念：自体移植是否仍属必需？》 为题，系统阐述了欧洲学界对一线ASCT价值的重新评估与临床路径演变。
Martin Dreyling 教授
Dreyling教授开篇即指出，讨论移植价值的前提是建立精准的生物学风险分层体系。 Ki-67增殖指数、p53异常、母细胞样/多形性形态是三大核心高危因素 ，其中Ki-67可部分替代主观性较强的病理形态判断，是临床最具可操作性的分层指标。
回顾化疗时代，含大剂量阿糖胞苷的诱导方案序贯ASCT曾长期占据年轻患者的标准治疗地位。真正彻底重塑治疗格局的是Ⅲ期TRIANGLE研究。该研究采用1:1:1设计，对比传统化疗+移植、化疗+BTKi+移植、化疗+BTKi无移植三组方案，长期随访结果显示， 两个含BTKi的实验组在无失败生存（FFS）和总生存（OS）上均显著优于传统移植对照组，而无移植组疗效不劣于含移植组，甚至数值更优 。亚组分析进一步明确， 占绝大多数的Ki-67<50%标准风险患者中，ASCT未带来额外获益，仅Ki-67≥50%的高危亚组仍具讨论价值 。维持治疗方面， 利妥昔单抗联合BTKi的双药维持可显著改善PFS，2年固定疗程为当前标准选择 ，但三药叠加的血液学毒性和感染风险亦需个体化权衡。
基于上述证据， 欧洲MCL的一线移植适应症正在逐层收窄 。仅按生物学分层时，约四分之三为标准风险、四分之一为高危；加入微小残留病（MRD）状态筛选后，MRD阴性者占97%，仅3%需考虑移植；综合体力状态后，最终仅约2%的患者真正需要一线ASCT。Dreyling教授坦言，其所在中心近两年已无MCL患者接受一线ASCT。与此同时， 省略ASCT后整体治疗强度明显降低，因此一线BTKi联合方案的适用年龄上限已从传统移植时代的65岁拓宽至70岁 ，更多老年fit患者可耐受该类治疗。
面向未来，无化疗三药方案是重要探索方向。TrAVeRse、BOVen、ViPOR、GLOVe等多项研究均展现出可观前景，欧洲MCL网络2026年研究管线覆盖各年龄段人群，其中CARMAN研究正在高危人群中头对头比较免疫化疗与CAR-T细胞一线治疗的价值。整体而言， MCL治疗正快速从化疗时代迈向靶向与免疫治疗时代，一线移植的“必需性”已大幅下降，仅保留给少数生物学高危患者个体化讨论 。
专家思辨：聚焦临床实操痛点与中国实践
专家研讨环节由易树华教授主持，六位中国专家结合各自中心的临床实践与困惑，与Dreyling教授展开多维度对话。
01
MRD指导治疗决策与无化疗方案前景探讨
卢菲教授
移植后患者如何通过MRD状态平衡长期疾病控制与治疗相关毒性？
Martin Dreyling 教授
MRD检测的临床价值高度依赖检测方法 。 流式细胞术 因利妥昔单抗导致的B细胞清除而灵敏度受限，临床常规应用存在局限； 特异性引物 或 二代测序（NGS） 在临床试验中被证实为最强预后因子，但尚未广泛进入常规临床实践。
值得注意的是， MRD阴性并不等于治愈，MCL患者仍可能出现远期复发 。TRIANGLE研究中所有患者均在2年维持治疗后停药，多数患者仍维持长期缓解，且 复发后再次使用BTKi仍有效 。一个有悖常理的发现是，利妥昔单抗维持获益最大的人群反而是诱导后MRD阴性的患者，提示 仅靠MRD状态简单升降阶治疗可能并不充分 。
卢菲教授
在以靶向治疗为主的无化疗时代，化疗和移植能否被完全取代？
Martin Dreyling 教授
标准风险患者有望全面进入无化疗时代；但对于Ki-67高的高危患者，单纯CD20单抗联合BTKi仍不够，英国研究数据显示化疗在此类患者中仍具优势。 三药无化疗方案（BTKi+BCL2i+CD20单抗）可能成为标准风险人群的未来标准 ，但高危人群的最佳方案仍需随机研究验证。
02
表观遗传分层、TP53突变一线策略与
复发治疗 强度
王晓雪教授
表观遗传异常能否用于MCL风险分层？
Martin Dreyling 教授
表观遗传学是新兴研究领域，其调控机制复杂且涉及多基因，目前尚不足以指导临床常规决策，仍需更多转化研究。
王晓雪教授
TP53突变的年轻高危患者一线最优策略是ASCT还是CAR-T细胞治疗？
Martin Dreyling 教授
TRIANGLE研究中ASCT对TP53人群确有一定获益，但这与美国“完全不用化疗”的观点存在差异。他个人认为， 移植决策主要取决于Ki-67水平而非TP53状态本身——Ki-67约30%的TP53患者可不考虑移植，而Ki-67达60%者则应充分讨论 。CAR-T细胞治疗能否克服TP53的不良预后目前尚无定论，不同研究结论不一，需等待CARMAN等随机研究结果。
王晓雪教授
双特异性抗体联合下一代BTKi是否足以应对复发高危患者？
Martin Dreyling 教授
双特异性抗体在BTKi失败后疗效优于现有其他方案，但其最佳应用时机可能更早。 BTKi联合双特异性抗体是具有潜力的组合，前者可改善后者的耐受性，标准风险复发患者可优先考虑 ；但Ki-67较高的高危复发患者仍需谨慎评估。
03
MRD检测可及性与大剂量阿糖胞苷的去留问题
邓丽娟教授
在缺乏NGS深度检测、仅能开展流式的情况下，如何准确识别低风险患者？
Martin Dreyling 教授
即使在欧洲，NGS-MRD也并非全部纳入常规报销。 流式检测虽灵敏度有限，但仍可识别强阳性病例，在随访监测中具有一定实用价值 。意大利和丹麦的研究数据显示， 流式监测发现MRD转阳时，提前干预（如利妥昔单抗±BTKi）可使患者重新转阴 ，这一应用场景不依赖超高灵敏度检测。
邓丽娟教授
BTKi时代是否可以去除大剂量阿糖胞苷（HD-AraC）以降低毒性？
Martin Dreyling 教授
单纯提高阿糖胞苷剂量并不能解决高危患者的问题，必须联合烷化剂才能起效。DHAP方案的主要毒性来自顺铂的肾损伤，改用奥沙利铂可显著改善耐受性。 至于BTKi时代能否完全去掉阿糖胞苷，目前尚无定论 ，正是欧洲学界正在讨论的问题，需通过随机研究回答。
04
MRD阳性移植获益比例与老年患者治疗策略
刘景华教授
诱导后MRD阳性患者接受ASCT，仍有多大比例无法从中获益？
Martin Dreyling 教授
EA4151研究中MRD阳性人群的详细数据尚未完全公布。从原理上分析， 若常规剂量化疗已无法清除肿瘤、患者仍MRD阳性，单纯提高化疗剂量的移植巩固未必能带来额外获益 ，这一问题仍需更多数据支持。
刘景华教授
老年不耐受大剂量化疗的患者应如何选择治疗方案？
Martin Dreyling 教授
TP53突变者必须加用BTKi，这是目前唯一已知可克服p53异常的药物 ； 高增殖（高Ki-67）者仍需联合化疗，苯达莫司汀强度不足，更推荐CHOP样方案联合BTKi ； 标准风险老年患者BR+BTKi是合理选择，但需注意苯达莫司汀的累积骨髓毒性 ，建议减量且仅用4个周期而非6周期。
05
TP53突变复发治疗路径与CAR-T细胞一线
应用价值
邢立杰教授
TP53突变复发患者可否采用双特异性抗体序贯CAR-T细胞治疗的策略？
Martin Dreyling 教授
完全认同双特异性抗体桥接CAR-T细胞的治疗思路 ，这一模式在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DLBCL）中已成为德国标准治疗。MCL因发病率低、经验相对较少，但从原理上完全合理。欧洲目前因双特异性抗体尚未获批上市， 临床实践中暂未广泛开展，但其作为一种有效策略值得探索 。
邢立杰教授
CAR-T细胞是否可前移至TP53突变患者的一线治疗？
Martin Dreyling 教授
欧洲MCL网络正在开展相关随机研究。个人认为， CAR-T细胞对TP53突变患者非常值得探索 ，但高增殖患者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在疾病快速进展前完成CAR-T细胞制备与回输，因此越早干预越好。
06
BOVen方案后移植巩固与靶向维持的选择
徐婷教授
经BOVen三药无化疗方案获得缓解后，应选择ASCT巩固后BTKi维持，还是直接持续靶向维持直至进展？
Martin Dreyling 教授
对于TP53突变但Ki-67不高的患者，BOVen方案本身已是美国标准治疗，耐受性良好且可获得持续缓解 。他个人 不推荐在此类患者中追加ASCT ，原因在于ASCT的前提是肿瘤对化疗敏感，而BOVen方案通过靶向机制起效，无法推断患者对大剂量化疗同样敏感；且已知TP53突变患者移植后长期生存并不理想，徒增毒性并无明确获益。
维持治疗方面 更倾向于对TP53突变患者采用持续靶向维持 ，这与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CLL）的治疗逻辑一致——p53突变作为显性负性突变，持续抑制可更好地控制疾病。 具体维持方案可根据患者耐受性个体化选择，年轻患者耐受性好，可持续BTKi治疗并间断联合利妥昔单抗 。
07
维持治疗强度权衡与高危定义的中国经验
易树华教授
易树华教授最后补充了两点临床思考。其一， 关于维持治疗强 度 ，双药维持虽有OS获益证据，但需结合患者耐受性个体化取舍—— 老年或体弱患者可降阶为BTKi单药，甚至从单药起始、逐步加量 ，避免一开始就因联合治疗的血液学毒性导致治疗中断。
其二， 关于高危定义，中国临床实践中除TP53异常外，还将CDKN2A缺失、Ki-67>50%、母细胞样/多形性形态以及一线治疗后6个月内早期复发均纳入高危范畴 。Dreyling教授对此表示完全认同，特别指出早期复发（POD24以内）是最强的预后因素之一，甚至超过生物学风险因素的预测价值，此类患者应积极考虑CAR-T细胞等更强效的治疗手段。
易树华教授还分享了其中心正在开展的三药无化疗方案（奥妥珠单抗+泽布替尼+来那度胺）研究者发起的临床研究（IIT）进展，以及高危患者一线CAR-T细胞的探索实践，体现了中国血液学界在无化疗方向的主动探索。
总结：分层施治为纲，循证证据为据，共推MCL诊疗精准化
易树华教授
会议最后，易树华教授在总结发言中表示，本次会议通过中欧专家的深度交流，系统梳理了靶向时代MCL一线ASCT的定位变迁，明确了生物学风险分层在治疗决策中的核心地位。中国MCL诊疗正处于与国际前沿同步快速发展的阶段，BTKi联合方案的广泛应用、无化疗方案的本土探索、CAR-T细胞等免疫治疗的前移探索，都在持续丰富临床治疗选择。期待未来进一步深化国际合作，积累更多中国人群数据，共同推动MCL精准诊疗水平的持续提升。
排版编辑：wangr
责任编辑：gra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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